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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決定命運的步驟是在阿卡迪亞會議上形成的。在這次會議上，羅斯福總統的“偉大計劃”，實際上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幻夢，而它取代了理應制定的大戰略政策。然而說來也奇怪，大約就在同時，耶魯大學的一位教授尼古拉斯·I·斯巴克曼，卻就政策應該是怎樣的問題，作出了精闢的分析。
他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要有實際性，那麼它的基礎就不能是夢想中的世界，而應該是根據權力政治的現實國家關係。”他認為，美國的政策應有兩個目標，一個是在新世界中起主導作用，另一個是在舊世界中維持權力平衡。鑑於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岸的權力平衡都已經被破壞，美國戰爭的目標就是要恢復這種權力平衡。關於這一點，他寫道，不要要求把德國和日本完全毀掉，免得為俄國控制歐洲和遠東開了方便之門。他說：“一個從烏拉爾山到北海的俄國，井不比一個從北海到烏拉爾山的德國會好到那裡去。”這一理論，同樣可以用於遠東。他還寫過：“必須消除日本再度征服亞洲的危險，但是這並非必不可免地消滅日本的軍事實力，而把太平洋交給中國或俄國去控制。” [ 作者註：《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美國與權力平衡》，（1942年版），第446、460頁。 ]
英國也有兩個具有決定意義的錯誤：一是時機，二是目標。這一次，又是劍橋大學的教授赫伯特·巴特費爾德對這兩個錯誤作了透徹的分析。
他寫道：“對於一種理論來說，如果歷史上曾有一個非常好的先例，那麼，這個理論可以算是古代外交傳統的精華……如果有兩個對立的大國對歐洲大陸的現存秩序都構成了威脅，而且你又不願意他們之中有哪一個被擊倒，那麼，在他們進行搏鬥時，你必須仔細地選擇時機，再出面干涉，並且要明白，你的干涉僅僅是為了挽救兩個國家中那個也許要被摧毀的國家。這是因為，只有在歐洲大陸上同時保存兩個這樣的大國，整個世界才能獲得安寧。但是，如果你出於為正義而戰，決心要消滅其中的一個國家，那麼，你就必須用你的血汗和財力，去幫助另外一個國家發展成為前所未有的‘怪物’，這樣，在下一階段，你也必然會自食惡果。換句話說，如果你想用總體戰爭的方法來掃清這個侵略性的世界（即為正義而戰）。那麼，這種政策，就象是抱薪救火，甚至是一種沒有實用價值的政治。” [ 作者註：《基督教與歷史》，（ 1950年版），第141頁。 ]
如果那些政治家也象這些教授一樣，深知戰爭是政治的工具，那麼，我們今天就可能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裡了。
第十四章 和平問題
J. F. C. 富勒 [英國]
[出自《戰爭指導》]
一、 回顧
二、 核能對於戰爭的影響
三、 政策與冷戰
四、 第三次世界大戰
五、 技術對社會生活的影響
一、 回顧
在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果之前，我們如能首先回顧一下這個時代的某些突出特徵，那麼對於集中讀者的思想，也許能有一定的幫助。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新型文明的出現。這是盧梭的“全體意志”觀念與瓦特蒸汽機所產生的能力交配而成的混血兒。它的制度還是因襲古老的農業化社會的秩序，而它的活力卻摸索著向新興的工業化社會秩序前進。這兩種制度之間的拉力，造成了猛烈的振盪。在國家內部，它們引起了社會動亂，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則增加了敵意。早在拿破崙戰爭時期，我們已可看到這種新型文明的萌芽。於是，也就出現了兩種絕對性的理論，來對它的前途進行論斷。一種是克勞塞維茨所提倡的戰爭理論，另一種是馬克思所提倡的經濟理論。他們兩個人都是烏托邦主義者。雖然他們的前提都是正確的，但其結論卻都是錯誤的。克勞塞維茨堅持認為，“戰爭是政治的工具”這一原則，是所有軍事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條原則。但是，他又堅決地認為：要徹底地把敵人打倒，以破壞大戰略的目標。然而，大戰略的目標是要求有利的和平，並不是要把對方完全殲滅。對它來說，倒是要消除或減少戰爭的起因。馬克思認為。由於人類是使用工具的動物，所以他所製造的工具必然要影響社會的進化和社會所要採取的形式。馬克思的這一觀點是很正確的，可是他卻從這一觀點中到出了錯誤的結論。他認為，社會的形式只有通過階級鬥爭的手段才能改變。克勞塞維茨沒有認為和平是戰爭的最終目標；而馬克思則不懂得，在蒸汽時代中，最後的經濟和社會目標是通過進化來創造工業化社會，而不能用革命的程序，因為僱主（老闆和經理等等）和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是一種相互補充的關係，而不是敵對的力量，就象男性和女性的關係一樣。克勞塞維茨和馬克思都太注重暴力了，而暴力只能起強制作用，並不能產生創造作用。
工業文明所引起的第一個戰爭是美國內戰。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的起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屬於經濟的。而它的發展過程，則顯示了軍事對於工業的依賴性正在日益增加。同時，道德開始衰退，因為不斷前進的唯物主義是非道德的，它沖開了舊文化的紐帶，拆散了舊文化的維繫力。戰爭開始成為城市與農村之間、工廠和種植園之間的競爭，而其結果表明，大企業是優勝者。
他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要有實際性，那麼它的基礎就不能是夢想中的世界，而應該是根據權力政治的現實國家關係。”他認為，美國的政策應有兩個目標，一個是在新世界中起主導作用，另一個是在舊世界中維持權力平衡。鑑於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岸的權力平衡都已經被破壞，美國戰爭的目標就是要恢復這種權力平衡。關於這一點，他寫道，不要要求把德國和日本完全毀掉，免得為俄國控制歐洲和遠東開了方便之門。他說：“一個從烏拉爾山到北海的俄國，井不比一個從北海到烏拉爾山的德國會好到那裡去。”這一理論，同樣可以用於遠東。他還寫過：“必須消除日本再度征服亞洲的危險，但是這並非必不可免地消滅日本的軍事實力，而把太平洋交給中國或俄國去控制。” [ 作者註：《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美國與權力平衡》，（1942年版），第446、460頁。 ]
英國也有兩個具有決定意義的錯誤：一是時機，二是目標。這一次，又是劍橋大學的教授赫伯特·巴特費爾德對這兩個錯誤作了透徹的分析。
他寫道：“對於一種理論來說，如果歷史上曾有一個非常好的先例，那麼，這個理論可以算是古代外交傳統的精華……如果有兩個對立的大國對歐洲大陸的現存秩序都構成了威脅，而且你又不願意他們之中有哪一個被擊倒，那麼，在他們進行搏鬥時，你必須仔細地選擇時機，再出面干涉，並且要明白，你的干涉僅僅是為了挽救兩個國家中那個也許要被摧毀的國家。這是因為，只有在歐洲大陸上同時保存兩個這樣的大國，整個世界才能獲得安寧。但是，如果你出於為正義而戰，決心要消滅其中的一個國家，那麼，你就必須用你的血汗和財力，去幫助另外一個國家發展成為前所未有的‘怪物’，這樣，在下一階段，你也必然會自食惡果。換句話說，如果你想用總體戰爭的方法來掃清這個侵略性的世界（即為正義而戰）。那麼，這種政策，就象是抱薪救火，甚至是一種沒有實用價值的政治。” [ 作者註：《基督教與歷史》，（ 1950年版），第141頁。 ]
如果那些政治家也象這些教授一樣，深知戰爭是政治的工具，那麼，我們今天就可能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裡了。
第十四章 和平問題
J. F. C. 富勒 [英國]
[出自《戰爭指導》]
一、 回顧
二、 核能對於戰爭的影響
三、 政策與冷戰
四、 第三次世界大戰
五、 技術對社會生活的影響
一、 回顧
在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果之前，我們如能首先回顧一下這個時代的某些突出特徵，那麼對於集中讀者的思想，也許能有一定的幫助。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新型文明的出現。這是盧梭的“全體意志”觀念與瓦特蒸汽機所產生的能力交配而成的混血兒。它的制度還是因襲古老的農業化社會的秩序，而它的活力卻摸索著向新興的工業化社會秩序前進。這兩種制度之間的拉力，造成了猛烈的振盪。在國家內部，它們引起了社會動亂，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則增加了敵意。早在拿破崙戰爭時期，我們已可看到這種新型文明的萌芽。於是，也就出現了兩種絕對性的理論，來對它的前途進行論斷。一種是克勞塞維茨所提倡的戰爭理論，另一種是馬克思所提倡的經濟理論。他們兩個人都是烏托邦主義者。雖然他們的前提都是正確的，但其結論卻都是錯誤的。克勞塞維茨堅持認為，“戰爭是政治的工具”這一原則，是所有軍事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條原則。但是，他又堅決地認為：要徹底地把敵人打倒，以破壞大戰略的目標。然而，大戰略的目標是要求有利的和平，並不是要把對方完全殲滅。對它來說，倒是要消除或減少戰爭的起因。馬克思認為。由於人類是使用工具的動物，所以他所製造的工具必然要影響社會的進化和社會所要採取的形式。馬克思的這一觀點是很正確的，可是他卻從這一觀點中到出了錯誤的結論。他認為，社會的形式只有通過階級鬥爭的手段才能改變。克勞塞維茨沒有認為和平是戰爭的最終目標；而馬克思則不懂得，在蒸汽時代中，最後的經濟和社會目標是通過進化來創造工業化社會，而不能用革命的程序，因為僱主（老闆和經理等等）和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是一種相互補充的關係，而不是敵對的力量，就象男性和女性的關係一樣。克勞塞維茨和馬克思都太注重暴力了，而暴力只能起強制作用，並不能產生創造作用。
工業文明所引起的第一個戰爭是美國內戰。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的起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屬於經濟的。而它的發展過程，則顯示了軍事對於工業的依賴性正在日益增加。同時，道德開始衰退，因為不斷前進的唯物主義是非道德的，它沖開了舊文化的紐帶，拆散了舊文化的維繫力。戰爭開始成為城市與農村之間、工廠和種植園之間的競爭，而其結果表明，大企業是優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