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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他們在牛奶上貼上“兒童飲用”、“成人飲用”標籤的時候——情況又另當別論了。這意味著我們和車諾比之間的距離縮短
了。好吧，我承認自己並非黨員，但是我仍然住在這裡。我們開始感到害怕。“為什麼今年的蘿蔔葉長得這麼像甜菜葉？”你打開電視，他們在節目裡說：“不要聽信西方人報導，他們是在有意挑撥和刺激我們的民眾！”直到這時，你才終於確定了所有的事情。
那麼，五一大遊行呢？沒有人強迫我們必須得去——沒有人強迫我去參加。我們都有選擇的機會，但是我們全都錯過了這次機會。在我的記憶里，那一年的五一遊行是參加人數最多，也最熱鬧的一次遊行。所有人都憂心忡忡，人們都想成為集體中的一員——和大家在一起。我們其實根本就不想了解真相到底是什麼。我們只想知道我們到底能不能吃自己種的蘿蔔。
我本人是基姆沃洛科諾工廠的一名工程師。當時，廠里還有一群來自民主德國的專家，他們是來為我們安裝新設備的。我因此而看到了其他國家的人——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這一事件中的行為舉止。當他們知道我們的核電站發生了事故之後，他們立刻要求得到相應的醫療檢測，放射量測定器，以及限定產地的食品供應。他們收聽的是德國廣播電台的節目，知道該如何應對這一事故。當然，他們所有的要求都遭到了拒絕。於是，他們立刻收拾行囊，準備離開。給我們買票！送我們回家！如果你們不能保證我們的人身安全，我們就要離開這裡。他們提出了抗議，並且給自己的政府發了電報。他們這是在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爭取應有的權利，他們並非孤身一人來到這兒，他們是在為自己、為家人爭取生存的權利！可我們呢？我們又採取了哪些行動呢？那些德國人，他們的待遇那麼好，他們還表現得如此傲慢——他們簡直就可笑至極！他們都是懦夫！他們測量羅宋湯里的放射量，就連肉都不放過！這太可笑了！我們國家的男人，他們才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俄羅斯男人！同時，他們也是一群絕望的男人。他們在和反應堆作鬥爭。他們為自己的性命擔憂。他們戴著帆布手套，在已經融化的屋頂上拼命幹活（我們都曾經在電視上看到過這樣的場面）。還有我們的孩子，他們舉起了紅旗來證明自己的勇氣，就
像那些經歷過戰爭洗禮的老兵，以及那些年邁的衛兵。（思考。）然而，這其實也是一種蠻荒未開化的表現形式，所有人都忘記了恐懼。我們總是說“我們”，而從不說“我”。“我們會讓他們看看什麼是蘇聯英雄主義！”“我們要讓他們知道蘇聯性格是由什麼組成的！”我們要告訴全世界！但是，這就是我一-“我”。我不想死。我害怕了。’
在這裡，觀察一個人以及他的情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們會如何發展和變化？我發現我關注得更多的是我身邊的世界。車諾比事件發生之後，這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反應。我們開始學會說“我”。我不想死，我害怕了。
那個偉大的帝國瓦解了，四分五裂。首先是阿富汗，然後是車諾比。當這個帝國倒下後，我們發現自己一直都是一個人。我不敢這樣說，但是我們熱愛車諾比。它成為了我們生命的意義。沒有它，我們所受的苦難將徹底失去意義。它就像一場戰爭。車諾比事件之後，世界才注意到了我們的存在。它成了我們和歐洲之間的一扇窗戶。我們是這一事件的受害者，然而，我們會為它祈禱。我不敢說出它的名字，但是它就在那兒。
現在，這是我的工作。我走進那個地區，觀察那裡的一切。現在，隔離區裡的人們仍然生活在破舊的小茅屋當中，他們的心中仍然充滿恐懼。每次選舉，他們都會把票投給強硬派，他們夢想能夠回到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回到軍事時代下的蘇聯。與此同時，他們也一直生活在軍事化的環境中：警察崗哨、身穿制服的人、通行證體系、配給制以及負責發放國際人道主義援救物資的官僚們。那些援救物品的包裝盒上用德語和俄語寫道：“不得用於銷售或交易。”然而，就在旁邊的小亭子裡，圍繞這些物資展開的銷售和交易正在進行。
這就像是一場遊戲，一場演藝秀。我和那些載滿人道主義援救的物資及護送人員一道——無論那些物資是被冠以上帝的名義，還是其他什麼名稱——走進這片地區。那些踩在水坑或泥巴里的廉價靴子，他們身上
的外套和手套都是這些物資的一部分。“我們什麼都不需要，”他們的眼睛似乎在說話，“不管怎樣，那些東西最後都會被偷走。”然而，與此同時，他們的眼神中又流露出一種渴望得到什麼或抓住什麼的欲望——一個盒子或箱子，來自外國的東西。我們知道所有老太太的生活地點。突然，我就萌生出了一個無恥的願望，就連我自己都為自己的這一願望而感到噁心。“我給你們看點東西！”我說，“在非洲，你根本就看不到這東西。事實上，除了這兒，你在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都看不到。200居里、300居里。”我也注意到了這些老太太的變化——她們中的有些人堪稱真正的演員。她們把自己的獨白牢牢地記在心裡，然後會在每一個適當的時候流著眼淚說出這些話。當第一個外國人出現在這個地方的時候，這些老媽媽什麼都沒說，她們只是站在那兒，默默地流著眼淚。現在，她們已經知道該說些什麼以及該怎樣說。也許，她們會因此而為自己的孩子多爭取到一包口香糖或是一盒衣服。而與這一現狀共存的是一個深邃的哲學問題——她們與死亡、時間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畢竟，她們並不是因為這些口香糖和德國巧克力才拒絕離開她們生活了一輩子的小茅屋。
了。好吧，我承認自己並非黨員，但是我仍然住在這裡。我們開始感到害怕。“為什麼今年的蘿蔔葉長得這麼像甜菜葉？”你打開電視，他們在節目裡說：“不要聽信西方人報導，他們是在有意挑撥和刺激我們的民眾！”直到這時，你才終於確定了所有的事情。
那麼，五一大遊行呢？沒有人強迫我們必須得去——沒有人強迫我去參加。我們都有選擇的機會，但是我們全都錯過了這次機會。在我的記憶里，那一年的五一遊行是參加人數最多，也最熱鬧的一次遊行。所有人都憂心忡忡，人們都想成為集體中的一員——和大家在一起。我們其實根本就不想了解真相到底是什麼。我們只想知道我們到底能不能吃自己種的蘿蔔。
我本人是基姆沃洛科諾工廠的一名工程師。當時，廠里還有一群來自民主德國的專家，他們是來為我們安裝新設備的。我因此而看到了其他國家的人——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這一事件中的行為舉止。當他們知道我們的核電站發生了事故之後，他們立刻要求得到相應的醫療檢測，放射量測定器，以及限定產地的食品供應。他們收聽的是德國廣播電台的節目，知道該如何應對這一事故。當然，他們所有的要求都遭到了拒絕。於是，他們立刻收拾行囊，準備離開。給我們買票！送我們回家！如果你們不能保證我們的人身安全，我們就要離開這裡。他們提出了抗議，並且給自己的政府發了電報。他們這是在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爭取應有的權利，他們並非孤身一人來到這兒，他們是在為自己、為家人爭取生存的權利！可我們呢？我們又採取了哪些行動呢？那些德國人，他們的待遇那麼好，他們還表現得如此傲慢——他們簡直就可笑至極！他們都是懦夫！他們測量羅宋湯里的放射量，就連肉都不放過！這太可笑了！我們國家的男人，他們才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俄羅斯男人！同時，他們也是一群絕望的男人。他們在和反應堆作鬥爭。他們為自己的性命擔憂。他們戴著帆布手套，在已經融化的屋頂上拼命幹活（我們都曾經在電視上看到過這樣的場面）。還有我們的孩子，他們舉起了紅旗來證明自己的勇氣，就
像那些經歷過戰爭洗禮的老兵，以及那些年邁的衛兵。（思考。）然而，這其實也是一種蠻荒未開化的表現形式，所有人都忘記了恐懼。我們總是說“我們”，而從不說“我”。“我們會讓他們看看什麼是蘇聯英雄主義！”“我們要讓他們知道蘇聯性格是由什麼組成的！”我們要告訴全世界！但是，這就是我一-“我”。我不想死。我害怕了。’
在這裡，觀察一個人以及他的情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們會如何發展和變化？我發現我關注得更多的是我身邊的世界。車諾比事件發生之後，這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反應。我們開始學會說“我”。我不想死，我害怕了。
那個偉大的帝國瓦解了，四分五裂。首先是阿富汗，然後是車諾比。當這個帝國倒下後，我們發現自己一直都是一個人。我不敢這樣說，但是我們熱愛車諾比。它成為了我們生命的意義。沒有它，我們所受的苦難將徹底失去意義。它就像一場戰爭。車諾比事件之後，世界才注意到了我們的存在。它成了我們和歐洲之間的一扇窗戶。我們是這一事件的受害者，然而，我們會為它祈禱。我不敢說出它的名字，但是它就在那兒。
現在，這是我的工作。我走進那個地區，觀察那裡的一切。現在，隔離區裡的人們仍然生活在破舊的小茅屋當中，他們的心中仍然充滿恐懼。每次選舉，他們都會把票投給強硬派，他們夢想能夠回到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回到軍事時代下的蘇聯。與此同時，他們也一直生活在軍事化的環境中：警察崗哨、身穿制服的人、通行證體系、配給制以及負責發放國際人道主義援救物資的官僚們。那些援救物品的包裝盒上用德語和俄語寫道：“不得用於銷售或交易。”然而，就在旁邊的小亭子裡，圍繞這些物資展開的銷售和交易正在進行。
這就像是一場遊戲，一場演藝秀。我和那些載滿人道主義援救的物資及護送人員一道——無論那些物資是被冠以上帝的名義，還是其他什麼名稱——走進這片地區。那些踩在水坑或泥巴里的廉價靴子，他們身上
的外套和手套都是這些物資的一部分。“我們什麼都不需要，”他們的眼睛似乎在說話，“不管怎樣，那些東西最後都會被偷走。”然而，與此同時，他們的眼神中又流露出一種渴望得到什麼或抓住什麼的欲望——一個盒子或箱子，來自外國的東西。我們知道所有老太太的生活地點。突然，我就萌生出了一個無恥的願望，就連我自己都為自己的這一願望而感到噁心。“我給你們看點東西！”我說，“在非洲，你根本就看不到這東西。事實上，除了這兒，你在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都看不到。200居里、300居里。”我也注意到了這些老太太的變化——她們中的有些人堪稱真正的演員。她們把自己的獨白牢牢地記在心裡，然後會在每一個適當的時候流著眼淚說出這些話。當第一個外國人出現在這個地方的時候，這些老媽媽什麼都沒說，她們只是站在那兒，默默地流著眼淚。現在，她們已經知道該說些什麼以及該怎樣說。也許，她們會因此而為自己的孩子多爭取到一包口香糖或是一盒衣服。而與這一現狀共存的是一個深邃的哲學問題——她們與死亡、時間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畢竟，她們並不是因為這些口香糖和德國巧克力才拒絕離開她們生活了一輩子的小茅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