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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稱讚巴爾扎克的成就是“這一切是現實主義的一種最偉大的勝利”。這句話究竟應怎樣理解呢？修正主義陣營中最著名的匈牙利文藝理論家盧卡契在承認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矛盾的基礎上著重地討論過這個問題，其結論是巴爾扎克的勝利在於“偉大的藝術，忠實的現實主義和人道主義三者不可分割地融成一體”，而“這個統一原則就是關心保衛人格的完整”。他並且說，“這種人道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美學中最重大的基本原則。”(10)說句老實話，讀過這番議論之後，我仍覺如墮五里霧中。我的看法很簡單。世界觀和創作方法本來不應有矛盾。巴爾扎克的世界觀本身確實有矛盾，有發展，他原來確實是正統王權派，但是他“違反了（其實就是克服了——編者）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是什麼幫助他克服的呢？正是現實主義。作為現實主義的藝術家，他要忠實於現實，就得正視現實，把現實看真看透，這樣就看清楚了貴族必然滅亡而工人階級必然是未來的主人這條歷史必由之路，所以恩格斯說，“這一切 我認為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的勝利之一。”
在本編《序論》里已介紹過恩格斯給恩斯特的信，為著說明歷史唯物主義要求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切忌貼標籤和公式化，其實典型問題也正是這封信中一個最具體的問題。恩格斯一方面指責恩斯特把對德國小市民階層的看法強加在挪威小市民階層身上，沒有顧到工商業已很發達的挪威與貧窮落後還保存農奴制的德國在文化和思想覺悟上迥然不同，以德國的小市民來看待挪威的小市民，這就歪曲了雙方的典型環境，從而也歪曲了雙方的典型人物。另一方面恩格斯也批判了恩斯特的論敵巴爾的自然主義觀點，把婦女看成“雌性類人猿”，“失去了一切歷史發展的特點”，她的膚色既不是白的或黑的，也不是黃的或紅的，而只是一般人的，也就是說，只有類型而根本沒有個性。這是普遍人性論的變種，既談不上個性與典型的統一，更談不上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了。這是極端的抽象化和公式化，絕對掌握不住藝術所要求的生動鮮明的具體形象。
五封信之中最重要的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分別給拉薩爾的信。(11)拉薩爾是黑格爾的門徒，馬丁·路德的崇拜者，工人運動中的老牌修正主義者，《哥達綱領》的幕後指揮者。他在一八五七年到一八五八年初寫了一部歷史劇《弗蘭茨·馮·濟金根》。一八五九年他把這部劇本寄給馬克思和恩格斯，還附了一篇《論悲劇觀念》的長文手稿。馬克思和恩格斯分別回了信，不約而同地提了一些基本一致的批評，特別是都責備他沒有抓住農民戰爭這個主要矛盾。接著拉薩爾又回了馬克思一封長信拒絕接受批評，甚至強詞奪理，試圖證明當時農民戰爭比騎士內訌“還更反動”．馬克思看到他不可救藥，就置之不理。這樣就結束了德國文學史上曾轟動一時的“濟金根論戰”。(12)
《濟金根》這部歷史劇的主題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時代以濟金根為首的在沒落中的封建騎士反對東歐各地區封建領主（羅馬教廷主管下的諸侯和天主教高級僧侶）的鬥爭。十六世紀是歐洲封建社會過渡到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轉折點。關於這個時代的歷史背景和各階級力量對比的關係，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德國農民戰爭》里已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敘述，是研究“濟金根論戰”的首先應掌握的資料。當時社會分成三大陣營：由羅馬教廷操縱的天主教反動派，受路德新教影響的市民改良派，以及由閔採爾領導的農民和市民革命派。當時進行過兩場性質不同的鬥爭，一是一五二二年由低級貴族封建騎士濟金根和路德派貴族僧侶胡登領導的為維護騎士封建特權而發動的對封建諸侯和高級僧侶的戰爭，一是一五二四至一五二五年由閔採爾領導的反封建的農民戰爭。這兩場鬥爭都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在當時天主教反動派封建勢力雖已漸就衰朽，比起在沒落中的封建騎士和初登上歷史舞台的窮苦農民和城市平民都還遠較雄厚。無論是騎士內訌還是農民聯合平民的起義都必須利用對方矛盾，爭取同盟軍來壯大自己的力量。所以濟金根曾試圖過利用農民，而濟金根失敗後，農民也想請濟金根的兒子漢斯來領導他們起義。但是這種聯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封建騎士要維護封建特權，就必須靠壓迫和剝削農民才能活下去，而農民卻要消滅封建剝削才能活下去，興旺起來。所以恩格斯指出，“這就構成了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衝突。”這也就是當時應該“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和典型環境。可是《濟金根》的作者對此卻毫無認識。他揚言他是在寫“革命悲劇”。寫革命悲劇，他第一步就走錯了，不以農民戰爭而以騎士內訌為主題。至於騎士內訌之所以失敗，拉薩爾也看不出這是由於兩敵對階級之間的不可調和性，而認為是下文還要談到的他在《論悲劇觀念》中所說的那個原因，即“目的無限而手段有限”迫使悲劇主角作為“實際政治家”必然要搞欺詐妥協之類的“外交手腕”所犯的過錯。這是他的唯心史觀和機會主義的大暴露。
馬克思在信中承認導致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歐洲革命必然失敗的那種悲劇性衝突可以作為一部現代悲劇的中心，但是懷疑拉薩爾“所選擇的主題是否適合於表現這種衝突”。他選的主題不是農民戰爭而是騎士內訌，而且把他的作品叫做“革命悲劇”，這是問題的要害所在。
在本編《序論》里已介紹過恩格斯給恩斯特的信，為著說明歷史唯物主義要求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切忌貼標籤和公式化，其實典型問題也正是這封信中一個最具體的問題。恩格斯一方面指責恩斯特把對德國小市民階層的看法強加在挪威小市民階層身上，沒有顧到工商業已很發達的挪威與貧窮落後還保存農奴制的德國在文化和思想覺悟上迥然不同，以德國的小市民來看待挪威的小市民，這就歪曲了雙方的典型環境，從而也歪曲了雙方的典型人物。另一方面恩格斯也批判了恩斯特的論敵巴爾的自然主義觀點，把婦女看成“雌性類人猿”，“失去了一切歷史發展的特點”，她的膚色既不是白的或黑的，也不是黃的或紅的，而只是一般人的，也就是說，只有類型而根本沒有個性。這是普遍人性論的變種，既談不上個性與典型的統一，更談不上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了。這是極端的抽象化和公式化，絕對掌握不住藝術所要求的生動鮮明的具體形象。
五封信之中最重要的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分別給拉薩爾的信。(11)拉薩爾是黑格爾的門徒，馬丁·路德的崇拜者，工人運動中的老牌修正主義者，《哥達綱領》的幕後指揮者。他在一八五七年到一八五八年初寫了一部歷史劇《弗蘭茨·馮·濟金根》。一八五九年他把這部劇本寄給馬克思和恩格斯，還附了一篇《論悲劇觀念》的長文手稿。馬克思和恩格斯分別回了信，不約而同地提了一些基本一致的批評，特別是都責備他沒有抓住農民戰爭這個主要矛盾。接著拉薩爾又回了馬克思一封長信拒絕接受批評，甚至強詞奪理，試圖證明當時農民戰爭比騎士內訌“還更反動”．馬克思看到他不可救藥，就置之不理。這樣就結束了德國文學史上曾轟動一時的“濟金根論戰”。(12)
《濟金根》這部歷史劇的主題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時代以濟金根為首的在沒落中的封建騎士反對東歐各地區封建領主（羅馬教廷主管下的諸侯和天主教高級僧侶）的鬥爭。十六世紀是歐洲封建社會過渡到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轉折點。關於這個時代的歷史背景和各階級力量對比的關係，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德國農民戰爭》里已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敘述，是研究“濟金根論戰”的首先應掌握的資料。當時社會分成三大陣營：由羅馬教廷操縱的天主教反動派，受路德新教影響的市民改良派，以及由閔採爾領導的農民和市民革命派。當時進行過兩場性質不同的鬥爭，一是一五二二年由低級貴族封建騎士濟金根和路德派貴族僧侶胡登領導的為維護騎士封建特權而發動的對封建諸侯和高級僧侶的戰爭，一是一五二四至一五二五年由閔採爾領導的反封建的農民戰爭。這兩場鬥爭都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在當時天主教反動派封建勢力雖已漸就衰朽，比起在沒落中的封建騎士和初登上歷史舞台的窮苦農民和城市平民都還遠較雄厚。無論是騎士內訌還是農民聯合平民的起義都必須利用對方矛盾，爭取同盟軍來壯大自己的力量。所以濟金根曾試圖過利用農民，而濟金根失敗後，農民也想請濟金根的兒子漢斯來領導他們起義。但是這種聯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封建騎士要維護封建特權，就必須靠壓迫和剝削農民才能活下去，而農民卻要消滅封建剝削才能活下去，興旺起來。所以恩格斯指出，“這就構成了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衝突。”這也就是當時應該“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和典型環境。可是《濟金根》的作者對此卻毫無認識。他揚言他是在寫“革命悲劇”。寫革命悲劇，他第一步就走錯了，不以農民戰爭而以騎士內訌為主題。至於騎士內訌之所以失敗，拉薩爾也看不出這是由於兩敵對階級之間的不可調和性，而認為是下文還要談到的他在《論悲劇觀念》中所說的那個原因，即“目的無限而手段有限”迫使悲劇主角作為“實際政治家”必然要搞欺詐妥協之類的“外交手腕”所犯的過錯。這是他的唯心史觀和機會主義的大暴露。
馬克思在信中承認導致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歐洲革命必然失敗的那種悲劇性衝突可以作為一部現代悲劇的中心，但是懷疑拉薩爾“所選擇的主題是否適合於表現這種衝突”。他選的主題不是農民戰爭而是騎士內訌，而且把他的作品叫做“革命悲劇”，這是問題的要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