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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人(來自研究所的科學家們)為什麼要帶著放射量測定器到處跑,嚇噱人?我已經諮詢過莫斯科方面的伊利因教授,他可是蘇聯輻射防護協會的主席。他說一切正常。現在,國家已經派了一個政府調查團前去
核電站調查,就連檢察人員都己經趕到了那裡。我們還調動了軍隊,以及所有的軍事裝備,我們的軍隊已經趕到了事發地點。”
當時的我們已經攝入了上千噸的銫、碘、鉛、鋯、鎘、鈹,以及不明劑量的鈽(以鈾和石墨作為核反應堆主原料的車諾比核電站還會製造出相當於武器量級的鈽,而這种放射性金屬元素是製造原子彈的主要原料之一)——總共450种放射性核素。其放射性物質的釋放總量相當於350顆廣島原子彈。此時此刻,他們需要談論物理學,還有物理定律,可是他們探討的卻是敵人,以及如何尋找敵人。
遲早有一天,終會有人對此事作出回應。“你是想告訴我,你是一名拖拉機專家。”我對斯柳楊科夫說——他曾經是一家拖拉機廠的廠長——“你不知道輻射能夠造成什麼後果,可是我是一名物理學家,我知道後果會怎樣。?”然而,從他的觀點出發,這又怎樣呢?讓一些教授外加一群物理學家告訴中央委員會該怎麼做?不,他們不會這樣做,不過,他們也並非罪犯。他們的行為更像是一種無知和盲目地服從。運作機制教會了他們一個道理,而這也成為了他們的生存原則:槍打出頭鳥。所以,相對而言,讓所有人都高高興興才是更好、更明智的做法。不久前,斯柳楊科夫剛剛接到莫斯科方面的電話,獲悉自己己經得到了一個晉升的機會。升職己經近在咫尺!我敢打賭,他一定已經接到了來自克里姆林宮的電話,而那個致電給他的人就是戈巴契夫。在電話里,戈巴契夫會說:你看,我希望你們白俄羅斯能夠保持穩定,不出現任何恐慌,西方世界此時正在製造各種各樣的謠言和聲音。理所當然的,如果你不能討得上級的歡心,你自然也就得不到他的提拔,以及隨之而來的出國考察機會和別墅。如果當時我們仍然生活在封閉的體系內,那我們的人民將會繼續生活在核電站周邊。他們一定會徹底掩蓋這次事故!還記得嗎——基特里姆、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試驗基地——我們依然生活在史達林的國度里。
在當時進行的民防課程中,按照要求,一旦遇到來自核事故或核攻擊的威脅,你應該立刻對全民實施碘預防措施。這裡所提到的還只是“威
脅”。現在,我們正在受到每小時3000毫倫琴輻射物的照射,然而,執政者擔心的卻是他們的權力,而不是他們的人民。這是一個權力的國家,而不是人民的國家。國家永遠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輕如鴻毛,幾乎沒
有任何價值。因為,他們也許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如此一來,既
無須公告,又不會引起恐慌。他們可以把碘加入飲用水中或蓄水池裡,又或是直接通過牛奶加工廠將碘加入牛奶中。這個城市裡儲存有700千克的濃縮碘,專門用以應對這種特殊事件——然而,那些碘此刻仍然被鎖在倉庫里。人民對上級領導的畏懼遠勝於對原子的恐懼。每個人都在等待上級下達指令,他們在等待上級的電話,可是沒有一個人主動地為自己做點什麼。
我的公文包就放著一個放射量測定器。為什麼要帶著它?因為他們阻止我去見那些重要人物,他們已經對我感到厭煩。所以,我要隨身攜_帶放射J;測定器,然後把它放在秘書們的甲狀腺上,或是那些坐在接待室里的私人司機的身上。當他們看到那上面的讀數時,他們會感到害怕,有時候這能對我起到一些幫助作用,他們會放我通行。隨後,人們就對我說:“教授,你為什麼要帶著它到處嚇人?你認為全白俄羅斯就你一個人為人民的性命而擔憂嗎?而且,不管怎樣,人總是要死的,吸菸、交通事故或自殺都能奪去他們的性命。”他們還嘲笑烏克蘭人,嘲笑他們跪在克里姆林宮,懇請上級劃撥更多的資金、藥物和輻射測量儀器(那裡的設備不夠用)。與此同時,我們的書記——斯柳楊科夫同志,用了15分鐘的時間來陳述形勢:“所有的一切都很正常。我們自己完全能夠處理。”然後,他們對他的言行表示了高度的讚揚:“事情就是這樣,我們的白俄羅斯兄弟們!”許多人就因為這一句讚揚而喪生,但是這又有誰知道呢?
我獲得的信息是,那些大人物當時都已經開始服用碘片。當我研究所的同事給他們的甲狀腺作檢查的時候,他們發現這些人的甲狀腺十分乾淨,絲毫沒受污染。假如他們沒有服用碘片,這樣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出現。當這些人進入那些受污染的地區時,他們會戴上防毒面罩,並且穿上
特殊的防護袍——當地人缺乏的正是這些裝備。此外,他們在明斯克附近建了一個牧場,那裡生產的奶製品專供他們自己使用,而這也早己不是什麼秘密——每頭奶牛都有編號,並且有專人負責看管。他們還有特殊的土地、特殊的溫室,以及特殊的看護。最令人感到噁心的是,從來沒有人站出來對此作出說明或回應。
很快,他們就拒絕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接見我。於是,我開始用鋪天蓋地的信件對他們進行轟炸。清一色的官方報告。我把地圖和數據發送到了指揮鏈的每一個環節。每一份報告都包含四個文件夾,每個文件夾里有250頁文稿,那裡面記錄的全都是事實,也只有事實。我把所有的文件都
核電站調查,就連檢察人員都己經趕到了那裡。我們還調動了軍隊,以及所有的軍事裝備,我們的軍隊已經趕到了事發地點。”
當時的我們已經攝入了上千噸的銫、碘、鉛、鋯、鎘、鈹,以及不明劑量的鈽(以鈾和石墨作為核反應堆主原料的車諾比核電站還會製造出相當於武器量級的鈽,而這种放射性金屬元素是製造原子彈的主要原料之一)——總共450种放射性核素。其放射性物質的釋放總量相當於350顆廣島原子彈。此時此刻,他們需要談論物理學,還有物理定律,可是他們探討的卻是敵人,以及如何尋找敵人。
遲早有一天,終會有人對此事作出回應。“你是想告訴我,你是一名拖拉機專家。”我對斯柳楊科夫說——他曾經是一家拖拉機廠的廠長——“你不知道輻射能夠造成什麼後果,可是我是一名物理學家,我知道後果會怎樣。?”然而,從他的觀點出發,這又怎樣呢?讓一些教授外加一群物理學家告訴中央委員會該怎麼做?不,他們不會這樣做,不過,他們也並非罪犯。他們的行為更像是一種無知和盲目地服從。運作機制教會了他們一個道理,而這也成為了他們的生存原則:槍打出頭鳥。所以,相對而言,讓所有人都高高興興才是更好、更明智的做法。不久前,斯柳楊科夫剛剛接到莫斯科方面的電話,獲悉自己己經得到了一個晉升的機會。升職己經近在咫尺!我敢打賭,他一定已經接到了來自克里姆林宮的電話,而那個致電給他的人就是戈巴契夫。在電話里,戈巴契夫會說:你看,我希望你們白俄羅斯能夠保持穩定,不出現任何恐慌,西方世界此時正在製造各種各樣的謠言和聲音。理所當然的,如果你不能討得上級的歡心,你自然也就得不到他的提拔,以及隨之而來的出國考察機會和別墅。如果當時我們仍然生活在封閉的體系內,那我們的人民將會繼續生活在核電站周邊。他們一定會徹底掩蓋這次事故!還記得嗎——基特里姆、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試驗基地——我們依然生活在史達林的國度里。
在當時進行的民防課程中,按照要求,一旦遇到來自核事故或核攻擊的威脅,你應該立刻對全民實施碘預防措施。這裡所提到的還只是“威
脅”。現在,我們正在受到每小時3000毫倫琴輻射物的照射,然而,執政者擔心的卻是他們的權力,而不是他們的人民。這是一個權力的國家,而不是人民的國家。國家永遠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輕如鴻毛,幾乎沒
有任何價值。因為,他們也許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如此一來,既
無須公告,又不會引起恐慌。他們可以把碘加入飲用水中或蓄水池裡,又或是直接通過牛奶加工廠將碘加入牛奶中。這個城市裡儲存有700千克的濃縮碘,專門用以應對這種特殊事件——然而,那些碘此刻仍然被鎖在倉庫里。人民對上級領導的畏懼遠勝於對原子的恐懼。每個人都在等待上級下達指令,他們在等待上級的電話,可是沒有一個人主動地為自己做點什麼。
我的公文包就放著一個放射量測定器。為什麼要帶著它?因為他們阻止我去見那些重要人物,他們已經對我感到厭煩。所以,我要隨身攜_帶放射J;測定器,然後把它放在秘書們的甲狀腺上,或是那些坐在接待室里的私人司機的身上。當他們看到那上面的讀數時,他們會感到害怕,有時候這能對我起到一些幫助作用,他們會放我通行。隨後,人們就對我說:“教授,你為什麼要帶著它到處嚇人?你認為全白俄羅斯就你一個人為人民的性命而擔憂嗎?而且,不管怎樣,人總是要死的,吸菸、交通事故或自殺都能奪去他們的性命。”他們還嘲笑烏克蘭人,嘲笑他們跪在克里姆林宮,懇請上級劃撥更多的資金、藥物和輻射測量儀器(那裡的設備不夠用)。與此同時,我們的書記——斯柳楊科夫同志,用了15分鐘的時間來陳述形勢:“所有的一切都很正常。我們自己完全能夠處理。”然後,他們對他的言行表示了高度的讚揚:“事情就是這樣,我們的白俄羅斯兄弟們!”許多人就因為這一句讚揚而喪生,但是這又有誰知道呢?
我獲得的信息是,那些大人物當時都已經開始服用碘片。當我研究所的同事給他們的甲狀腺作檢查的時候,他們發現這些人的甲狀腺十分乾淨,絲毫沒受污染。假如他們沒有服用碘片,這樣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出現。當這些人進入那些受污染的地區時,他們會戴上防毒面罩,並且穿上
特殊的防護袍——當地人缺乏的正是這些裝備。此外,他們在明斯克附近建了一個牧場,那裡生產的奶製品專供他們自己使用,而這也早己不是什麼秘密——每頭奶牛都有編號,並且有專人負責看管。他們還有特殊的土地、特殊的溫室,以及特殊的看護。最令人感到噁心的是,從來沒有人站出來對此作出說明或回應。
很快,他們就拒絕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接見我。於是,我開始用鋪天蓋地的信件對他們進行轟炸。清一色的官方報告。我把地圖和數據發送到了指揮鏈的每一個環節。每一份報告都包含四個文件夾,每個文件夾里有250頁文稿,那裡面記錄的全都是事實,也只有事實。我把所有的文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