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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運動並不是突然起來的,十八世紀各國啟蒙運動在政治上為法國革命作了思想準備,在文藝上也為各國浪漫運動作了思想準備,(1)就流派的演變來說,浪漫主義是對法國十七世紀新古典主義的“反抗”,這次“反抗”的旗幟首先是由啟蒙運動的領袖們豎起的。法國新古典主義是封建統治勢力聯合上層資產階級的妥協局面的產物,雖然也反映出一些資產階級的生活理想,主要地還是宮廷文藝,所以基本上仍是封建性的。文藝上的新古典主義反映政治上的中央集權,所以它尊重權威,要求規範化,強調服從理性,遵守法則,摹仿古典,用“高貴的語言”寫偉大人物和偉大事跡的大排場。高乃依,拉辛和莫里哀在新古典主義的範圍里也做出輝煌的成就,但是他們所投合的主要是社會上層少數有教養的人物的矯揉造作的趣味,忽視了人民大眾;而且清規戒律的束縛也使他們流於拘板和乾枯,到了十八世紀。資產階級的力量日漸壯大起來了,要求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新型文藝。啟蒙運動者所掀起的反新古典主義的浪潮,就是為這種新型文藝鋪平道路。這種“反抗”雖然不是很徹底的,但是終於推進了接著起來的浪漫運動。

  浪漫運動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上文已提到它與法國革命前後歐洲政局的聯繫,現在還要提到它與處在鼎盛時期的德國古典哲學(包括美學)的聯繫。德國古典哲學本身就是哲學領域裡的浪漫運動,它成為文藝領域裡的浪漫運動的理論基礎。德國古典哲學的基調是唯心主義,其中主觀唯心主義(康德和席勒都有這一方面,斐希特是典型的代表),把人的心靈提到客觀世界的創造主的地位,強調天才,靈感和主觀能動性:客觀唯心主義(謝林,黑格爾)則把客觀精神提到派生物質世界的地位,並且把人提到精神發展的頂峰,闡明人不僅是自在的,而且是自為的(自覺的),在自在自為這個意義上,人才是絕對的,自由的,無限的。這些哲學觀點反映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日益發展的個人主義。它的積極的一方面在於它提高了人的尊嚴感,喚起了民族的覺醒,促進了對自由獨立的要求。在美學方面,康德和席勒等人對美,崇高,悲劇性,自由,天才等範疇的研究,歌德對個性特徵的強調,以及赫爾德和黑格爾等人把文藝放在歷史發展大輪廓里去看的初步嘗試,都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深化了人們對於文藝的敏感和理解,使人們對文藝要求深刻的情感思想和偉大的精神氣魄。這些都是對於浪漫運動的積極的影響。德國古典哲學的消極的一方面在於它是唯心的,對精神與物質關係的看法是首足倒置的,把主觀能動性擺在不恰當的高度,馳騁幻想,放縱情感,到了漫無約束的程度。特別是斐希特把“自我”提到創造一切和高於一切的地位。這種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第一步產生了許菜格爾的“浪漫式的滑稽態度”說,把世間一切看作詩人手中的玩具,任他的幻想擺弄,第二步就產生了尼采的“超人”哲學,把人類一切善良的品質都鄙視為“奴隸的道德”,只有憑暴力去擴張個人權力才是“主子的道德”或“超人的道德”;而文藝則是酒神式的原始生命力的發泄,或是日神式的對人生世相的賞玩。這樣就產生了一種雙胞胎:政治上的法西斯主義,文藝上的頹廢主義。這是消極的浪漫主義的最後下場。

  浪漫主義有積極的和消極的之分。這就引起了一個問題:有沒有一種統一的浪漫主義風格呢?“消極的”和“積極的”浪漫主義之分始於高爾基,他的話是這樣說的:

  在文學上主要的“潮流”,或者是傾向,共有兩個:這就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對於人類和人類生活的各種情況作真實的赤裸裸的描寫的,謂之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的定義,過去曾經有過好幾個,但是所有的文學史家都同意的正確而又完全周到的定義在目前還沒有,這樣的定義也沒有制定出來。在浪漫主義裡面,我們也必須分別清楚兩個極端不同的傾向:一個是消極的浪漫主義,——它或則是粉飾現實,想使人和現實相妥協;或者就使人逃避現實,墮入自己內心世界的無益的深淵中去,墮入“人生的命運之謎”,愛與死等思想里去。……積極的浪漫主義則企圖加強人的生活的意志,喚起人心中對於現實,對於現實的一切壓迫的反抗心。

  ——高爾基:《我怎樣學習寫作》

  這是一個很簡賅明確的總結,完全符合浪漫運動的歷史實況。這種傾向上的差別主要起於政治立場上的差別:進步的或是反動的,朝前看的或是朝後看的。如果只把浪漫主義看作一個沒有階級內容的統一的流派,沒有“積極的”和“消極的”之分,像資產階級文學史家們所做的那樣,那是極端錯誤的。

  但是作為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流派,浪漫主義中積極的與消極的之分雖是重要的,卻也不是絕對的。積極的浪漫主義派作家們多半也還有消極的一面,其原因在於上文所已指出的浪漫運動時期西方各國階級力量的對比,社會主要矛盾還存在於大資產階級與中小資產階級之間(英),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之間(法),或封建貴族與被剝削階級特別是農民之間(德),無產階級雖已逐漸興起,但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尚未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所以浪漫主義文藝所反映的是前幾類的矛盾,而不是後一類的矛盾。消極的浪漫派多半還是封建殘餘勢力的代言人(法,德)或小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英);積極的浪漫派也還只是資產階級中民主力量的代言人。因此,我們不能同意某些文學史家的一種看法,以為十九世紀進步的浪漫主義“就其性質而論是反資產階級的”;“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優秀作品不能看作資本主義基礎的上層建築”。(2)難道十九世紀初期的積極的浪漫主義文藝就已經是社會主義基礎的上層建築,而拜倫,雪萊,雨果這些浪漫派詩人就已經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這種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對於當時階級力量對比的錯誤的估計以及對於社會基礎與上層建築關係的錯誤的認識,是把浪漫主義的“積極的”與“消極的”之分加以絕對化的最後根源。這種錯誤的看法忽視了積極的浪漫派都有消極的一面這個歷史事實。姑舉一點來說,他們毫無例外地都從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出發,宣揚博愛和階級合作。怎麼能說他們“不是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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