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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消滅許多分散日軍的困難，避免使這些日軍因失去天皇的控制而自由行動，同盟國與8月11日作出答覆，回電指出：“自投降之時起，日本天皇和政府的國家統治權，應臣屬於聯軍的最高統帥。” [ 作者註：貝巴托著《日本的投降決定》，附錄F第245頁。 ] 14日，日本天皇接受了這個條件，於是立即停火。9月2曰，日本的代表簽署了降約。
史汀生對此事的評論是很有啟發性的。
他說：“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若不使用原子彈日本會不會投降，而在於是否有一種不同的外交和軍事路線能促成它早些投降。在這裡，情報的問題就變得非常重要了。從戰後的採訪中發現，在日本內閣中，有大部分人早在春季就願意接受最後的條件。美國政府對於這種一般的態度，也是早已知道的……所以，美國人如能早日明確表示願意保留天皇，那麼，提早結束戰爭是大有可能的。1945年5月間，格魯以及有關的人員就曾熱烈地提出過這個建議。” [ 作者註：《在和平與戰爭中服役》，第371-372頁。約瑟夫·O·格魯是代理國務卿。 ]
毫無疑問，如果不是堅持“無條件投降”的政策，不是在政治上和戰略上缺乏遠見，那麼，戰爭在1945年5月就能結束了。能在5月結束戰爭，那是很關鍵的一步。那樣，西方同盟國就可以在遠東贏得一種有利可圖的和平。如果戰爭在那時結束，俄國人就沒有可能加入戰爭，由於它的加入而產生的一切災難性後果也都可以避免。這樣一來，也就沒有必要投擲那兩顆原子彈。誠如漢森·W·鮑德溫所說：使用原子彈只有一個目的，“不是保護一種穩定的和平，而是加速勝利。” [ 作者註：《戰爭中的大錯誤》，（1950年版），第101頁。 ]
然而，原子彈的投放卻已成了事實，它給全人類帶來了恐怖和憂慮。人類的創造能力被轉變成災難的根源。工業革命在軍事上的表現終於進一步顯示出來了。應用爆炸形式的核能作為武器使人類戰爭中的戰術經歷著重大轉折——它使物質戰爭不再是一種有利的政治工具。
十一、 從勝利到失敗
第一次魁北克會議以後，邱吉爾越來越意識到，俄國對歐洲是—個威脅。但是，到了那時，由於美國的權力正在日益增長，再加上英國的經濟依賴著租借法案，邱吉爾不能不受到束縛。因此，到諾曼第登陸時，戰爭的指揮權幾乎完全落入了美國總統和他的參謀長聯席會議手中。最後，德國投降了。邱吉爾為此寫道：“照我看來，蘇聯的威脅已經取代了納粹的地位。……我已經感覺到，蘇俄帝國主義的巨大陰影正向那些孤弱的國家壓過來。” [ 作者註：《第一次世界大戰》．第6卷第495-406頁。 ] 四天之後，即1945年5月12日，他給杜魯門總統發去一份電報，說：
“我極為關注歐洲的局勢……俄國的情況怎麼樣？……一層鐵幕垂在他的防線上。我們不知道鐵幕後面在幹什麼。看來毫無疑問的是，呂貝克——的里雅斯特——科孚線以東的全部地區，很快就會完全掌握在他們手中。……與此同時，我們人民的注意力還停留在如何懲治德國的問題上。實際上，德國已成為一塊裸露的廢墟。如果俄國人要選擇這條路到達北海和大西樣海岸，那麼用不了多少時間，他們就會達到目的。……總之，在我們的實力還沒有消失以前，和俄國解決這個問題，照我看來，似乎是最重要而壓倒一切的。” [ 作者註：邱吉爾把它叫做“鐵幕電報”。並且說，“在我寫的所有關於這一問題的公開文件中，這一個最能代表我的判斷。”見《第二次世界大戰》），第6卷第498-499頁。 ]
關於這一點，他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卻忽視了自己對於造成這場悲劇所起的作用。當他單獨一人指導這場戰爭時，他曾宣布要以“不惜一切代價取得勝利”為目標。他要這樣做真是令人難以理解，因為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判斷曾是很高明的。
他在評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寫道：“政府和個人都按照這悲劇的韻律，搖搖晃晃地進入到無效的暴力之中，屠殺和破壞的規模日益增大，使人類社會所遭到的傷害，在一個世紀內都難以恢復。……勝利的代價是如此昂貴，以至於幾乎難和失敗相區別。它甚至連勝利者的安全都不能保證……這個以武力獲得的最圓滿的勝利，既不能解決歐洲問題，也不能消除再產生戰爭的危險。” [ 作者註：《191年的世界危機》，（1923年版），第17-18頁。 ]
既然勝利是不惜一切代價而贏得的，那麼問題就是如何阻止“蘇俄帝國主義的廣泛影響”。但是，美國人卻無意去阻止它。拼命進行戰爭和毀滅德國的意願，本是羅斯福時代的特徵，而到了杜魯門執政時期，這個意願又被帶入和平之中。為了不得罪公眾輿論，它卻沒有考慮未來。繼續控制美國政策的，不是政治家的才能．而是軍國主義的作風。
這與1870年的俾斯麥相比是多麼不同。那一年9月，普魯士的《民族日報》對於給予被俘的法國皇帝以周到的禮遇表示不滿。於是，俾斯麥說道：
“群眾的感情，公眾的輿論，往往都是採取那樣一種路線。人民總是堅持主張在國家與國家的衝突中，征服者應該審判被征服者，並根據手中的道德法律，對他們進行應有的懲治……這是一種極不合理的要求。懲罰與復仇和政策是毫無關係的。決不能把政策與公眾的懲罰衝動混為一談，也不能只想著行使法官的職權……在上面提到的事情中，我們應該研究的問題是：一個有用的拿破崙和一個無用的拿破崙，這兩者哪一個對我們更有用呢？總有一天他會重新崛起，這決不是不可能的。” [ 作者註：莫里茨·布希：《我們的前首相》，（1884年英文版），第1卷第98-99頁。 ]
史汀生對此事的評論是很有啟發性的。
他說：“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若不使用原子彈日本會不會投降，而在於是否有一種不同的外交和軍事路線能促成它早些投降。在這裡，情報的問題就變得非常重要了。從戰後的採訪中發現，在日本內閣中，有大部分人早在春季就願意接受最後的條件。美國政府對於這種一般的態度，也是早已知道的……所以，美國人如能早日明確表示願意保留天皇，那麼，提早結束戰爭是大有可能的。1945年5月間，格魯以及有關的人員就曾熱烈地提出過這個建議。” [ 作者註：《在和平與戰爭中服役》，第371-372頁。約瑟夫·O·格魯是代理國務卿。 ]
毫無疑問，如果不是堅持“無條件投降”的政策，不是在政治上和戰略上缺乏遠見，那麼，戰爭在1945年5月就能結束了。能在5月結束戰爭，那是很關鍵的一步。那樣，西方同盟國就可以在遠東贏得一種有利可圖的和平。如果戰爭在那時結束，俄國人就沒有可能加入戰爭，由於它的加入而產生的一切災難性後果也都可以避免。這樣一來，也就沒有必要投擲那兩顆原子彈。誠如漢森·W·鮑德溫所說：使用原子彈只有一個目的，“不是保護一種穩定的和平，而是加速勝利。” [ 作者註：《戰爭中的大錯誤》，（1950年版），第101頁。 ]
然而，原子彈的投放卻已成了事實，它給全人類帶來了恐怖和憂慮。人類的創造能力被轉變成災難的根源。工業革命在軍事上的表現終於進一步顯示出來了。應用爆炸形式的核能作為武器使人類戰爭中的戰術經歷著重大轉折——它使物質戰爭不再是一種有利的政治工具。
十一、 從勝利到失敗
第一次魁北克會議以後，邱吉爾越來越意識到，俄國對歐洲是—個威脅。但是，到了那時，由於美國的權力正在日益增長，再加上英國的經濟依賴著租借法案，邱吉爾不能不受到束縛。因此，到諾曼第登陸時，戰爭的指揮權幾乎完全落入了美國總統和他的參謀長聯席會議手中。最後，德國投降了。邱吉爾為此寫道：“照我看來，蘇聯的威脅已經取代了納粹的地位。……我已經感覺到，蘇俄帝國主義的巨大陰影正向那些孤弱的國家壓過來。” [ 作者註：《第一次世界大戰》．第6卷第495-406頁。 ] 四天之後，即1945年5月12日，他給杜魯門總統發去一份電報，說：
“我極為關注歐洲的局勢……俄國的情況怎麼樣？……一層鐵幕垂在他的防線上。我們不知道鐵幕後面在幹什麼。看來毫無疑問的是，呂貝克——的里雅斯特——科孚線以東的全部地區，很快就會完全掌握在他們手中。……與此同時，我們人民的注意力還停留在如何懲治德國的問題上。實際上，德國已成為一塊裸露的廢墟。如果俄國人要選擇這條路到達北海和大西樣海岸，那麼用不了多少時間，他們就會達到目的。……總之，在我們的實力還沒有消失以前，和俄國解決這個問題，照我看來，似乎是最重要而壓倒一切的。” [ 作者註：邱吉爾把它叫做“鐵幕電報”。並且說，“在我寫的所有關於這一問題的公開文件中，這一個最能代表我的判斷。”見《第二次世界大戰》），第6卷第498-499頁。 ]
關於這一點，他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卻忽視了自己對於造成這場悲劇所起的作用。當他單獨一人指導這場戰爭時，他曾宣布要以“不惜一切代價取得勝利”為目標。他要這樣做真是令人難以理解，因為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判斷曾是很高明的。
他在評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寫道：“政府和個人都按照這悲劇的韻律，搖搖晃晃地進入到無效的暴力之中，屠殺和破壞的規模日益增大，使人類社會所遭到的傷害，在一個世紀內都難以恢復。……勝利的代價是如此昂貴，以至於幾乎難和失敗相區別。它甚至連勝利者的安全都不能保證……這個以武力獲得的最圓滿的勝利，既不能解決歐洲問題，也不能消除再產生戰爭的危險。” [ 作者註：《191年的世界危機》，（1923年版），第17-18頁。 ]
既然勝利是不惜一切代價而贏得的，那麼問題就是如何阻止“蘇俄帝國主義的廣泛影響”。但是，美國人卻無意去阻止它。拼命進行戰爭和毀滅德國的意願，本是羅斯福時代的特徵，而到了杜魯門執政時期，這個意願又被帶入和平之中。為了不得罪公眾輿論，它卻沒有考慮未來。繼續控制美國政策的，不是政治家的才能．而是軍國主義的作風。
這與1870年的俾斯麥相比是多麼不同。那一年9月，普魯士的《民族日報》對於給予被俘的法國皇帝以周到的禮遇表示不滿。於是，俾斯麥說道：
“群眾的感情，公眾的輿論，往往都是採取那樣一種路線。人民總是堅持主張在國家與國家的衝突中，征服者應該審判被征服者，並根據手中的道德法律，對他們進行應有的懲治……這是一種極不合理的要求。懲罰與復仇和政策是毫無關係的。決不能把政策與公眾的懲罰衝動混為一談，也不能只想著行使法官的職權……在上面提到的事情中，我們應該研究的問題是：一個有用的拿破崙和一個無用的拿破崙，這兩者哪一個對我們更有用呢？總有一天他會重新崛起，這決不是不可能的。” [ 作者註：莫里茨·布希：《我們的前首相》，（1884年英文版），第1卷第98-9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