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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春天，他開槍打死哥萊特·雅格伯·霍伯後不久，他去夏洛觀光。
這是一個暖暖的4月天的下午，他在柏油馬路上走著，在去血湖的路上。剛剛長出的嫩草還是黃綠色，沿著下坡長到湖邊。清澈的湖水已經浸沒了草坡，小草往下長，往下長，仿佛鋪滿了湖底。
格雷厄姆知道在1862年4月那裡發生過什麼。
他坐到草地上。隔著長褲能感覺到草地的潮氣。
一輛旅遊車從他前面開過。車過之後，他看見路上有東西在動。原來是車輪把一隻小蛇的背軋折了。它在柏油馬路上扭曲著形成無數的數字“8”，有時是它黑色的背，有時是它白色的腹部。
有關夏洛的沉重的回憶讓他渾身發冷，儘管他還在溫和的4月的陽光下微微出汗。
他站起身走出草地，屁股後面留下濕濕的印記。他有些頭暈。蛇的頭尾縮成了一團。他站在它旁邊，拾起它的已經發乾的尾尖。用一個很帥的動作啪的讓它斷成了兩截，仿佛他手中拿的是條皮鞭。
蛇的腦漿濺到了池塘里。一條鯿魚遊了過去。
他覺得夏洛有鬼魂出沒，覺得它美麗的風景變得邪惡而兇殘，像當年戰場上飛揚的戰旗。
現在，在夜晚的夢境和記憶之間，他明白了，夏洛並不邪惡;而是漠不關心。風光秀麗的夏洛是可以見證任何事物的。她無可匹敵的美麗正突出了大自然的中立，那綠色的機器。夏洛的可愛正反襯出而且嘲笑著我們的苦難。
格雷厄姆甦醒過來，注視著沒有思想的鐘。可他無法停止他的思緒：
在綠色的機器中沒有仁慈;是我們臆造了仁慈，把它創造在機器的零件里，而這些零件已經超出了我們通過自然進化的爬行動物的大腦所能容納的範圍。
正如世上本沒有謀殺，是我們創造了謀殺，而它只在我們中間才有意義。
格雷厄姆很清楚自己具備所有進行謀殺的要素;也許也包括仁慈的要素。
他了解謀殺的過程，了解得超常地透徹，透徹得讓人不舒服。在我們人類的身體中，在生活在文明社會的人們的頭腦中，有形形色色的邪念以及我們對這些邪念的天生的認知。格雷厄姆想知道，我們竭力控制的這些邪念以及這些認知是否像被軀體抵禦在外的沒有活動能力的病毒一樣作用於我們周圍。
他想知道那些不可告人的欲望是否像病毒一樣造就了它們的疫苗和抗體。
是的，他一直以來對夏洛的想法是錯的。夏洛沒有鬼神出沒——是人們自己在裝神弄鬼。
夏洛其實毫不在意。
而我用心地去感知智慧，也去感知瘋狂與邪惡;
我知道那些同樣是精神的苦悶。
——傳道書
一個生命攸關的採訪的前言
我想告訴大家我第一次遇到漢尼拔·萊克特的經歷。
那是在1979年的秋天，我因為家人生病而回到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家中並在那裡待了十八個月。在那裡我繼續寫《紅龍》。與我同住里奇村的鄰居好心地讓我借宿在他的一間放獵槍的裝備庫里。那房子在一片棉花地中央，我就在那裡寫作，經常到深夜。
寫小說就要從你看到的事情開始，然後加上之前和之後發生的事情。就在這裡，密西西比的里奇村，在極其有限的條件下，我可以看到聯邦調查員威爾·格雷厄姆在遇害者的家中——在所有人被謀殺了的房間裡——看遇害者的家庭自製影片。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兇犯是誰，或者之後會是什麼結果。我與威爾一起在毫無線索的情況下走遍了受害者的屋子和作案現場，我看到的比他能看到的不多也不少。
有時候我會在屋裡留著燈，走到曠野中去散步。當我遠遠地從田地中回頭望房子的時候，它看上去仿佛是汪洋大海中的一葉小舟，而我則被汪洋所淹沒。
我很快地同一群半野生的狗認識了。它們在曠野中自由地遊蕩，而且集體行動。它們中有一些與農場的家庭混得半熟，但是大部分時間它們都只能自己獵食養活自己。在寒冷的冬天，土地都凍得硬邦邦的，它們很難覓到食。我就買狗糧餵它們。很快它們的食量就長到了每星期五十磅狗糧。我走到哪裡它們都跟到哪裡，一大幫成群結隊的——有高大的，也有矮小的，有相對比較友善的，也有兇悍不讓碰的。晚上它們和我一起在田野里走。我雖然看不到它們，卻能感覺到它們都在我身邊，它們在黑暗裡呼吸，噴鼻息。我在小屋裡寫作的時候，它們就在門廊前面等著，每當滿月的時候它們就會唱歌。
夜晚最黑暗的時候我站在小屋前荒蕪的曠野里，我的心仍然困惑著，四周只有我呼吸的聲音，眼前仍然留著檯燈的光與形。我試圖想像在作案現場到底發生了什麼。在我可視的昏暗的狹小範圍內出現的只有蜃景和暗示，還有一個動物的視網膜反射著月光，偶爾發出耀眼的光。毫無疑問，肯定發生了一些事情。你必須理解當你寫小說的時候，你其實沒有編造任何事情。所有的都在那，你只不過需要去發現它們。
威爾·格雷厄姆不得不問別人一些事情，他需要幫助而且他知道該從哪裡獲得。在他允許自己思考去哪裡尋求幫助之前，他就知道他必須去那個地方。格雷厄姆在以前的一次辦案中受了重傷。我知道他非常不願意去與他掌握的最有用的人探討問題。在那段日子裡，我自己每天都在積累痛苦的記憶。在夜晚的寫作中，我對格雷厄姆很同情。
這是一個暖暖的4月天的下午，他在柏油馬路上走著，在去血湖的路上。剛剛長出的嫩草還是黃綠色，沿著下坡長到湖邊。清澈的湖水已經浸沒了草坡，小草往下長，往下長，仿佛鋪滿了湖底。
格雷厄姆知道在1862年4月那裡發生過什麼。
他坐到草地上。隔著長褲能感覺到草地的潮氣。
一輛旅遊車從他前面開過。車過之後，他看見路上有東西在動。原來是車輪把一隻小蛇的背軋折了。它在柏油馬路上扭曲著形成無數的數字“8”，有時是它黑色的背，有時是它白色的腹部。
有關夏洛的沉重的回憶讓他渾身發冷，儘管他還在溫和的4月的陽光下微微出汗。
他站起身走出草地，屁股後面留下濕濕的印記。他有些頭暈。蛇的頭尾縮成了一團。他站在它旁邊，拾起它的已經發乾的尾尖。用一個很帥的動作啪的讓它斷成了兩截，仿佛他手中拿的是條皮鞭。
蛇的腦漿濺到了池塘里。一條鯿魚遊了過去。
他覺得夏洛有鬼魂出沒，覺得它美麗的風景變得邪惡而兇殘，像當年戰場上飛揚的戰旗。
現在，在夜晚的夢境和記憶之間，他明白了，夏洛並不邪惡;而是漠不關心。風光秀麗的夏洛是可以見證任何事物的。她無可匹敵的美麗正突出了大自然的中立，那綠色的機器。夏洛的可愛正反襯出而且嘲笑著我們的苦難。
格雷厄姆甦醒過來，注視著沒有思想的鐘。可他無法停止他的思緒：
在綠色的機器中沒有仁慈;是我們臆造了仁慈，把它創造在機器的零件里，而這些零件已經超出了我們通過自然進化的爬行動物的大腦所能容納的範圍。
正如世上本沒有謀殺，是我們創造了謀殺，而它只在我們中間才有意義。
格雷厄姆很清楚自己具備所有進行謀殺的要素;也許也包括仁慈的要素。
他了解謀殺的過程，了解得超常地透徹，透徹得讓人不舒服。在我們人類的身體中，在生活在文明社會的人們的頭腦中，有形形色色的邪念以及我們對這些邪念的天生的認知。格雷厄姆想知道，我們竭力控制的這些邪念以及這些認知是否像被軀體抵禦在外的沒有活動能力的病毒一樣作用於我們周圍。
他想知道那些不可告人的欲望是否像病毒一樣造就了它們的疫苗和抗體。
是的，他一直以來對夏洛的想法是錯的。夏洛沒有鬼神出沒——是人們自己在裝神弄鬼。
夏洛其實毫不在意。
而我用心地去感知智慧，也去感知瘋狂與邪惡;
我知道那些同樣是精神的苦悶。
——傳道書
一個生命攸關的採訪的前言
我想告訴大家我第一次遇到漢尼拔·萊克特的經歷。
那是在1979年的秋天，我因為家人生病而回到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家中並在那裡待了十八個月。在那裡我繼續寫《紅龍》。與我同住里奇村的鄰居好心地讓我借宿在他的一間放獵槍的裝備庫里。那房子在一片棉花地中央，我就在那裡寫作，經常到深夜。
寫小說就要從你看到的事情開始，然後加上之前和之後發生的事情。就在這裡，密西西比的里奇村，在極其有限的條件下，我可以看到聯邦調查員威爾·格雷厄姆在遇害者的家中——在所有人被謀殺了的房間裡——看遇害者的家庭自製影片。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兇犯是誰，或者之後會是什麼結果。我與威爾一起在毫無線索的情況下走遍了受害者的屋子和作案現場，我看到的比他能看到的不多也不少。
有時候我會在屋裡留著燈，走到曠野中去散步。當我遠遠地從田地中回頭望房子的時候，它看上去仿佛是汪洋大海中的一葉小舟，而我則被汪洋所淹沒。
我很快地同一群半野生的狗認識了。它們在曠野中自由地遊蕩，而且集體行動。它們中有一些與農場的家庭混得半熟，但是大部分時間它們都只能自己獵食養活自己。在寒冷的冬天，土地都凍得硬邦邦的，它們很難覓到食。我就買狗糧餵它們。很快它們的食量就長到了每星期五十磅狗糧。我走到哪裡它們都跟到哪裡，一大幫成群結隊的——有高大的，也有矮小的，有相對比較友善的，也有兇悍不讓碰的。晚上它們和我一起在田野里走。我雖然看不到它們，卻能感覺到它們都在我身邊，它們在黑暗裡呼吸，噴鼻息。我在小屋裡寫作的時候，它們就在門廊前面等著，每當滿月的時候它們就會唱歌。
夜晚最黑暗的時候我站在小屋前荒蕪的曠野里，我的心仍然困惑著，四周只有我呼吸的聲音，眼前仍然留著檯燈的光與形。我試圖想像在作案現場到底發生了什麼。在我可視的昏暗的狹小範圍內出現的只有蜃景和暗示，還有一個動物的視網膜反射著月光，偶爾發出耀眼的光。毫無疑問，肯定發生了一些事情。你必須理解當你寫小說的時候，你其實沒有編造任何事情。所有的都在那，你只不過需要去發現它們。
威爾·格雷厄姆不得不問別人一些事情，他需要幫助而且他知道該從哪裡獲得。在他允許自己思考去哪裡尋求幫助之前，他就知道他必須去那個地方。格雷厄姆在以前的一次辦案中受了重傷。我知道他非常不願意去與他掌握的最有用的人探討問題。在那段日子裡，我自己每天都在積累痛苦的記憶。在夜晚的寫作中，我對格雷厄姆很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