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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次次試圖用放大鏡一寸一寸地在相片上辨認它的背景與拍攝時代。我的結論是：它就是在馬鬃山的碉堡山前拍攝的，他的後面，一遠一近就是追隨者或既是他自己的帳篷，背景則是馬鬃山低矮密集的丘陵。
我特別在意他腳下的地面，在反覆搜索後，我認定這個照片是在銘刻著“敦煌天傑”與“巴特爾”等文字的那片平攤拍下的。丹畢加參手持鋼槍，穩穩噹噹地站在遍布青黑色礫石的大地上。這時，要塞可能還沒有完工，但他已經在馬鬃上占山為王。
我記起，1927年年底斯文·赫定與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路經黑戈壁時，似乎在當地發現過銘志在大地上的“碑銘”。
果然，在赫定《亞洲腹地探險八年》中，找到了這樣的記載：1927年，考察團離開了樹葉落盡的額濟納河綠洲，試圖穿越黑戈壁，前往“新疆第一城”——哈密。1927年11月28日，路經了一個小小的綠洲，再踏上路途，路邊出現一條銘文，每個字有2米見方，是用黑色礫石鑲嵌在地面上的，看上去，大字似乎閃閃發光。西北科學考察團的中方團長徐炳昶教授，親自為赫定將這幾個字譯成法文（他們一路上就使用法文交流），大意是：“只要我們擰成一股勁，老天就會幫我們的忙。”
徐炳昶教授的《徐旭生西遊日記》中，有更準確的記載：
（1927年11月）二十八日，最低氣溫零下二十度，地面則止二十二度七。……道右山近，不高，路向西南行，似躲避此山。道左有遠山，頗多層疊，近山蒼鬱，遠山迷茫。十二點一刻，見道左地上鋪黑石作大字，往觀，則作扁狀，題曰“同心自佑”，上有一“獻”字，後題“魁順永”，大約系一生意字號，下列姓名甚多，內有一“雲貴”，大約亦系一人名。……時期為民國十六年八月廿一日。後尚題四句說“此條路徑，乏少人行；蘭稅逼迫，致使重登”。辭甚質俚，為過路商人所為。
一天行程之後，黑戈壁上又見到了新的銘文：
二十九日，醒甚早。最低溫度零下十七度。……入谷時，見地下去石作大字，“此地沒水，行人注意”。不久路離河身，愈不平，溪谷嶄岩，黑石童然。……今日所行，山陰多有積雪，白雪黑石，相映成趣。少息。聽說前路旁有字，往觀……
穿越黑戈壁(3)
兩天行程中，一共在路旁發現了三組銘文。第一組有時間，即1927年8月21日。這是在西北科學考察團路經之前三個月，由路經的商旅製作。但如果這個日期是陰曆，那這些字就是在不久之前留下的，想必他們與“魁順永”商號的駝隊，曾在額濟納相逢。
可見，在黑戈壁，在從內蒙古到新疆的古道上，確實早就存在這種利用黑色礫石在平坦大地上鑲嵌文字志感的方式。但是……
但是，在碉堡山出現的銘文，肯定與過往商旅無關。它不是在指路，也不是在祈求好運。這是它與其他銘文的不同之處。而然，在看到“敦煌天傑”時，我也不約而同地感覺那些青黑色的大字在閃閃發光。
選擇哪個地方建立“碑林”，難道就是出於這種考慮？
我零零星星地為關於黑戈壁的新書作著筆記。寫著寫著，我發覺自己逐漸接近了起點。只是……一次次拿起了“標準像”，我終於明白自己忽略了一個不能忽略的關鍵人物。
奧勃魯切夫在《中央亞細亞的荒漠》為黑喇嘛的為了一個“素描”像：
高高的額頭、不太突出的顴骨，幾乎成直線的兩隻眼睛，筆直的高鼻樑。
——這簡直就是那個黑喇嘛的副手札哈沁貝勒－貢布奧其爾的素描。在一些文獻中，曾經有過黑喇嘛並沒有被刺殺在馬鬃山的說法，另外也有黑喇嘛實際上是有個“替身”的說法流傳。
說他有替身，是因為他曾在同時出現在兩個不同地點。在此之外，我覺得不能忽略哈士綸《蒙古的人與神》的內容。哈士綸曾說：在他路徑黑戈壁時，蒙古根本不相信黑喇嘛被殺了的說法，理由之一是黑喇嘛的坐騎——著名的烏騅馬——當時不在馬圈之中，外蒙古來的人也沒有找到它。在烏魯木齊結識了從碉堡山最後的災難中生還的札哈沁貝勒，哈士綸聽札哈沁貝勒說：黑喇嘛一死，他就從馬廄中牽出那通體烏黑的、神駿的烏騅馬，並騎著它才逃出生天。他還沒忘記為烏騅馬背上黑喇嘛的“招牌”——據說是阿睦爾撒納生前使用過的銀馬鞍。可是……可是當時人都知道：這烏騅馬除了黑喇嘛自己任誰不服，誰也駕馭不了。那馬鞍就更別說了，它幾乎是黑喇嘛的“權杖”。
那麼……那麼下一個問題肯定是：這個“札哈沁貝勒”究竟是誰？
——札哈沁貝勒－貢布奧其爾，就是黑喇嘛的替身！
這樣就不能排除：在碉堡山被巴勒丹道爾吉刺死的，其實是札哈沁貝勒－貢布奧其爾，而與哈士綸在烏魯木齊結識的札哈沁貝勒，正是黑喇嘛本人。
什麼所謂自己是被黑喇嘛－丹畢加參施加“催眠術”；什麼自己在許多時候其實是在執行別人（黑喇嘛）的意志；什麼……這些託詞都落到了實處。
我特別在意他腳下的地面，在反覆搜索後，我認定這個照片是在銘刻著“敦煌天傑”與“巴特爾”等文字的那片平攤拍下的。丹畢加參手持鋼槍，穩穩噹噹地站在遍布青黑色礫石的大地上。這時，要塞可能還沒有完工，但他已經在馬鬃上占山為王。
我記起，1927年年底斯文·赫定與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路經黑戈壁時，似乎在當地發現過銘志在大地上的“碑銘”。
果然，在赫定《亞洲腹地探險八年》中，找到了這樣的記載：1927年，考察團離開了樹葉落盡的額濟納河綠洲，試圖穿越黑戈壁，前往“新疆第一城”——哈密。1927年11月28日，路經了一個小小的綠洲，再踏上路途，路邊出現一條銘文，每個字有2米見方，是用黑色礫石鑲嵌在地面上的，看上去，大字似乎閃閃發光。西北科學考察團的中方團長徐炳昶教授，親自為赫定將這幾個字譯成法文（他們一路上就使用法文交流），大意是：“只要我們擰成一股勁，老天就會幫我們的忙。”
徐炳昶教授的《徐旭生西遊日記》中，有更準確的記載：
（1927年11月）二十八日，最低氣溫零下二十度，地面則止二十二度七。……道右山近，不高，路向西南行，似躲避此山。道左有遠山，頗多層疊，近山蒼鬱，遠山迷茫。十二點一刻，見道左地上鋪黑石作大字，往觀，則作扁狀，題曰“同心自佑”，上有一“獻”字，後題“魁順永”，大約系一生意字號，下列姓名甚多，內有一“雲貴”，大約亦系一人名。……時期為民國十六年八月廿一日。後尚題四句說“此條路徑，乏少人行；蘭稅逼迫，致使重登”。辭甚質俚，為過路商人所為。
一天行程之後，黑戈壁上又見到了新的銘文：
二十九日，醒甚早。最低溫度零下十七度。……入谷時，見地下去石作大字，“此地沒水，行人注意”。不久路離河身，愈不平，溪谷嶄岩，黑石童然。……今日所行，山陰多有積雪，白雪黑石，相映成趣。少息。聽說前路旁有字，往觀……
穿越黑戈壁(3)
兩天行程中，一共在路旁發現了三組銘文。第一組有時間，即1927年8月21日。這是在西北科學考察團路經之前三個月，由路經的商旅製作。但如果這個日期是陰曆，那這些字就是在不久之前留下的，想必他們與“魁順永”商號的駝隊，曾在額濟納相逢。
可見，在黑戈壁，在從內蒙古到新疆的古道上，確實早就存在這種利用黑色礫石在平坦大地上鑲嵌文字志感的方式。但是……
但是，在碉堡山出現的銘文，肯定與過往商旅無關。它不是在指路，也不是在祈求好運。這是它與其他銘文的不同之處。而然，在看到“敦煌天傑”時，我也不約而同地感覺那些青黑色的大字在閃閃發光。
選擇哪個地方建立“碑林”，難道就是出於這種考慮？
我零零星星地為關於黑戈壁的新書作著筆記。寫著寫著，我發覺自己逐漸接近了起點。只是……一次次拿起了“標準像”，我終於明白自己忽略了一個不能忽略的關鍵人物。
奧勃魯切夫在《中央亞細亞的荒漠》為黑喇嘛的為了一個“素描”像：
高高的額頭、不太突出的顴骨，幾乎成直線的兩隻眼睛，筆直的高鼻樑。
——這簡直就是那個黑喇嘛的副手札哈沁貝勒－貢布奧其爾的素描。在一些文獻中，曾經有過黑喇嘛並沒有被刺殺在馬鬃山的說法，另外也有黑喇嘛實際上是有個“替身”的說法流傳。
說他有替身，是因為他曾在同時出現在兩個不同地點。在此之外，我覺得不能忽略哈士綸《蒙古的人與神》的內容。哈士綸曾說：在他路徑黑戈壁時，蒙古根本不相信黑喇嘛被殺了的說法，理由之一是黑喇嘛的坐騎——著名的烏騅馬——當時不在馬圈之中，外蒙古來的人也沒有找到它。在烏魯木齊結識了從碉堡山最後的災難中生還的札哈沁貝勒，哈士綸聽札哈沁貝勒說：黑喇嘛一死，他就從馬廄中牽出那通體烏黑的、神駿的烏騅馬，並騎著它才逃出生天。他還沒忘記為烏騅馬背上黑喇嘛的“招牌”——據說是阿睦爾撒納生前使用過的銀馬鞍。可是……可是當時人都知道：這烏騅馬除了黑喇嘛自己任誰不服，誰也駕馭不了。那馬鞍就更別說了，它幾乎是黑喇嘛的“權杖”。
那麼……那麼下一個問題肯定是：這個“札哈沁貝勒”究竟是誰？
——札哈沁貝勒－貢布奧其爾，就是黑喇嘛的替身！
這樣就不能排除：在碉堡山被巴勒丹道爾吉刺死的，其實是札哈沁貝勒－貢布奧其爾，而與哈士綸在烏魯木齊結識的札哈沁貝勒，正是黑喇嘛本人。
什麼所謂自己是被黑喇嘛－丹畢加參施加“催眠術”；什麼自己在許多時候其實是在執行別人（黑喇嘛）的意志；什麼……這些託詞都落到了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