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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愛理性，讓你的一切文章
永遠只從理性獲得價值和光芒。”
——《論詩藝》，L，37一38行
全篇始終沒有用過“想像”這個詞，但在英國，比布瓦羅還略早的培根就已在強調詩與想像的密切關係。在他的名著《學術的促進》里，培根把學術分成歷史、詩和哲學三種，與它們相適應的人類認識能力也有三種，記憶、想像和理智。他的結論是“歷史涉及記憶，詩涉及想像，哲學涉及理智”。從此可見，培根不但已見出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的分別，把文藝歸入形象思維，而且還指出復現性想像（記憶）和創造性想像的分別，指出詩不同於歷史記載。在《論美》一篇短文里他還指出同出：形象思維，詩與畫卻有所不同，詩能描繪人物動作，畫卻只能描繪人物形狀，這也就是後來萊辛在《拉奧孔》里所得到的結論。此後英國文藝理論著作沒有不強調想像的。就連本來崇拜法國新古典主義的愛笛生就寫過幾篇短文鼓吹“想像的樂趣”。到了浪漫主義運動起來以後，想像和情感這一對孿生兄弟就成了文藝創作的主要動力。具體表現在抒情詩歌和一般文藝作品裡，也反映在文藝理論里。這是上升的資產階級的自我中心、力求自由擴張的精神狀態的反映，後來雖有流弊，卻也帶來了一個時期的文藝繁榮。
十八世紀中美學研究也開始繁榮了，大半都受到英國經驗主義的影響。涉及形象思維要旨的有兩部著作值得一提。一部是義大利哲學家維柯的《新科學》。(7)維柯初次從歷史發展觀點根據希臘神話和語言學的資料，論證民族在原始期，像人在嬰兒期一樣，都只用形象思維，後來才逐漸學會抽象思維。在神話研究方面，後來黑格爾在《美學》第二卷論象徵型藝術部分以及馬克思關於神話的看法多少有些近似維柯的看法。在美學和語言學方面受他影響最深的是他在義大利的哲學繼承人克羅齊。現代瑞士兒童心理家庇阿傑（Piaget）也從研究兒童運用語言方面論證了兒童最初只會用形象思維。(8)
十八世紀另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就是初次給美學命名為“埃斯特惕克”的鮑姆嘉通(9)的《美學》。作者明確地把美學和邏輯學對立起來，美學專研究感性認識和藝術的形象思維；邏輯學則專研究抽象思維或理性認識。
總之，”形象思維”古已有之，而且有過長時期的發展和演變，這是事實，也是常識，並不是反形象思維論者所指責的“違反常識、背離實際、胡編亂造”。這種指責用到他自己身上倒很適合。
3．馬克思肯定了形象思維
反對形象思維論者不但打著“常識”的旗號，而且打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的旗號，說什麼形象思維論是“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體系”。上面我們已根據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說明了形象思維所隸屬的感性認識的合法地位，現在不妨追問：究竟馬克思本人是不是一位反形象思維論者呢？梅林在《馬克思與寓言》一文里論證了馬克思繼歌德和黑格爾之後，是“一位天生的寓言作者”（faisseur d'allegories né）。(10)寓言或寓意體詩文就是中國詩的“比”，黑格爾的《美學》第二卷結合象徵型藝術詳細討論過，它還是形象思維方式之一。馬克思在他的經典性著作里也多次肯定了形象思維。最明顯的例子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言”里關於神話的一段話：
“……任何神話都是用想像和藉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希臘藝術的前提是希臘神話，也就是已經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這是希臘藝術的素材。”(11)
接著談到社會發展到不再以神話方式對待自然時，馬克思說，這時就“要求藝術家具備一種與神話無關的幻想”。“想像”在原文中用的是Einfildung，“幻想”在原文中用的是Phantasie，這兩個字在近代西文中一般常用作同義詞，足見馬克思肯定了藝術家要有形象思維的能力，儘管神話時代已過去。在對摩根的《古代社會》的評註里，馬克思也是就神話談到“想像”，把想像叫做人類的“偉大資稟”。 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里談到神話時也引了上引馬克思的一段話，並且結合到神話中的矛盾變化，指出神話”乃是無數複雜的現實矛盾的互相變化對於人們所引起的一種幼稚的、想像的、主觀幻想的變化”，”所以它們並不是現實之科學的反映。”從此可見， 毛澤東同志肯定形象思維，並不是從《給陳毅同志詼詩的一封信》才開始，而是早就在這個問題上發揮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同志自己的詩詞就是形象思維的典範。
4．從實踐角度來看形象思維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分析文藝創造活動從來都不是單從認識角度出發，更重要是從實踐角度出發，而且分析認識也必然是要結合到實踐根源和實踐效果。早在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里就反覆闡明實踐的首要作用，他指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費爾巴哈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應作“主體”——引者）方面去理解”；“費爾巴哈不滿意抽象的思維而訴諸感牲的直觀，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實踐的，人類感性的活動。”(12)這些論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里更加透闢地發揮了《費爾巴哈論綱》的要旨。在這篇光輝的著作里，實踐論取代了過去的認識論，對哲學做出正本清源的貢獻。可惜我們過去在美學討論和最近在形象思維的討論中沒有足夠地深入學習這些重要文獻，所以往往是隔靴搔癢。片面強調美的客觀性和片面從認識角度看形象思維，都是例證。最近哲學界還有人否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就說明馬克思主義在我們頭腦里紮根還不深，值得警惕。
永遠只從理性獲得價值和光芒。”
——《論詩藝》，L，37一38行
全篇始終沒有用過“想像”這個詞，但在英國，比布瓦羅還略早的培根就已在強調詩與想像的密切關係。在他的名著《學術的促進》里，培根把學術分成歷史、詩和哲學三種，與它們相適應的人類認識能力也有三種，記憶、想像和理智。他的結論是“歷史涉及記憶，詩涉及想像，哲學涉及理智”。從此可見，培根不但已見出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的分別，把文藝歸入形象思維，而且還指出復現性想像（記憶）和創造性想像的分別，指出詩不同於歷史記載。在《論美》一篇短文里他還指出同出：形象思維，詩與畫卻有所不同，詩能描繪人物動作，畫卻只能描繪人物形狀，這也就是後來萊辛在《拉奧孔》里所得到的結論。此後英國文藝理論著作沒有不強調想像的。就連本來崇拜法國新古典主義的愛笛生就寫過幾篇短文鼓吹“想像的樂趣”。到了浪漫主義運動起來以後，想像和情感這一對孿生兄弟就成了文藝創作的主要動力。具體表現在抒情詩歌和一般文藝作品裡，也反映在文藝理論里。這是上升的資產階級的自我中心、力求自由擴張的精神狀態的反映，後來雖有流弊，卻也帶來了一個時期的文藝繁榮。
十八世紀中美學研究也開始繁榮了，大半都受到英國經驗主義的影響。涉及形象思維要旨的有兩部著作值得一提。一部是義大利哲學家維柯的《新科學》。(7)維柯初次從歷史發展觀點根據希臘神話和語言學的資料，論證民族在原始期，像人在嬰兒期一樣，都只用形象思維，後來才逐漸學會抽象思維。在神話研究方面，後來黑格爾在《美學》第二卷論象徵型藝術部分以及馬克思關於神話的看法多少有些近似維柯的看法。在美學和語言學方面受他影響最深的是他在義大利的哲學繼承人克羅齊。現代瑞士兒童心理家庇阿傑（Piaget）也從研究兒童運用語言方面論證了兒童最初只會用形象思維。(8)
十八世紀另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就是初次給美學命名為“埃斯特惕克”的鮑姆嘉通(9)的《美學》。作者明確地把美學和邏輯學對立起來，美學專研究感性認識和藝術的形象思維；邏輯學則專研究抽象思維或理性認識。
總之，”形象思維”古已有之，而且有過長時期的發展和演變，這是事實，也是常識，並不是反形象思維論者所指責的“違反常識、背離實際、胡編亂造”。這種指責用到他自己身上倒很適合。
3．馬克思肯定了形象思維
反對形象思維論者不但打著“常識”的旗號，而且打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的旗號，說什麼形象思維論是“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體系”。上面我們已根據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說明了形象思維所隸屬的感性認識的合法地位，現在不妨追問：究竟馬克思本人是不是一位反形象思維論者呢？梅林在《馬克思與寓言》一文里論證了馬克思繼歌德和黑格爾之後，是“一位天生的寓言作者”（faisseur d'allegories né）。(10)寓言或寓意體詩文就是中國詩的“比”，黑格爾的《美學》第二卷結合象徵型藝術詳細討論過，它還是形象思維方式之一。馬克思在他的經典性著作里也多次肯定了形象思維。最明顯的例子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言”里關於神話的一段話：
“……任何神話都是用想像和藉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希臘藝術的前提是希臘神話，也就是已經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這是希臘藝術的素材。”(11)
接著談到社會發展到不再以神話方式對待自然時，馬克思說，這時就“要求藝術家具備一種與神話無關的幻想”。“想像”在原文中用的是Einfildung，“幻想”在原文中用的是Phantasie，這兩個字在近代西文中一般常用作同義詞，足見馬克思肯定了藝術家要有形象思維的能力，儘管神話時代已過去。在對摩根的《古代社會》的評註里，馬克思也是就神話談到“想像”，把想像叫做人類的“偉大資稟”。 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里談到神話時也引了上引馬克思的一段話，並且結合到神話中的矛盾變化，指出神話”乃是無數複雜的現實矛盾的互相變化對於人們所引起的一種幼稚的、想像的、主觀幻想的變化”，”所以它們並不是現實之科學的反映。”從此可見， 毛澤東同志肯定形象思維，並不是從《給陳毅同志詼詩的一封信》才開始，而是早就在這個問題上發揮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同志自己的詩詞就是形象思維的典範。
4．從實踐角度來看形象思維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分析文藝創造活動從來都不是單從認識角度出發，更重要是從實踐角度出發，而且分析認識也必然是要結合到實踐根源和實踐效果。早在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里就反覆闡明實踐的首要作用，他指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費爾巴哈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應作“主體”——引者）方面去理解”；“費爾巴哈不滿意抽象的思維而訴諸感牲的直觀，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實踐的，人類感性的活動。”(12)這些論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里更加透闢地發揮了《費爾巴哈論綱》的要旨。在這篇光輝的著作里，實踐論取代了過去的認識論，對哲學做出正本清源的貢獻。可惜我們過去在美學討論和最近在形象思維的討論中沒有足夠地深入學習這些重要文獻，所以往往是隔靴搔癢。片面強調美的客觀性和片面從認識角度看形象思維，都是例證。最近哲學界還有人否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就說明馬克思主義在我們頭腦里紮根還不深，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