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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印了兩份，以防萬 一份放在我研究所的辦公室里，另一份放在我
的家裡。我的妻子把它藏了起來。我為什麼要留副本？因為我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裡。現在，每次離開辦公室時，我都會把門和抽屜都鎖好，然而當我出差回來後，抽屜里的那些文件夾就會不翼而飛。但是，我是在烏克蘭長大的，我的祖父是一名哥薩克人，我繼承了哥薩克人的性格。我不停地寫，不停地說。你需要拯救人民！他們需要被迅速撤離或疏散！我們不斷地去那裡出差。我們研究所率先製作出了一張標明受污染地區的地圖。整個南部都被標記成了紅色。
這些都已經成了歷史 起犯罪的歷史。
他們沒收了研究所里所有的放射量測定儀器。對此，他們並沒有給出任何解釋，就直接沒收了所有的儀器。我開始接到各種威脅恐嚇電話，這些電話都打到了家裡：“不要再嚇人了，教授。不然，你的下場會很糟糕。你想知道會有多糟糕嗎？你會知道的。”有一股勢力開始向研究所的科學家們施壓、恐嚇。 -
我給莫斯科寫信。
在那之後，我接到了蘇聯科學院院長普拉托諾夫打來的電話：“總有一天，白俄羅斯人民會記住你的名字，你為他們做了很多事，但是你不應該給莫斯科寫信。這樣做非常不好。他們現在要求我解除你的所有職務。
你為什麼要寫這封信？你難道不知道自己這樣做是在和誰作對嗎？”
我有地圖和數據。他們有什麼？他們可以把我關進瘋人院。他們真的曾經這樣威脅過我。而且，他們還可以確保我會在一場交通事故中意外死亡——他們也曾這樣警告過我。他們可以把我拖上法庭，以推行反蘇聯行動為名對我做出裁決，或者，他們可以因為研究所的庫房裡少了一盒釘子而將我送入監獄。
最後，他們把我推上了法庭。
他們的目的得逞了。法庭上，我心臟病發作。（他陷入了沉默。）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寫下來了。它們全在這個文件夾里。這裡面的都是事實，也只有事實。
我們給村子裡的孩子——那些男孩和女孩們——做檢査。從他們身上，我們檢測出1500、2000、3000毫倫琴的輻射量。有的甚至還超過了3000倫琴。那些女孩——她們長大後不能生孩子。她們的基因發生了突變。田地里，拖拉機正在耕作。我問和我們隨行的工作者：“拖拉機的司機有沒有防護措施，至少他應該有一副防毒面罩？”
“不，他們沒有那些東西。”
“什麼，你們沒有分到這些防護裝置嗎？”
“噢，我們有很多。我們手頭的防護裝置足夠我們用到2000年。我們只是沒有分發下去而己，不然，人們一定會感到恐慌。所有人都會跑掉，他們會不顧一切地離開這兒。”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做？”
“教授，對你而言，這一切說起來可能很容易。如果你失業了，你可以再找一個。可我呢，我能去哪兒？”
多麼可怕的能量啊！一個人能夠施加在另一個人身上的能量其實無限強大。這已經不再是陷阱或謊言，這是一場對抗無辜的戰爭。
一切就像我們駕車沿著普里皮亞季河前進時看到的情景。人們支起了帳篷，他們舉家外出野營。他們正在游泳、曬太陽。現在，距離事故發生
已經過去了幾個星期，而他們依然什麼也不知道，繼續在核雲層籠罩下游泳和曬太陽。每當我看到孩子的時候，我都會走過去，向他們的家長解釋這一切。可是，他們不相信我。“為什麼廣播和電視裡什麼都沒說？”他什麼也沒說。不過，從他臉上的表情，我能讀出他的內心想法：我應不應該把這個情況上報呢？但是，與此同時，他也很同情這些人！畢竟，他也是一名普通人。可是，我不知道當我們回去後，他頭腦中的哪一方會取得最終的勝利。他會匯報嗎？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選擇。（這一次，他陷入了長久的沉默中。）
現在，我們該如何處理這些真相？我們可以用它們來做什麼？如果核電站再度發生爆炸，一切將會再度重演。我們還生活在史達林的國度。我們還是史達林的人民。
瓦西里?鮑里索維奇?內斯特倫科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量研究所前所長
?
為什麼我們熱愛車諾比
那一年是1986年——當時的我們情況如何？這種科技大片中的世界末日怎麼就落到了我們的身上？我們是當地的知識分子，我們有自己的小圈子。我們過著我們自己的生活，與我們身邊的一切都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這也是我們的一種表示抗議的方法。我們遵循自己的規則。當他們的精神才剛剛鬆弛的時候，我們己經在飲酒歡暢。我們閱讀索忍尼辛、沙拉莫夫的作品，去對方家串門，還會在廚房裡沒完沒了地聊天。我們想獲得生活以外的一些東西。什麼東西？戴著貝雷帽的電影明星——凱薩琳?德納芙。我們想要自由。我們中的有些人崩潰了，把自己灌得爛醉如泥。我們想，如果它就是如此，如果它會一直延續下去，直到永遠，那麼，就讓所有人都下地獄去吧。我們會在這裡一直住下去，繼續生活在我們自己的小世界裡。
車諾比事件發生了，一開始，我們的反應都一樣。這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就讓當權者去擔憂吧。這是他們的職責——車諾比。而且，那裡離我們這兒很遠。我們甚至根本就沒有在地圖上找過那個地方，所以，從這一點來說，我們也根本無須知道真相。
的家裡。我的妻子把它藏了起來。我為什麼要留副本？因為我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裡。現在，每次離開辦公室時，我都會把門和抽屜都鎖好，然而當我出差回來後，抽屜里的那些文件夾就會不翼而飛。但是，我是在烏克蘭長大的，我的祖父是一名哥薩克人，我繼承了哥薩克人的性格。我不停地寫，不停地說。你需要拯救人民！他們需要被迅速撤離或疏散！我們不斷地去那裡出差。我們研究所率先製作出了一張標明受污染地區的地圖。整個南部都被標記成了紅色。
這些都已經成了歷史 起犯罪的歷史。
他們沒收了研究所里所有的放射量測定儀器。對此，他們並沒有給出任何解釋，就直接沒收了所有的儀器。我開始接到各種威脅恐嚇電話，這些電話都打到了家裡：“不要再嚇人了，教授。不然，你的下場會很糟糕。你想知道會有多糟糕嗎？你會知道的。”有一股勢力開始向研究所的科學家們施壓、恐嚇。 -
我給莫斯科寫信。
在那之後，我接到了蘇聯科學院院長普拉托諾夫打來的電話：“總有一天，白俄羅斯人民會記住你的名字，你為他們做了很多事，但是你不應該給莫斯科寫信。這樣做非常不好。他們現在要求我解除你的所有職務。
你為什麼要寫這封信？你難道不知道自己這樣做是在和誰作對嗎？”
我有地圖和數據。他們有什麼？他們可以把我關進瘋人院。他們真的曾經這樣威脅過我。而且，他們還可以確保我會在一場交通事故中意外死亡——他們也曾這樣警告過我。他們可以把我拖上法庭，以推行反蘇聯行動為名對我做出裁決，或者，他們可以因為研究所的庫房裡少了一盒釘子而將我送入監獄。
最後，他們把我推上了法庭。
他們的目的得逞了。法庭上，我心臟病發作。（他陷入了沉默。）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寫下來了。它們全在這個文件夾里。這裡面的都是事實，也只有事實。
我們給村子裡的孩子——那些男孩和女孩們——做檢査。從他們身上，我們檢測出1500、2000、3000毫倫琴的輻射量。有的甚至還超過了3000倫琴。那些女孩——她們長大後不能生孩子。她們的基因發生了突變。田地里，拖拉機正在耕作。我問和我們隨行的工作者：“拖拉機的司機有沒有防護措施，至少他應該有一副防毒面罩？”
“不，他們沒有那些東西。”
“什麼，你們沒有分到這些防護裝置嗎？”
“噢，我們有很多。我們手頭的防護裝置足夠我們用到2000年。我們只是沒有分發下去而己，不然，人們一定會感到恐慌。所有人都會跑掉，他們會不顧一切地離開這兒。”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做？”
“教授，對你而言，這一切說起來可能很容易。如果你失業了，你可以再找一個。可我呢，我能去哪兒？”
多麼可怕的能量啊！一個人能夠施加在另一個人身上的能量其實無限強大。這已經不再是陷阱或謊言，這是一場對抗無辜的戰爭。
一切就像我們駕車沿著普里皮亞季河前進時看到的情景。人們支起了帳篷，他們舉家外出野營。他們正在游泳、曬太陽。現在，距離事故發生
已經過去了幾個星期，而他們依然什麼也不知道，繼續在核雲層籠罩下游泳和曬太陽。每當我看到孩子的時候，我都會走過去，向他們的家長解釋這一切。可是，他們不相信我。“為什麼廣播和電視裡什麼都沒說？”他什麼也沒說。不過，從他臉上的表情，我能讀出他的內心想法：我應不應該把這個情況上報呢？但是，與此同時，他也很同情這些人！畢竟，他也是一名普通人。可是，我不知道當我們回去後，他頭腦中的哪一方會取得最終的勝利。他會匯報嗎？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選擇。（這一次，他陷入了長久的沉默中。）
現在，我們該如何處理這些真相？我們可以用它們來做什麼？如果核電站再度發生爆炸，一切將會再度重演。我們還生活在史達林的國度。我們還是史達林的人民。
瓦西里?鮑里索維奇?內斯特倫科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量研究所前所長
?
為什麼我們熱愛車諾比
那一年是1986年——當時的我們情況如何？這種科技大片中的世界末日怎麼就落到了我們的身上？我們是當地的知識分子，我們有自己的小圈子。我們過著我們自己的生活，與我們身邊的一切都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這也是我們的一種表示抗議的方法。我們遵循自己的規則。當他們的精神才剛剛鬆弛的時候，我們己經在飲酒歡暢。我們閱讀索忍尼辛、沙拉莫夫的作品，去對方家串門，還會在廚房裡沒完沒了地聊天。我們想獲得生活以外的一些東西。什麼東西？戴著貝雷帽的電影明星——凱薩琳?德納芙。我們想要自由。我們中的有些人崩潰了，把自己灌得爛醉如泥。我們想，如果它就是如此，如果它會一直延續下去，直到永遠，那麼，就讓所有人都下地獄去吧。我們會在這裡一直住下去，繼續生活在我們自己的小世界裡。
車諾比事件發生了，一開始，我們的反應都一樣。這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就讓當權者去擔憂吧。這是他們的職責——車諾比。而且，那裡離我們這兒很遠。我們甚至根本就沒有在地圖上找過那個地方，所以，從這一點來說，我們也根本無須知道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