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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西方美學史來看形象思維
我們的主要課題是要從西方美學史角度來看形象思維問題。在西方，從古希臘一直到近代，奉為文藝基本信條的是“摹仿自然”。摹仿自然實際上就是反映現實，但這個提法也可能產生誤解，以為摹仿即抄襲，因而忽視文藝的虛構和創造作用。柏拉圖就有過這種誤解。從客觀唯心主義出發，他認為只有“理”或”理式”（Idea）才真實，具體客觀事物是理式的摹仿，離真理隔了一層，只是真理的“摹本”或“影子”，至於摹仿具體客觀事物的文藝作品和真理又隔了一層，只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也就是虛構的幻想。根據這種理由，柏拉圖要把詩人驅逐出他的“理想國”境外。他可以說是西方反對形象思維的第一個人，反對形象思維所導致的結果就是限制文藝的發展，甚至排斥文藝，《理想國》一書的結論正說明了這一點。他的門徒亞理斯多德是“摹仿自然論”的堅決維護者，他的《詩學》肯定了詩人要描寫的是“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描寫的方式是“按照事物應該有的樣子”，在《倫理學》里他還肯定了藝術是一種“生產”、一種“創造”，作品的“來源在於創造者而不在對象本身”。因此，他認為文藝作品雖要虛構，卻不因此就虛假；不但如此，它比起記載已然事物的歷史“還是更哲學的，更嚴肅的”，更“帶有普遍性”。亞理斯多德這些觀點已包含了形象思維和藝術創造的精義，儘管他還沒有用“形象思維”這個詞。(3)在《修辭學》里他還討論了“隱喻”和“顯喻”，這就涉及“比”、“興”了。
西方古代文藝理論中想像或形象思維這個詞最早出現在住在羅馬的一位雅典學者斐羅斯屈拉特（Phi11ostratus，170—245）所寫的《阿波羅琉斯的傳記》（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4)這裡涉及形象思維的一段話是文藝由著重摹仿發展到著重想像的轉折點。阿波羅琉斯向一位埃及哲人指責埃及人把神塑造為一些下賤的動物，並且告訴他希臘人卻用最好的最虔敬的方式去塑造神像。埃及哲人就問：“你們的藝術家們是否升到天上把神像臨摹下來，然後用他們的技藝把這些神像塑造出來，還是有什麼其它力量來監督和指導他們塑造呢？”他回答說，“確實有一種充滿智慧和才能的力量。”埃及哲人問：“那究竟是什麼力量？除掉摹仿以外，我想你們不會有什麼其它力量。”接著就是以下一段有名的回答：
“創造出上述那些作品(5)的是想像。想像比起草仿是一種更聰明伶巧的藝術家。摹仿只能塑造出見過的事物，想像卻也能塑造出未見過的事物，它會聯繫到現實去構思成它的理想。摹仿往往畏首畏尾，想像卻無所畏懼地朝已定下的目標勇往直前。如果你想對天神宙斯有所認識，你就得把他聯繫到他所在的天空和眾星中間一年四季的情況，菲底阿斯就是這樣辦的。再如，你如果想塑造雅典娜女神像，你也就必須在想像中想到與她有關的武藝、智謀和各種技藝以及她如何從她父親宙斯的頭腦中產生出來的，”(6)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想像也能塑造出未見過的事物”，會“聯繫到現實去構思成它的理想”，而且在塑造人物形象時須聯繫到人物的全部身世和活動去構思，足見想像仍必須從現實生活出發，但不排除虛構和理想化。這裡也可看出典型人物的要義。涉及的題材是神話，據黑格爾對象徵型藝術的論述，希臘眾神都是荷馬和赫西俄德兩位史詩人按照人的形象把他們創造出來的，每個神都代表一種人物，所以各是一種典型，也各是一種形象思維的產品。
菲羅斯屈拉特生在公元三世紀左右，基督教已在西方開始流行。基督教在歐洲統治達一千幾百年之久，到文藝復興才漸受衝擊。它對文藝在創作和理論兩方面都起過很大影響。單就形象思維來說，讀者不妨參考黑格爾的《美學》第二卷，特別是論象徵型藝術中涉及希臘、中世紀歐洲以及古代埃及、印度和波斯的宗教和神話的部分。從此可見，形象思維是各民族在原始時代就已用慣了。
對於一般關心西方美學史和文藝批評史的人來說，注意力宜集中到由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近代五百年這段時間裡。在這段時間裡社會制度和人類精神狀態都在隨經濟基礎和自然科學的發展起著激烈的變化，哲學界進行著英國經驗主義對大陸理性主義的鬥爭，文藝界進行著以英德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對法國新古典主義的鬥爭。這兩場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鬥爭是互相關聯的，都反映出上升資產階級對封建制度的衝擊以及個性自由思想對封建權威的反抗。十六世紀歐洲大陸上流行的是笛卡兒、來布尼茲和沃爾夫等人的理性主義。當時所謂”理性”還是先天的，先驗的，甚至是超驗的，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以感性認識為基礎的理性認識。和大陸理性主義相對立的是當時工商業較先進的英國的培恨、霍布斯、洛克、休漠等人所發展起來的經驗主義。他們認為人初生下來時頭腦只是一張白紙，生活經驗逐漸在這張白紙上積累下一些感官印象，這就是一切認識的基礎，他們根本否認有所謂無感性基礎的“理性”．肯定感性認識是一切認識的基礎，這是經驗主義的合理內核。形象思維在文藝創作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視是和經驗主義重視感性認識分不開的，也是和浪漫主義運動對片面強調理性的法國新古典主義的反抗分不開的。新古典主義的法典是布瓦羅的《論詩藝》。這部法典是從笛卡兒的良知（Bon sens）論出發的，強調先天理性在文藝中的主導作用：
我們的主要課題是要從西方美學史角度來看形象思維問題。在西方，從古希臘一直到近代，奉為文藝基本信條的是“摹仿自然”。摹仿自然實際上就是反映現實，但這個提法也可能產生誤解，以為摹仿即抄襲，因而忽視文藝的虛構和創造作用。柏拉圖就有過這種誤解。從客觀唯心主義出發，他認為只有“理”或”理式”（Idea）才真實，具體客觀事物是理式的摹仿，離真理隔了一層，只是真理的“摹本”或“影子”，至於摹仿具體客觀事物的文藝作品和真理又隔了一層，只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也就是虛構的幻想。根據這種理由，柏拉圖要把詩人驅逐出他的“理想國”境外。他可以說是西方反對形象思維的第一個人，反對形象思維所導致的結果就是限制文藝的發展，甚至排斥文藝，《理想國》一書的結論正說明了這一點。他的門徒亞理斯多德是“摹仿自然論”的堅決維護者，他的《詩學》肯定了詩人要描寫的是“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描寫的方式是“按照事物應該有的樣子”，在《倫理學》里他還肯定了藝術是一種“生產”、一種“創造”，作品的“來源在於創造者而不在對象本身”。因此，他認為文藝作品雖要虛構，卻不因此就虛假；不但如此，它比起記載已然事物的歷史“還是更哲學的，更嚴肅的”，更“帶有普遍性”。亞理斯多德這些觀點已包含了形象思維和藝術創造的精義，儘管他還沒有用“形象思維”這個詞。(3)在《修辭學》里他還討論了“隱喻”和“顯喻”，這就涉及“比”、“興”了。
西方古代文藝理論中想像或形象思維這個詞最早出現在住在羅馬的一位雅典學者斐羅斯屈拉特（Phi11ostratus，170—245）所寫的《阿波羅琉斯的傳記》（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4)這裡涉及形象思維的一段話是文藝由著重摹仿發展到著重想像的轉折點。阿波羅琉斯向一位埃及哲人指責埃及人把神塑造為一些下賤的動物，並且告訴他希臘人卻用最好的最虔敬的方式去塑造神像。埃及哲人就問：“你們的藝術家們是否升到天上把神像臨摹下來，然後用他們的技藝把這些神像塑造出來，還是有什麼其它力量來監督和指導他們塑造呢？”他回答說，“確實有一種充滿智慧和才能的力量。”埃及哲人問：“那究竟是什麼力量？除掉摹仿以外，我想你們不會有什麼其它力量。”接著就是以下一段有名的回答：
“創造出上述那些作品(5)的是想像。想像比起草仿是一種更聰明伶巧的藝術家。摹仿只能塑造出見過的事物，想像卻也能塑造出未見過的事物，它會聯繫到現實去構思成它的理想。摹仿往往畏首畏尾，想像卻無所畏懼地朝已定下的目標勇往直前。如果你想對天神宙斯有所認識，你就得把他聯繫到他所在的天空和眾星中間一年四季的情況，菲底阿斯就是這樣辦的。再如，你如果想塑造雅典娜女神像，你也就必須在想像中想到與她有關的武藝、智謀和各種技藝以及她如何從她父親宙斯的頭腦中產生出來的，”(6)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想像也能塑造出未見過的事物”，會“聯繫到現實去構思成它的理想”，而且在塑造人物形象時須聯繫到人物的全部身世和活動去構思，足見想像仍必須從現實生活出發，但不排除虛構和理想化。這裡也可看出典型人物的要義。涉及的題材是神話，據黑格爾對象徵型藝術的論述，希臘眾神都是荷馬和赫西俄德兩位史詩人按照人的形象把他們創造出來的，每個神都代表一種人物，所以各是一種典型，也各是一種形象思維的產品。
菲羅斯屈拉特生在公元三世紀左右，基督教已在西方開始流行。基督教在歐洲統治達一千幾百年之久，到文藝復興才漸受衝擊。它對文藝在創作和理論兩方面都起過很大影響。單就形象思維來說，讀者不妨參考黑格爾的《美學》第二卷，特別是論象徵型藝術中涉及希臘、中世紀歐洲以及古代埃及、印度和波斯的宗教和神話的部分。從此可見，形象思維是各民族在原始時代就已用慣了。
對於一般關心西方美學史和文藝批評史的人來說，注意力宜集中到由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近代五百年這段時間裡。在這段時間裡社會制度和人類精神狀態都在隨經濟基礎和自然科學的發展起著激烈的變化，哲學界進行著英國經驗主義對大陸理性主義的鬥爭，文藝界進行著以英德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對法國新古典主義的鬥爭。這兩場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鬥爭是互相關聯的，都反映出上升資產階級對封建制度的衝擊以及個性自由思想對封建權威的反抗。十六世紀歐洲大陸上流行的是笛卡兒、來布尼茲和沃爾夫等人的理性主義。當時所謂”理性”還是先天的，先驗的，甚至是超驗的，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以感性認識為基礎的理性認識。和大陸理性主義相對立的是當時工商業較先進的英國的培恨、霍布斯、洛克、休漠等人所發展起來的經驗主義。他們認為人初生下來時頭腦只是一張白紙，生活經驗逐漸在這張白紙上積累下一些感官印象，這就是一切認識的基礎，他們根本否認有所謂無感性基礎的“理性”．肯定感性認識是一切認識的基礎，這是經驗主義的合理內核。形象思維在文藝創作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視是和經驗主義重視感性認識分不開的，也是和浪漫主義運動對片面強調理性的法國新古典主義的反抗分不開的。新古典主義的法典是布瓦羅的《論詩藝》。這部法典是從笛卡兒的良知（Bon sens）論出發的，強調先天理性在文藝中的主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