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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黑戈壁，黑喇嘛。神秘又遙遠的黑戈壁，總在生死之間穿行的黑喇嘛。這樣的地方，這樣的人物，怎麼能輕易被人忘記呢！
雖然我還不能說出1997年在馬鬃山到底發生了什麼，可我相信必然有什麼我們目前還不理解的事情發生了。
在重複閱讀自己的筆記時，我聯想到了前不久在烏魯木齊郊區安南工的發現。
從80年代開始，我就發現烏魯木齊的郊區不斷出土鄰國安南（越南）的古代錢幣。後來，通過查證獲悉，這些錢幣主要出自一個叫做安南工的村落及其附近。《清實錄》中的相關記載則證實：
越南人與烏魯木齊的聯繫始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
明清之際，鄰國安南處在政治動盪之中。康熙年間，黎氏取代莫氏，成為安南國王。乾隆初，莫氏的後裔黃公質割據反抗黎氏，自公元1751－1769年，持續了十餘年。1769年，黃公質死，其子黃公纘率餘部退入中國境內。乾隆帝考慮到與莫氏的歷史淵源，便准其政治避難。安置在中越邊境的中國一側。
因為黃公纘在越南民間頗有號召力，黃公纘在中國避難，使得越南國內政局動盪不定。安南國王多次要求將其引渡回國，斬草除根。乾隆帝一方面指示軍機大臣答覆安南國王：作為難民黃公纘等途窮來歸，皇上不可能聽任他們回國引頸受誅；同時，為維持中越關係，將黃公纘等從邊境中方一側的難民營遠徙剛剛聚落成市的烏魯木齊，以絕禍根。直到十一月，黃公纘等已安置在烏魯木齊，安南國王仍堅持要求引渡。然而乾隆帝決心已下，指示臣屬對此不必理睬。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黃公纘等抵達烏魯木齊，陝甘總督吳達善又奏報了安插編管事宜：“查迪化城（即烏魯木齊漢城）所屬土墩子地方，地肥水足，堪資生計。即將烏魯木齊招墾之地每戶撥給三十畝，並借給農具、種籽、馬匹、房價，責成頭屯把總彈壓。得旨：如所議行。”從此，這些安南人便成為烏魯木齊的屯墾者。避難王孫黃公纘有了新身份：頭屯所土墩子地方安南人的鄉約（頭人）。他帶來的22戶安南人共認耕了660畝處女地，並向當地政府借支了農具、房價以及來年的種籽、馬匹，以政治難民身份安頓下來。他們的聚落地，成了烏魯木齊郊區的一個新村，就叫“安南工”。
就在黃公纘等下力墾殖安南工村的沃野、並屢獲豐收同時，新墾地烏魯木齊竟成為塞外糧倉。“故土難捨”本是漢族固有的情結，然而在黃公纘等越南難民到達時，烏魯木齊竟出現了“流寓者”——退役的士兵、商賈、流放刑期已滿的犯人、路經的旅客——在本地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後，居然“樂不思蜀”，再不打算回家鄉了。這就是黃公纘和以他為首的越南難民抵達並獲得再生的那一時期烏魯木齊的實況。
今年是烏魯木齊建成250周年。而烏魯木齊是由流放犯、政治難民參與創建的城市。自烏魯木齊始建城垣就在這新墾地落地生根的越南難民，一直是我關注的對象。經過十餘年的不懈努力，我們終於找到了越南失位王孫黃公纘的家族墓地，辨認出這些難民在異鄉挖掘的第一道乾渠，開墾的第一塊生荒地。重新發現了黃公纘的已經失蹤了大約半個世紀的墓碑。2000年12月，我們去安南工村拜謁了黃公纘的墓。為此，我寫了一篇紀實文學《烏魯木齊四季》，發表在《十月》雜誌。同時，新疆電視台拍攝了一個專題片《天山之子》。
在《烏魯木齊四季》結尾，我寫道：
面對潔白的雪野，我一時不知應該說什麼。我巡視的是240年前墾殖者、越南難民開拓的沃壤，鋪設的渠道，建立的村莊；這是他們的歸宿，他們再生的家園、墓地、婚床。有關越南人與烏魯木齊新墾地的一切往事已經隨風飄去。而我，就如同一個在秋風中撿拾枯枝落葉的好奇孩子，只不過勉勉強強將無情歲月撕扯得七零八落的往事大致補綴成篇而已。儘管中國西北和美國西部缺乏可比性，烏魯木齊與亞特蘭大也毫無共同之處，但我如果有瑪格麗特·米切爾的才情，一定會憑藉越南難民和黃公纘家族的劫難、期望、企盼，寫成一部以新疆烏魯木齊為背景的傳世之作、中國西部的《飄》。——為什麼不呢？這裡面明明有構成一部史詩的一切要素，只是還沒有人具備能夠穿透時間壁壘的眼力，還沒有人能夠將輪迴、劫難、重生、寂滅作為歷史規律還給普通的開墾者。至今我還沒有寫出中國西部的《飄》，但聊以自慰的是，我始終在西部的熱土上跋涉，我寫下的一切文字，都是我對西部新墾地的祭獻。
……
我努力將往事恢復成了大致完整的段落，但越南政治難民與烏魯木齊新墾地的姻緣，還不能算是有始有終，我仍然在追索難民後裔離開安南工以後的下落，為他們的遭際牽繫著神經。有人提供了一個線索，說在新疆若羌縣與青海、甘肅交界的阿爾金山，有個地名叫做“安南壩”。也許安南工村民逃離烏魯木齊家園後，曾遷往那裡避難？但最終證實：這個“安南壩”與“安南工”截然不同，是維吾爾語地名的音譯，含義是“有媽媽的地方”，與安南人無關。有人告訴我，前些年的一個清明，“黃公墳”—“5號地”的路邊見到過燒剩的冥幣，可沒人說得清究竟是誰在祭奠先人……
雖然我還不能說出1997年在馬鬃山到底發生了什麼，可我相信必然有什麼我們目前還不理解的事情發生了。
在重複閱讀自己的筆記時，我聯想到了前不久在烏魯木齊郊區安南工的發現。
從80年代開始，我就發現烏魯木齊的郊區不斷出土鄰國安南（越南）的古代錢幣。後來，通過查證獲悉，這些錢幣主要出自一個叫做安南工的村落及其附近。《清實錄》中的相關記載則證實：
越南人與烏魯木齊的聯繫始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
明清之際，鄰國安南處在政治動盪之中。康熙年間，黎氏取代莫氏，成為安南國王。乾隆初，莫氏的後裔黃公質割據反抗黎氏，自公元1751－1769年，持續了十餘年。1769年，黃公質死，其子黃公纘率餘部退入中國境內。乾隆帝考慮到與莫氏的歷史淵源，便准其政治避難。安置在中越邊境的中國一側。
因為黃公纘在越南民間頗有號召力，黃公纘在中國避難，使得越南國內政局動盪不定。安南國王多次要求將其引渡回國，斬草除根。乾隆帝一方面指示軍機大臣答覆安南國王：作為難民黃公纘等途窮來歸，皇上不可能聽任他們回國引頸受誅；同時，為維持中越關係，將黃公纘等從邊境中方一側的難民營遠徙剛剛聚落成市的烏魯木齊，以絕禍根。直到十一月，黃公纘等已安置在烏魯木齊，安南國王仍堅持要求引渡。然而乾隆帝決心已下，指示臣屬對此不必理睬。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黃公纘等抵達烏魯木齊，陝甘總督吳達善又奏報了安插編管事宜：“查迪化城（即烏魯木齊漢城）所屬土墩子地方，地肥水足，堪資生計。即將烏魯木齊招墾之地每戶撥給三十畝，並借給農具、種籽、馬匹、房價，責成頭屯把總彈壓。得旨：如所議行。”從此，這些安南人便成為烏魯木齊的屯墾者。避難王孫黃公纘有了新身份：頭屯所土墩子地方安南人的鄉約（頭人）。他帶來的22戶安南人共認耕了660畝處女地，並向當地政府借支了農具、房價以及來年的種籽、馬匹，以政治難民身份安頓下來。他們的聚落地，成了烏魯木齊郊區的一個新村，就叫“安南工”。
就在黃公纘等下力墾殖安南工村的沃野、並屢獲豐收同時，新墾地烏魯木齊竟成為塞外糧倉。“故土難捨”本是漢族固有的情結，然而在黃公纘等越南難民到達時，烏魯木齊竟出現了“流寓者”——退役的士兵、商賈、流放刑期已滿的犯人、路經的旅客——在本地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後，居然“樂不思蜀”，再不打算回家鄉了。這就是黃公纘和以他為首的越南難民抵達並獲得再生的那一時期烏魯木齊的實況。
今年是烏魯木齊建成250周年。而烏魯木齊是由流放犯、政治難民參與創建的城市。自烏魯木齊始建城垣就在這新墾地落地生根的越南難民，一直是我關注的對象。經過十餘年的不懈努力，我們終於找到了越南失位王孫黃公纘的家族墓地，辨認出這些難民在異鄉挖掘的第一道乾渠，開墾的第一塊生荒地。重新發現了黃公纘的已經失蹤了大約半個世紀的墓碑。2000年12月，我們去安南工村拜謁了黃公纘的墓。為此，我寫了一篇紀實文學《烏魯木齊四季》，發表在《十月》雜誌。同時，新疆電視台拍攝了一個專題片《天山之子》。
在《烏魯木齊四季》結尾，我寫道：
面對潔白的雪野，我一時不知應該說什麼。我巡視的是240年前墾殖者、越南難民開拓的沃壤，鋪設的渠道，建立的村莊；這是他們的歸宿，他們再生的家園、墓地、婚床。有關越南人與烏魯木齊新墾地的一切往事已經隨風飄去。而我，就如同一個在秋風中撿拾枯枝落葉的好奇孩子，只不過勉勉強強將無情歲月撕扯得七零八落的往事大致補綴成篇而已。儘管中國西北和美國西部缺乏可比性，烏魯木齊與亞特蘭大也毫無共同之處，但我如果有瑪格麗特·米切爾的才情，一定會憑藉越南難民和黃公纘家族的劫難、期望、企盼，寫成一部以新疆烏魯木齊為背景的傳世之作、中國西部的《飄》。——為什麼不呢？這裡面明明有構成一部史詩的一切要素，只是還沒有人具備能夠穿透時間壁壘的眼力，還沒有人能夠將輪迴、劫難、重生、寂滅作為歷史規律還給普通的開墾者。至今我還沒有寫出中國西部的《飄》，但聊以自慰的是，我始終在西部的熱土上跋涉，我寫下的一切文字，都是我對西部新墾地的祭獻。
……
我努力將往事恢復成了大致完整的段落，但越南政治難民與烏魯木齊新墾地的姻緣，還不能算是有始有終，我仍然在追索難民後裔離開安南工以後的下落，為他們的遭際牽繫著神經。有人提供了一個線索，說在新疆若羌縣與青海、甘肅交界的阿爾金山，有個地名叫做“安南壩”。也許安南工村民逃離烏魯木齊家園後，曾遷往那裡避難？但最終證實：這個“安南壩”與“安南工”截然不同，是維吾爾語地名的音譯，含義是“有媽媽的地方”，與安南人無關。有人告訴我，前些年的一個清明，“黃公墳”—“5號地”的路邊見到過燒剩的冥幣，可沒人說得清究竟是誰在祭奠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