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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來的路上，太陽下山了，我說：“你看，多美的一片土地啊！”金色的夕陽映照在樹林上和田地上，透射出一片金燦燦的餘暉，似乎是在和我們道別。“是的，”同行者中的一個德國人用俄語回答說，“這裡的景色的確很美，但是它已經受到了輻射污染。”說話的同時，他的手上就握著一個放射量測定器。這時，我才明白這是我一個人的落日。這是我的土地。我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
納塔利亞?阿爾森耶芙娜?羅斯洛娃莫吉廖夫地區婦女聯合會，救治車諾比兒童項目負責人
孩子們的話
阿廖沙.貝爾斯基，9歲；安雅?博古什，10歲；娜塔莎?德沃瑞茨卡亞，16歲；勒拿.茹德羅，15歲；尤拉?祖科，15歲；奧利亞.祖沃納科，10歲；斯內扎納?基內維奇，16歲；伊拉■庫德里亞契娃，14歲；伊利亞.卡斯科，11歲；瓦妮婭.科瓦洛夫，12歲；瓦迪姆.卡爾斯諾索尼什科，9歲；瓦斯亞?米庫里奇，15歲；安東?納什萬金，14歲；馬拉特.塔塔爾契夫，16歲；尤利婭?塔拉斯基娜，15歲；卡特婭?謝夫楚科，15歲；鮑里斯?什克爾曼科夫，16歲
天上有一朵烏雲，雨滴打在身上像小石子一樣硬。地上的水坑不是綠色的就是黃色的，就好像有人往裡面倒了顏料一樣。他們說那是從花朵上落下的灰塵。奶奶要我們待在地窖里，不准出來。她自己則跪在地上，虔誠地禱告。她還教我們祈禱：“祈禱！這是世界末日。是上帝對我們所犯下的罪孽的懲罰。”當時，我哥哥8歲，我6歲。我們開始回憶自己犯下的罪過。他打碎過裝覆盆子果醬的玻璃瓶，我沒有告訴媽媽我的新衣服掛在了籬笆上，被撕開了一道口子。我把這件衣服藏在了壁櫥里。
士兵們坐著汽車來到我們這兒。我以為又開始打仗了。他們嘴裡說著一些我們聽不懂的詞語：“疏散”、“同位素”。有一名士兵還拼命地
追趕一隻貓。放射量測定器只要一靠近那隻貓就像一個自動的鬧鐘，滴答滴答地響個不停。有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也在追貓。那個男孩倒還好，可那個女孩一直在哭。“我不會把它交出去！”她大聲叫道。“快跑，小女孩，快跑啊！”可是，那個士兵的手裡拿著一個很大的塑膠袋。
我聽說一那些大人說的——外婆則一直在哭——自從我出生的那年開始（1986年），我們村子裡就再也沒有孩子出生。我是唯一的一個。醫生說我本不應該生下來，可是我媽媽從醫院裡跑了出來，躲在外婆家裡。最後，我就在外婆家出生了。我聽他們說過這件事。
我沒有哥哥姐姐，也沒有弟弟妹妹。可是，我想要一個。
告訴我，夫人，他們為什麼不讓我媽媽生下我？我本該去哪兒？在天上飛？還是應該去另一個星球？
事故發生後的第一年，麻雀就從我們小鎮上徹底消失了。有一段時間，地上到處都是麻雀的屍體——院子裡、柏油路上。它們都是被槍射下來的，然後就被人裝進放著樹葉的容器里，帶走了。那一年，他們不允許人們焚燒樹葉，因為那些樹葉有輻射，所以當時，他們把所有的樹葉都埋到了地下。
兩年後，麻雀又回來了。我們高興萬分，興奮地給對方打電話：“昨天，我看到了一隻麻雀！它們又回來了。”
五月金龜子也消失了，而且再也沒有回來。也許，要再過100年或1000年，它們才會回來。我們的老師就是這樣說的。我看不到它們了。
9月1日，開學第一天，校園裡看不到一朵花。花朵上有輻射。在新學年開始之初，出現在學校里的工人並不是粉刷匠——就像以往那樣——而是軍人。他們挖掉了鮮花，還挖掉了地上表面的泥土，並且把它們都裝進了卡車後面的大拖車裡。
一年後，他們疏散了村子裡的所有居民，然後填埋了整個村子。我爸爸是一名計程車司機，他開車去了那裡，回來後把他看到的情景告訴了我
們。首先，他們會在地上挖一個五米深的大坑。然後，消防員會趕來，用消防水管從上至小地沖洗每一棟房子，從屋頂一直衝到地面，從而保證在接下來的施工過程中不會揚起任何輻射塵埃。他們仔細地沖洗窗戶、屋頂、大門，一個地方都不放過。接著，起重機會把房子連根拔起，扔進事先挖好的大坑。從房子裡掉出來的玩具娃娃、書和瓶瓶罐罐掉得到處都是。那些挖坑的工人們會跑過去把它們全都撿起來，扔進大坑。最後，他們會用沙子和陶
ft
土把大坑填滿，然後推平。這時，原本的一座村莊消失了，出現在你眼前的是一片空地。他們在那塊地里撒滿了玉米種子。我們的房子就躺在那片玉米地下，還有我們的學校和村委會。我種的植物以及兩本郵票簿都在那裡的地下。我多麼希望能把它們帶出來。我還曾經有一輛自行車。
我今年12歲，我是個殘疾人。每個月，郵遞員都會把兩張撫恤金支票送到我們家——那是給我和我爺爺的。當我們班裡的女孩知道我得了血癌之後，她們就再也不敢和我同桌。她們甚至都不想碰我。
醫生們說我之所以會得病是因為我爸爸在車諾比核電站工作過。我是在那以後出生的。我愛我爸爸。
他們來找我爸爸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我沒有聽到他收拾行李的聲音，我當時已經睡著了。第二天早上，我看到媽媽在哭。她說：“爸爸現在己經在車諾比了。”
納塔利亞?阿爾森耶芙娜?羅斯洛娃莫吉廖夫地區婦女聯合會，救治車諾比兒童項目負責人
孩子們的話
阿廖沙.貝爾斯基，9歲；安雅?博古什，10歲；娜塔莎?德沃瑞茨卡亞，16歲；勒拿.茹德羅，15歲；尤拉?祖科，15歲；奧利亞.祖沃納科，10歲；斯內扎納?基內維奇，16歲；伊拉■庫德里亞契娃，14歲；伊利亞.卡斯科，11歲；瓦妮婭.科瓦洛夫，12歲；瓦迪姆.卡爾斯諾索尼什科，9歲；瓦斯亞?米庫里奇，15歲；安東?納什萬金，14歲；馬拉特.塔塔爾契夫，16歲；尤利婭?塔拉斯基娜，15歲；卡特婭?謝夫楚科，15歲；鮑里斯?什克爾曼科夫，16歲
天上有一朵烏雲，雨滴打在身上像小石子一樣硬。地上的水坑不是綠色的就是黃色的，就好像有人往裡面倒了顏料一樣。他們說那是從花朵上落下的灰塵。奶奶要我們待在地窖里，不准出來。她自己則跪在地上，虔誠地禱告。她還教我們祈禱：“祈禱！這是世界末日。是上帝對我們所犯下的罪孽的懲罰。”當時，我哥哥8歲，我6歲。我們開始回憶自己犯下的罪過。他打碎過裝覆盆子果醬的玻璃瓶，我沒有告訴媽媽我的新衣服掛在了籬笆上，被撕開了一道口子。我把這件衣服藏在了壁櫥里。
士兵們坐著汽車來到我們這兒。我以為又開始打仗了。他們嘴裡說著一些我們聽不懂的詞語：“疏散”、“同位素”。有一名士兵還拼命地
追趕一隻貓。放射量測定器只要一靠近那隻貓就像一個自動的鬧鐘，滴答滴答地響個不停。有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也在追貓。那個男孩倒還好，可那個女孩一直在哭。“我不會把它交出去！”她大聲叫道。“快跑，小女孩，快跑啊！”可是，那個士兵的手裡拿著一個很大的塑膠袋。
我聽說一那些大人說的——外婆則一直在哭——自從我出生的那年開始（1986年），我們村子裡就再也沒有孩子出生。我是唯一的一個。醫生說我本不應該生下來，可是我媽媽從醫院裡跑了出來，躲在外婆家裡。最後，我就在外婆家出生了。我聽他們說過這件事。
我沒有哥哥姐姐，也沒有弟弟妹妹。可是，我想要一個。
告訴我，夫人，他們為什麼不讓我媽媽生下我？我本該去哪兒？在天上飛？還是應該去另一個星球？
事故發生後的第一年，麻雀就從我們小鎮上徹底消失了。有一段時間，地上到處都是麻雀的屍體——院子裡、柏油路上。它們都是被槍射下來的，然後就被人裝進放著樹葉的容器里，帶走了。那一年，他們不允許人們焚燒樹葉，因為那些樹葉有輻射，所以當時，他們把所有的樹葉都埋到了地下。
兩年後，麻雀又回來了。我們高興萬分，興奮地給對方打電話：“昨天，我看到了一隻麻雀！它們又回來了。”
五月金龜子也消失了，而且再也沒有回來。也許，要再過100年或1000年，它們才會回來。我們的老師就是這樣說的。我看不到它們了。
9月1日，開學第一天，校園裡看不到一朵花。花朵上有輻射。在新學年開始之初，出現在學校里的工人並不是粉刷匠——就像以往那樣——而是軍人。他們挖掉了鮮花，還挖掉了地上表面的泥土，並且把它們都裝進了卡車後面的大拖車裡。
一年後，他們疏散了村子裡的所有居民，然後填埋了整個村子。我爸爸是一名計程車司機，他開車去了那裡，回來後把他看到的情景告訴了我
們。首先，他們會在地上挖一個五米深的大坑。然後，消防員會趕來，用消防水管從上至小地沖洗每一棟房子，從屋頂一直衝到地面，從而保證在接下來的施工過程中不會揚起任何輻射塵埃。他們仔細地沖洗窗戶、屋頂、大門，一個地方都不放過。接著，起重機會把房子連根拔起，扔進事先挖好的大坑。從房子裡掉出來的玩具娃娃、書和瓶瓶罐罐掉得到處都是。那些挖坑的工人們會跑過去把它們全都撿起來，扔進大坑。最後，他們會用沙子和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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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把大坑填滿，然後推平。這時，原本的一座村莊消失了，出現在你眼前的是一片空地。他們在那塊地里撒滿了玉米種子。我們的房子就躺在那片玉米地下，還有我們的學校和村委會。我種的植物以及兩本郵票簿都在那裡的地下。我多麼希望能把它們帶出來。我還曾經有一輛自行車。
我今年12歲，我是個殘疾人。每個月，郵遞員都會把兩張撫恤金支票送到我們家——那是給我和我爺爺的。當我們班裡的女孩知道我得了血癌之後，她們就再也不敢和我同桌。她們甚至都不想碰我。
醫生們說我之所以會得病是因為我爸爸在車諾比核電站工作過。我是在那以後出生的。我愛我爸爸。
他們來找我爸爸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我沒有聽到他收拾行李的聲音，我當時已經睡著了。第二天早上，我看到媽媽在哭。她說：“爸爸現在己經在車諾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