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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一定歷史時期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作為文學創作方法來說,是否在精神實質上各有基本特徵,而這種基本特徵卻帶有普遍性,可適用於其它歷史時期呢?上文已說明了浪漫主義側重表現作者的主觀情感和想像,主觀性較強;現實主義側重如實地反映客觀現實,客觀性較強。這是基本特徵上的差別。這種差別在過去各時代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爭論是比較晚起的。在過去,西方文學史家和文學批評家們討論得較多的是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的區別,直到現在在資產階級學術界中還是如此。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的爭執在實質上就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爭執,因為古典主義作為創作方法來說,在實質上就是現實主義。所以為著更好地理解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區別,回顧一下過去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的爭論是有用的。

  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的爭論在整個啟蒙運動時期一直在進行著,例如在法國表現為狄德羅和盧騷等人針對法國新古典主義片面強調理智與法則而宣揚情感與想像的重要性,在德國表現為萊比錫派與屈黎西派關於新古典主義的大辯論以及古典美學對情感,想像,個性,自由和天才的重視。不過結合到創作實踐,把這種爭論真正提到理論高度的是德宙詩人歌德和席勒。據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1830年3月21日),“浪漫主義”一詞以及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對立的概念就是歌德和席勒首創的:

  古典詩和浪漫詩的概念現已傳遍全世界,引起許多爭執和分歧。這個概念起源於席勒和我兩人。我主張詩應採取從客觀世界出發的原則,認力只有這種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卻用完全主觀的方法去寫作,認為只有他那種方法才是正確的。為了針對我來為他自己辯護,席勒寫了一篇論文,題為《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他想向我證明:我違反了自己的意志,實在是浪漫的。

  歌德在這裡指出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基本分別是客觀與主觀的分別。他自己在狂飆突進時代本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後來在義大利接觸到古典藝術作品,看到近代浪漫主義已變成消極的,想提倡古典主義來挽救頹鳳,在自己的創作中力求走希臘人的道路。於是他又指出“古典的就是健康的,浪漫的就是病態的”一個分別。這裡“浪漫的”當然只指當時流行的消極的浪漫主義。在他的論文和語錄里他到處強調藝術的“客觀性”。所謂客觀性就是“從客觀世界出發的原則”,他認為這是古典主義的原則,健康的原則,所以他懸此為理想。談到自己的詩創作時,他說,“我的全部詩都是應景即興的詩,來自現實生活,從現實生活中獲得堅實的基礎。”(16)從此可見,歌德所理解的和所追求的古典主義正是現實主義,至於席勒說歌德實在還是一個浪漫主義者,這也並不是沒有根據,歌德是浪漫時代的產物而且是第一流大詩人,就不可能不達到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即現實主義)的結合。他的詩劇中浮士德與海倫後的結婚也正象徵這種結合。

  席勒在創作實踐上雖有像歌德所說的從主觀概念出發的傾向,在理論上卻因受到歌德的影響,也時常強調藝術的客觀性。在《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里,他從歷史發展觀點,全面深入地探討了古典主義(素樸的詩)與浪漫主義(感傷的詩)的起源和區別,他把注意集中到人與自然亦即主體與客體的關係上。在古代較單純的社會裡,人與自然還處在和諧的統一體中,如莊子所說的“如魚與水之相忘於江湖”,所以古代詩人能以素樸的方式直接反映自然。但是到了近代,工商業文明造成了人與自然的分裂和對立,人成為孤立的主體,自然成為對立的客體,在人已喪失去自然這種情況之下,詩人只能在理想中追尋已喪失的自然,因而產生出感傷的詩。這就是席勒所看到的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歷史根源。至於這兩種創作方法的區別則在於古典主義是“儘可能完滿的對現實的摹仿”,而浪漫主義則是“把現實提升到理想,或則說,理想的表現”。席勒有時把前者叫做“現實主義”(這是“現實主義”一詞在文藝領域裡最早的出現),後者叫做“理想主義”,(17)足見他把古典主義看作現實主義,這當然不指後起的批判現實主義。席勒的觀點有三點值得特別注意。第一,他雖然比較同情於古典主義,但是承認浪漫主義在近代的產生有它的歷史必然性,不應因為它是“感傷的”就對它加以否定。其次,就流派來說,席勒雖然把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劃歸古今兩個不同的時代,但是就創作方法的精神實質來說,他承認古代可以有感傷的或浪漫主義的詩,例如羅馬的賀拉斯;近代也可以有素樸的或古典主義的詩,例如莎士比亞和歌德。第三,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雖有本質的區別,席勒卻仍認為二者有結合的可能。

  席勒的歷史觀仍然是粗枝大葉的,唯心主義的,但是他看出古典主義(現實主義)直接反映現實,而浪漫主義則把現實提升到理想來表現,卻抓住了問題的本質,這其實也就是歌德所指出的客觀性與主觀性的分別。這個區別是普遍存在的,並不限於西方十八九世紀,但是這個區別也並不是絕對的。

  先說這個區別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就西方來說,在荷馬史詩之中,《伊利亞特》較多地傾向於現實主義,《奧德賽》則較多地傾向於浪漫主義。就中國古典來說,屈原,阮籍和李白較多地傾向於浪漫主義,陶潛,杜甫和白居易則較多地傾向於現實主義。就連在同一作家身上,某一部分作品的浪漫主義色彩較濃,另一部分作品的現實主義色彩較濃,這也是常有的事,例如陶潛的《詠荊軻》,《讀山海經》,《桃花源記詩》之類作品就不能說沒有浪漫主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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