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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也指出拉薩爾的創作方法是席勒的而不是莎士比亞的，
“……你不無理由地拿來記在德國戲劇功勞薄上的那種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須同莎士比亞戲劇情節的那種生動性和豐滿性達到圓滿的融合。這種融合只有到將來才會實現，大概不會由德國人來實現”（這就是說，你的《濟金根》還談下上實現了這個理想——引者注）。
接著恩格斯就指出了拉薩爾的病根在不從現實生活出發，以抽象的說教代替了生動的形象思維：
“……但是還要前進一步，應該讓動機通過情節發展本身生動活潑地仿佛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使那些辯論式的論證反而逐漸顯得是多餘的，儘管我很高興在這種論證中又看到了你過去在法庭和群眾大會上慣施展的那種雄辯才能。”
這就是過分信賴“席勒方式”而忽略了莎士比亞在戲劇發展史上的重大意義。所以恩格斯又進了一次中肯的忠告：
“按照我對戲劇的看法，不應該為了觀念而忘記了現實主義，為了席勒而忘記了莎士比亞。”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里都強調指出的“莎士比亞化”和採取“席勒式”的分別在實質上是什麼問題呢？它就是文藝應從具體現實生活出發，還是從抽象公式概念出發的問題，也就是文藝是否要反映現實，走現實主義道路的基本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堅持文藝要走現實主義道路，他們對《濟金根》的批判也主要針對他的反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誇誇其談地宣揚“偉大的思想深度”，卻“採取席勒方式”，把一些個別人物轉化為“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因此，“在性格描寫方面看不到什麼特出的東西”（據原文，這句應改譯為“在劇中人物身上看不到什麼顯出特徵的東西”）。“顯出特徵的”（插rakteristische）這個詞是由德國藝術史家希爾特提出而由歌德加以闡明，接著在文藝理論中得到廣泛採用，實際上就是“典型的”，“特徵”總是與“個性”聯在一起，稱為“個性特徵”。(13)所以馬克思指責拉薩爾寫的人物“沒有顯出特徵的東西”，“濟金根也被描寫得太抽象”，都是說他沒有寫出典型的人物性格。恩格斯總是把“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聯在一起來說的，沒有典型環境，就不可能有典型人物，因為促使劇中人物採取具體行動的是典型環境。拉薩爾對此根本沒有認識，在農民戰爭是主要矛盾的時代，他卻盡力把“當時運動中所謂官方分子（即當時的貴族代表）寫得淋漓盡致”，“對非官方的平民和農民都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其實如果“介紹當時五光十色的平民社會，就會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劇本生動起來”，而且“會把當時貴族的民族運動”“擺在正確的角度來看”，看出它的本來的反動面目。拉薩爾沒有這樣做，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從唯心史觀出發，把古往今來的一切革命都看成是按照一個公式概念進行的，怎麼能有“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呢？
典型人物必具有生動鮮明的個性，而拉薩爾是反對個性化的。在劇本原序中他聲明他要“把轉折時代的偉大文化思潮及其激烈鬥爭作為戲劇的真正對象，因此，在這樣一齣悲劇中，問題不再是關於個人。他只不過是這種普遍精神的最深刻的對抗性矛盾的化身罷了。”接著他攻擊“近來在我們藝術中很流行的拙劣的細節描寫法”，並且誇口說，“在我這樣一個主要靠古代文藝及其光輝作品的哺育而獲得藝術觀的人看來，這種描寫法對於本劇是完全不適用的。”恩格斯在回信里仿佛肯定了他反對現在流行的惡劣的個性化，不過把“惡劣的”三字加了著重號，足見個性化有惡劣的與不惡劣的之分。恩格斯並不是在否定他自已在給哈克奈斯信里所強調的典型與個性的統一，而只是反對自然主義派所愛好的細節泛濫和惡劣的個性化。至於拉薩爾攻擊個性化，是和他的公式概念化分不開的，同時他也在為他自己寫不出生動鮮明的個性開脫責任。恩格斯還說，“一個人物的性格不僅表現在他做什麼，而且表現在他怎樣做。”接著他就勸拉薩爾在人物描繪方面“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亞在戲劇發展史上的意義”。這幾句話特別值得深思。它可能有幾層意思，一層意思是接著就提出來的“如果把各個人物用更加對立的方式彼此區別得更加鮮明些”。這就是“反襯法”。例如把濟金根一伙人和閔採爾一伙人對比，就可以烘托出雙方的真正的動機和性格。另一層意思也是下文接著就提出的“莎士比亞在戲劇發展史上的意義”，這就要回到“莎士比亞化”和“席勒方式”的區別。那就是要使人物採取行動的“動機”“更多地通過劇情本身的進程生動活潑地，仿佛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而不是通過辯論式的論證使“一些個別人物轉化為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
以上這五封信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對文藝作品進行具體分析的範例。根據這些具體分析，他們對革命的現實主義奠定了一些基本原則。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問題，例如文藝應從現實生活出發，還是應從公式概念出發，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在文藝中起什麼樣的作用，文藝要不要思想性或傾向性和對它如何處理，歷史劇和歷史小說在現代的地位如何以及如何處理等等，在我國文藝界也經常引起探索和爭論。為了澄清這類問題，進一步深入鑽研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這類問題的明確教導是絕對必要的。編者希望這個初步嘗試能引起較深入的討論。
“……你不無理由地拿來記在德國戲劇功勞薄上的那種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須同莎士比亞戲劇情節的那種生動性和豐滿性達到圓滿的融合。這種融合只有到將來才會實現，大概不會由德國人來實現”（這就是說，你的《濟金根》還談下上實現了這個理想——引者注）。
接著恩格斯就指出了拉薩爾的病根在不從現實生活出發，以抽象的說教代替了生動的形象思維：
“……但是還要前進一步，應該讓動機通過情節發展本身生動活潑地仿佛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使那些辯論式的論證反而逐漸顯得是多餘的，儘管我很高興在這種論證中又看到了你過去在法庭和群眾大會上慣施展的那種雄辯才能。”
這就是過分信賴“席勒方式”而忽略了莎士比亞在戲劇發展史上的重大意義。所以恩格斯又進了一次中肯的忠告：
“按照我對戲劇的看法，不應該為了觀念而忘記了現實主義，為了席勒而忘記了莎士比亞。”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里都強調指出的“莎士比亞化”和採取“席勒式”的分別在實質上是什麼問題呢？它就是文藝應從具體現實生活出發，還是從抽象公式概念出發的問題，也就是文藝是否要反映現實，走現實主義道路的基本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堅持文藝要走現實主義道路，他們對《濟金根》的批判也主要針對他的反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誇誇其談地宣揚“偉大的思想深度”，卻“採取席勒方式”，把一些個別人物轉化為“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因此，“在性格描寫方面看不到什麼特出的東西”（據原文，這句應改譯為“在劇中人物身上看不到什麼顯出特徵的東西”）。“顯出特徵的”（插rakteristische）這個詞是由德國藝術史家希爾特提出而由歌德加以闡明，接著在文藝理論中得到廣泛採用，實際上就是“典型的”，“特徵”總是與“個性”聯在一起，稱為“個性特徵”。(13)所以馬克思指責拉薩爾寫的人物“沒有顯出特徵的東西”，“濟金根也被描寫得太抽象”，都是說他沒有寫出典型的人物性格。恩格斯總是把“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聯在一起來說的，沒有典型環境，就不可能有典型人物，因為促使劇中人物採取具體行動的是典型環境。拉薩爾對此根本沒有認識，在農民戰爭是主要矛盾的時代，他卻盡力把“當時運動中所謂官方分子（即當時的貴族代表）寫得淋漓盡致”，“對非官方的平民和農民都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其實如果“介紹當時五光十色的平民社會，就會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劇本生動起來”，而且“會把當時貴族的民族運動”“擺在正確的角度來看”，看出它的本來的反動面目。拉薩爾沒有這樣做，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從唯心史觀出發，把古往今來的一切革命都看成是按照一個公式概念進行的，怎麼能有“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呢？
典型人物必具有生動鮮明的個性，而拉薩爾是反對個性化的。在劇本原序中他聲明他要“把轉折時代的偉大文化思潮及其激烈鬥爭作為戲劇的真正對象，因此，在這樣一齣悲劇中，問題不再是關於個人。他只不過是這種普遍精神的最深刻的對抗性矛盾的化身罷了。”接著他攻擊“近來在我們藝術中很流行的拙劣的細節描寫法”，並且誇口說，“在我這樣一個主要靠古代文藝及其光輝作品的哺育而獲得藝術觀的人看來，這種描寫法對於本劇是完全不適用的。”恩格斯在回信里仿佛肯定了他反對現在流行的惡劣的個性化，不過把“惡劣的”三字加了著重號，足見個性化有惡劣的與不惡劣的之分。恩格斯並不是在否定他自已在給哈克奈斯信里所強調的典型與個性的統一，而只是反對自然主義派所愛好的細節泛濫和惡劣的個性化。至於拉薩爾攻擊個性化，是和他的公式概念化分不開的，同時他也在為他自己寫不出生動鮮明的個性開脫責任。恩格斯還說，“一個人物的性格不僅表現在他做什麼，而且表現在他怎樣做。”接著他就勸拉薩爾在人物描繪方面“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亞在戲劇發展史上的意義”。這幾句話特別值得深思。它可能有幾層意思，一層意思是接著就提出來的“如果把各個人物用更加對立的方式彼此區別得更加鮮明些”。這就是“反襯法”。例如把濟金根一伙人和閔採爾一伙人對比，就可以烘托出雙方的真正的動機和性格。另一層意思也是下文接著就提出的“莎士比亞在戲劇發展史上的意義”，這就要回到“莎士比亞化”和“席勒方式”的區別。那就是要使人物採取行動的“動機”“更多地通過劇情本身的進程生動活潑地，仿佛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而不是通過辯論式的論證使“一些個別人物轉化為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
以上這五封信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對文藝作品進行具體分析的範例。根據這些具體分析，他們對革命的現實主義奠定了一些基本原則。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問題，例如文藝應從現實生活出發，還是應從公式概念出發，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在文藝中起什麼樣的作用，文藝要不要思想性或傾向性和對它如何處理，歷史劇和歷史小說在現代的地位如何以及如何處理等等，在我國文藝界也經常引起探索和爭論。為了澄清這類問題，進一步深入鑽研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這類問題的明確教導是絕對必要的。編者希望這個初步嘗試能引起較深入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