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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瀨島知道這個回答的分量,沉默良久以後一字一句地說:“身為大本營參謀,本不應該回答這個問題,但是事關重大,只說一下個人看法:本土決戰有地利之便,但也就是拖延時日,絕無取勝可能。一旦本土決戰失敗,國家和萬世一體的皇室將不復存在。”

  迫水下了結論:“就是說一定要在美軍或蘇軍在本土登陸之前結束戰爭。”

  瀨島的這個結論,給了岡田等元老們聯合當時的鈴木貫太郎首相說服天皇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最大理由。迫水在1976年的一次證言中說:“我認為瀨島在結束戰爭的問題上發揮了很大作用”。

  雖然當時沒有人知道瀨島龍三對迫水透露了本土決戰必敗的信息,但由於瀨島龍三和岡田等人的親戚關係加上瀨島龍三老和“轉進”工作纏不清楚,讓人聽到“瀨島”就想起“失敗”,既恨和尚,殃及袈裟,幾件事加在一塊瀨島龍三這就去了滿洲。

  1945年7月10日,瀨島龍三坐飛機離開了已經被美軍炸成了一片焦土的東京,經過漢城到新京(長春)的關東軍總司令部赴任,8月8日,由大約五十個狙擊師,五十二個航空師,三十個坦克旅組成的一百三十萬蘇聯紅軍在五千架作戰飛機,三千輛坦克裝甲車在支援下越過了國境向關東軍發動了全面進攻。

  關東軍對蘇聯紅軍的攻擊不覺得意外,尤其是瀨島龍三。1945年1月,作為秘密外交信使,瀨島龍三以“瀨越良三”的化名乘坐西伯利亞鐵路去往莫斯科時親眼看到風塵僕僕,硝煙未退的蘇軍西線部隊在大舉東運,其目的當然絕對不是去西伯利亞旅遊。

  但是關東軍沒有對策,當時關東軍有兵員75萬,24個師團,但大部分是在1944年下半年以後新組建的菜鳥師團。對整個關東軍戰鬥能力的樂觀估計是還相當於太平洋戰爭開戰前的三分之一,悲觀的估計就是最多能堅持一個星期了。

  蘇軍的進攻在正東面,正北面和正西面同時開展,坦克在飛機和重炮和火箭炮火力掩護下在前面開路,跟在後面的是機械化步兵,在平原地帶進展尤為神速,讓日軍目瞪口呆。過了兩天大本營才醒過神來,發了一道命令把朝鮮軍編入關東軍,說關東軍不但要守住滿洲,還要守住朝鮮。於是關東軍總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和總參謀長秦彥三郎中將在8月12日帶了關東軍總司令部的人就到了朝鮮邊境的通化,就準備在那兒全體玉碎了。

  8月15日中午,昭和天皇發表關於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玉音放送”,日本無條件投降。雖然少壯派參謀軍官還在繼續慷慨陳詞要“死戰到底”以外,大多數人都知道投降是唯一的出路了。

  問題是怎麼聯繫上蘇軍還是個問題,蘇軍根本不管什麼投降,還在全線進攻。在東京養病中的關東軍副參謀長松村知勝少將去找大本營要求幫忙和蘇軍聯繫投降事宜。得到的回答是:“關東軍自己和蘇聯軍去聯繫”,也就是說你們自生自滅去吧,沒人管關東軍了。

  秦彥三郎只好在17日自己去哈爾濱面見蘇聯總領事請求幫忙斡旋。18日早上蘇聯總領事通知日軍哈爾濱特務機關蘇軍將在當天下午派出飛機到哈爾濱來接關東軍代表團。秦彥三郎帶領了野原博起,大前正俞和瀨島龍三這三名中佐參謀從長春立即飛往哈爾濱。等在哈爾濱機場的蘇軍一開口就是:“土居明夫中將來沒有來?”

  土居明夫是原哈爾濱特務機關機關長,當時已經調任第13軍參謀長,後來和辻政信一起在南京國防部做過顧問的。得知土居已經調走的消息,蘇軍當場就拿下了來機場迎接秦彥三郎的哈爾濱特務機關新任機關長秋草俊少將,給了秦彥三郎一個下馬威。

  秦參謀長一行在沒有了機關長的哈爾濱特務機關住了一個晚上,又帶了駐哈爾濱總領事宮川舟夫作為顧問,19日一大早坐上蘇軍的美制DC-3型軍用運輸機一直往東飛越牡丹江和綏芬河以後在興凱湖邊上的賈力科沃去見華西里列夫斯基元帥。蘇聯方面一開始是準備只和秦彥三郎一個人談判,後來在秦彥三郎的再三堅持下,答應了帶一名參謀(瀨島龍三)和一名翻譯(宮川舟夫)參加談判。

  這一場談判就談出了一個千古之謎。之後蘇聯公然違反關於遣返戰俘的波茨坦宣言的第九條和不迫使戰俘服苦役的海牙協定,將60萬被俘的關東軍官兵押往西伯利亞服苦役,其中有一成以上的六萬多人死在了西伯利亞。

  蘇聯人為什麼要這麼做到現在還是個謎。蘇聯解體以後有關這方面的文件也沒有解密,有關當事人都是忌諱莫深。華西里列夫斯基元帥的回憶錄里詳細說明了對日作戰的經過和日軍投降的經緯,但接下來對投降日軍的處理就一句未提。

  其實在被蘇聯拘留過的西伯利亞歸還者之中有一種說法,他們是作為國家賠償,被日本送給蘇聯人的,就是說責任在日本而不在蘇聯。這種說法的根據是1945年7月日本外務省起草的《對蘇和平交涉之要綱(案)》。

  在現在已經知道內容了的這個共分四條的方案中,第三條的“陸海軍軍備”中明確寫道:“海外軍隊就地復員,努力使其回國。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也同意若干部隊的現地殘留”;第四條的“賠償及其他”中更是寫明了:“同意作為賠償而提供一部分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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