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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最信任的助手、主管他在白宮的私人辦公室的人退回的。因此可以作出一個合乎
邏輯的推論,這位“極為顯赫的先生”不是別人,正是富蘭克林·羅斯福自這種猜
疑還有進一步的道理,因為原件以及那封奇怪的短函並沒有歸入史汀生的白宮公函
檔案。不知是事出偶然,還是由於另有考慮,這兩份文件都埋藏在有關菲律賓的數
量龐大的一般信件中間。可是,陸軍部長與總統的往來信件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的檔
案里卻有第二封信用複寫紙列印的副本。信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六日,信中告訴羅
斯福,他隨信附上“有關日本人從上海向南推進的另一份備忘錄”,還附有英國方
面的估計。史汀生很細心地為文件加了注釋,“這份文件己把原來的口頭材料大加
壓縮。”把這兩個備忘錄作個比較,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出,他試圖加上這一行字來
增強第二個備忘錄原有的緊迫性。“後來收到的報告表明,這項行動已經付諸實行,
有人在台灣以南見到了這些船隻。”可是陸軍部長顯然是在那天上午與軍事情報機
構通過電話之後匆匆寫下的記錄中,他明確地寫道:“自從這五條船的船長上次從
上海發來報告後,未收到過各位出海船長新的直接報告。”
而且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信已經加蓋印章歸檔,原件是奎克中士的手筆(填寫的),
還細心地加上收信的時間是十二時二十分。在這份文件的上端有鉛筆寫的附註,
“要看全份材料(?)請看白宮檔案”。
於是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非要說總統未曾收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報告
原件呢?其中透露的只不過是日本人在執行預定的行動計劃這種並不十分驚人的消
息。史汀生傳遞同一情報的電話和副本在送到後的當天就被退回了——這些消息促
使人們放棄為同日本人達成協議而作的任何進一步的企圖應該是很驚人的——說明
這麼做很可能起了方便的偽裝作用。顯然,假如陸軍部長有關那一天的事情說法能
夠成立,就不會有這封信的兩個副本仍然留在總統的檔案里了。史汀生認為這些文
件特別重大,從這些文件被深藏在他的最機密的檔案菲律賓文件的卷宗里而得到證
實。可是他的“公務”日記里關於羅斯福如何“勃然大怒”的事是在一九四六年國
會提出珍珠港事件報告時才公之於眾的。
於是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總統和陸軍部長編造了一個似乎有道理的故事,用
來隱瞞那天早上送到總統早餐托盤上的那份情報的真正性質和來源。既然史汀生的
說法特別與據說是一份未曾投遞的某個報告的情況密切相關,就說明對從陸軍和海
軍渠道得到的、可能說明日本意圖的其他情報就更不受重視了。十一月二十五日的
一份“魔術”小組截獲材料說明,入侵泰國的行動在即;同一天有消息說,看來是
運送部隊的船隻在台灣南部集結,而前一天荷蘭的一艘潛艇發現一支遠征部隊乘船
向帛琉群島駛去。
看來史汀生的信件,或者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的情報總覽,都不
大可能竟會成為足以促使總統作出驚人反應的有效推動因素。幾個小時之前,襲擊
珍珠港的部隊已從他們在千島群島的秘密會合點駛出,但是由於他們嚴格遵守不得
使用無線電台的規定,他們這次的日本作戰計劃的開頭行動不可能——也的確沒有
——被美國的監聽站發現。已經得到的證據表明,日本部隊繼續南移,但是前進的
速度可以預料是不會過分驚動美國的軍事分析家的。荷蘭的潛艇經由倫敦提出的報
告作的解釋說明了這一點:“有關這種行動的方向或實力尚無明顯的跡象,情況必
須加以監視。”
的確,這兩項臨則建議的中心目的之一就是制止日本有任何進一步的南進。所
以,凡是能說服總統和他的國務卿“把事情全部推翻”的事,必定嚴重到足以使他
們相信,避免衝突已經沒有可能了。如果他們那天上午得出的結論是,戰爭已經不
可避免了——而且很快就會爆發——也就能夠理解,他們為什麼決定放棄為取得三
個月的和解而作的任何談判努力了,這種和解肯定會被人們指責為姑息,而且在日
本發動攻擊時削弱美國政府,甚至使政府喪失信譽。
因此,如果推斷,不論總統那天上午得到了什麼消息,都必然是某種正面的戰
爭警告,這是合乎邏輯的。再者,消息一定十分明確,絕對可信,來源可靠,而且
是通過完全秘密的渠道傳給他的。關於也許能指出消息可能的來源和渠道的線索,
可以從威廉·史蒂芬森的敘述中找到,他是英國當時在美國的秘密情報網的負責人。
總統的兒子詹姆斯·羅斯福上校把已經放棄試圖達成臨時協議的消息告訴了他。斯
邏輯的推論,這位“極為顯赫的先生”不是別人,正是富蘭克林·羅斯福自這種猜
疑還有進一步的道理,因為原件以及那封奇怪的短函並沒有歸入史汀生的白宮公函
檔案。不知是事出偶然,還是由於另有考慮,這兩份文件都埋藏在有關菲律賓的數
量龐大的一般信件中間。可是,陸軍部長與總統的往來信件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的檔
案里卻有第二封信用複寫紙列印的副本。信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六日,信中告訴羅
斯福,他隨信附上“有關日本人從上海向南推進的另一份備忘錄”,還附有英國方
面的估計。史汀生很細心地為文件加了注釋,“這份文件己把原來的口頭材料大加
壓縮。”把這兩個備忘錄作個比較,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出,他試圖加上這一行字來
增強第二個備忘錄原有的緊迫性。“後來收到的報告表明,這項行動已經付諸實行,
有人在台灣以南見到了這些船隻。”可是陸軍部長顯然是在那天上午與軍事情報機
構通過電話之後匆匆寫下的記錄中,他明確地寫道:“自從這五條船的船長上次從
上海發來報告後,未收到過各位出海船長新的直接報告。”
而且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信已經加蓋印章歸檔,原件是奎克中士的手筆(填寫的),
還細心地加上收信的時間是十二時二十分。在這份文件的上端有鉛筆寫的附註,
“要看全份材料(?)請看白宮檔案”。
於是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非要說總統未曾收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報告
原件呢?其中透露的只不過是日本人在執行預定的行動計劃這種並不十分驚人的消
息。史汀生傳遞同一情報的電話和副本在送到後的當天就被退回了——這些消息促
使人們放棄為同日本人達成協議而作的任何進一步的企圖應該是很驚人的——說明
這麼做很可能起了方便的偽裝作用。顯然,假如陸軍部長有關那一天的事情說法能
夠成立,就不會有這封信的兩個副本仍然留在總統的檔案里了。史汀生認為這些文
件特別重大,從這些文件被深藏在他的最機密的檔案菲律賓文件的卷宗里而得到證
實。可是他的“公務”日記里關於羅斯福如何“勃然大怒”的事是在一九四六年國
會提出珍珠港事件報告時才公之於眾的。
於是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總統和陸軍部長編造了一個似乎有道理的故事,用
來隱瞞那天早上送到總統早餐托盤上的那份情報的真正性質和來源。既然史汀生的
說法特別與據說是一份未曾投遞的某個報告的情況密切相關,就說明對從陸軍和海
軍渠道得到的、可能說明日本意圖的其他情報就更不受重視了。十一月二十五日的
一份“魔術”小組截獲材料說明,入侵泰國的行動在即;同一天有消息說,看來是
運送部隊的船隻在台灣南部集結,而前一天荷蘭的一艘潛艇發現一支遠征部隊乘船
向帛琉群島駛去。
看來史汀生的信件,或者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的情報總覽,都不
大可能竟會成為足以促使總統作出驚人反應的有效推動因素。幾個小時之前,襲擊
珍珠港的部隊已從他們在千島群島的秘密會合點駛出,但是由於他們嚴格遵守不得
使用無線電台的規定,他們這次的日本作戰計劃的開頭行動不可能——也的確沒有
——被美國的監聽站發現。已經得到的證據表明,日本部隊繼續南移,但是前進的
速度可以預料是不會過分驚動美國的軍事分析家的。荷蘭的潛艇經由倫敦提出的報
告作的解釋說明了這一點:“有關這種行動的方向或實力尚無明顯的跡象,情況必
須加以監視。”
的確,這兩項臨則建議的中心目的之一就是制止日本有任何進一步的南進。所
以,凡是能說服總統和他的國務卿“把事情全部推翻”的事,必定嚴重到足以使他
們相信,避免衝突已經沒有可能了。如果他們那天上午得出的結論是,戰爭已經不
可避免了——而且很快就會爆發——也就能夠理解,他們為什麼決定放棄為取得三
個月的和解而作的任何談判努力了,這種和解肯定會被人們指責為姑息,而且在日
本發動攻擊時削弱美國政府,甚至使政府喪失信譽。
因此,如果推斷,不論總統那天上午得到了什麼消息,都必然是某種正面的戰
爭警告,這是合乎邏輯的。再者,消息一定十分明確,絕對可信,來源可靠,而且
是通過完全秘密的渠道傳給他的。關於也許能指出消息可能的來源和渠道的線索,
可以從威廉·史蒂芬森的敘述中找到,他是英國當時在美國的秘密情報網的負責人。
總統的兒子詹姆斯·羅斯福上校把已經放棄試圖達成臨時協議的消息告訴了他。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