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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感到哭笑不得。
伊莉娜?基瑟勒娃
?
一個人能夠施加在另一個人身上的力量其實無限強大
我不懂文學，我是一名物理學家，所以我會告訴你事實，也只能告訴你事實。
最終，有人會不得不站出來對車諾比事件作出回應。這一天終將到來，到那時，他們就必須面對和回答這所有的一切，就像他們對待1937年一樣。也許，我們還要再等50年，那時，所有人也許都已經老了，有的可能都已經死了。他們是罪犯！（這時，他突然變得安靜起來。）我們需要把真相和事實留下來。我們的後人會需要它們。
那一天，4月26日，我正在莫斯科出差。正是在那裡，我獲悉車諾比發生了事故。
我立刻給當時還在明斯克的尼古拉?斯柳楊科夫打了一個電話，他是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第一次沒人接，我又打了第二次、第三次，可是他們始終沒有接電話。我找到了他的助理，我和他很熟。
“我在莫斯科，給我轉接斯柳楊科夫，我這兒有一些消息必須馬上告訴他 緊急信息。”
我當時用的是一條政府專線，可是他們已經封鎖了所有信息渠道。只要你一開始談論這次事故，電話就會立刻被掐斷。很顯然，他們在監聽！我希望弄清楚是誰在聽——某個機構。政府當中的小政府。哪怕那個接電
話的人是黨中央的第一書記也不能例外。我呢？我是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量研究所的所長。我是一名教授、科學院的聯繫人。可是，就連我都失去了和外界的聯繫。
最後，我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才終於和斯柳楊科夫取得了聯繫。我告訴他：“這是一次非常嚴重的事故。據我的估算……”一—那時，我已經和莫斯科的一些人進行了談話，並且己經理清了一些頭緒——“輻射雲正在向我們，向白俄羅斯方向飄去。我們需要馬上實施全民碘防護措施，並且疏散位於核電站附近的所有人員。核電站周圍方圓100公里以內的地區都不應該再出現任何人或動物。”
“我已經接到了報告，”斯柳楊科夫說，“那裡著火了，但是他們已經把火撲滅了。”
我已經沉不住氣了：“他們在撒謊！他們說的全都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任何一個物理學家都會告訴你，石墨一旦點燃就相當於每小時燃燒五噸燃料，你想想那裡有多少石墨，會燒多久？”
我乘坐第一班火車趕回了明斯克。在火車上，我徹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了家裡。我測量了兒子甲狀腺——那是當時最理想的測量部位——輻射強度已經達到了每小時180毫倫琴。他需要碘化鉀。普通的碘。小孩的服用劑量為2至3顆碘片，將它們溶於半杯水中，然後喝下，成年人的劑量則需要加倍，4至6倍。核反應堆將會持續燃燒十天，在這十天裡，每天都需要服下同樣劑量的碘片。可是，當時根本沒有人聽我的話！沒有人會聽科學家和醫生的話。他們把科學和醫學全都歸入了政治領域。當然，他們就是這樣做的！我們不應該忘記當時的社會背景、當時人們的想法，以及十年前的我們到底是什麼樣。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已經開始工作，秘密進行調查。除此以外，所有人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蘇聯的原子能安全得就像煤或碳。
但是，事實卻不是這樣。第二天，4月27日，我決定前往位於烏克蘭邊境的戈梅利地區。我去了那兒的一些主要城市——布拉金、霍伊尼基以
及納洛夫里亞，這些地方距離核電站只有二三十公里遠。我需要更多的信息。去這些地方時，我帶上了所有的設備，這樣，我就能測量背景輻射量。這些地區的背景輻射量為：布拉金，每小時30000毫倫琴；納洛夫里亞，每小時28000毫倫琴。可是，那裡的人們全都在外幹活，耕地、犁地、除草，為即將到來的復活節做準備。他們給雞蛋染色，烘焙復活節蛋糕。他們說，輻射是什麼？那是什麼？我們沒有接到任何命令。我們唯一接到的一條來自上級的信息就是：收割情況如何？現在的進展如何？那裡的人們像看瘋子一樣望著我。“教授，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倫琴、毫倫琴——對他們而言，這些都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語言。
於是，我們回到了明斯克。大街上熙熙攘攘，人們擺著露天的小攤，出售派、冰激凌、三明治和各種糕餅。而他們的頭上就飄著一層厚厚的輻射雲。
4月29日——每一件事情我都記得一清二楚，包括所有數據在內——早晨8點，我坐在斯柳楊科夫的接待區內。我想進去找他，想了各種辦法。然而，他們不讓我進去。我在那裡一直坐到下午5點半。5點半，一位著名的詩人從斯柳楊科夫的辦公室里走了出來。我認識他。他對我說：“我和斯柳楊科夫同志討論了一下白俄羅斯文學。”
我當場發作：“如果我們不立刻撤離車諾比地區的所有人，那麼，這個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什麼白俄羅斯文學，也不會再有人讀你的詩！如果我們不救他們的話，一切都將無法挽回！”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他們已經把火撲滅了。”
最後，我終於見到了斯柳楊科夫。我把我這幾天來所見到的一切都告訴了他。我們必須要救那些人！在烏克蘭——我已經給那裡打了電話——他們已經開始疏散核電站周圍的群眾。
伊莉娜?基瑟勒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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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能夠施加在另一個人身上的力量其實無限強大
我不懂文學，我是一名物理學家，所以我會告訴你事實，也只能告訴你事實。
最終，有人會不得不站出來對車諾比事件作出回應。這一天終將到來，到那時，他們就必須面對和回答這所有的一切，就像他們對待1937年一樣。也許，我們還要再等50年，那時，所有人也許都已經老了，有的可能都已經死了。他們是罪犯！（這時，他突然變得安靜起來。）我們需要把真相和事實留下來。我們的後人會需要它們。
那一天，4月26日，我正在莫斯科出差。正是在那裡，我獲悉車諾比發生了事故。
我立刻給當時還在明斯克的尼古拉?斯柳楊科夫打了一個電話，他是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第一次沒人接，我又打了第二次、第三次，可是他們始終沒有接電話。我找到了他的助理，我和他很熟。
“我在莫斯科，給我轉接斯柳楊科夫，我這兒有一些消息必須馬上告訴他 緊急信息。”
我當時用的是一條政府專線，可是他們已經封鎖了所有信息渠道。只要你一開始談論這次事故，電話就會立刻被掐斷。很顯然，他們在監聽！我希望弄清楚是誰在聽——某個機構。政府當中的小政府。哪怕那個接電
話的人是黨中央的第一書記也不能例外。我呢？我是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量研究所的所長。我是一名教授、科學院的聯繫人。可是，就連我都失去了和外界的聯繫。
最後，我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才終於和斯柳楊科夫取得了聯繫。我告訴他：“這是一次非常嚴重的事故。據我的估算……”一—那時，我已經和莫斯科的一些人進行了談話，並且己經理清了一些頭緒——“輻射雲正在向我們，向白俄羅斯方向飄去。我們需要馬上實施全民碘防護措施，並且疏散位於核電站附近的所有人員。核電站周圍方圓100公里以內的地區都不應該再出現任何人或動物。”
“我已經接到了報告，”斯柳楊科夫說，“那裡著火了，但是他們已經把火撲滅了。”
我已經沉不住氣了：“他們在撒謊！他們說的全都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任何一個物理學家都會告訴你，石墨一旦點燃就相當於每小時燃燒五噸燃料，你想想那裡有多少石墨，會燒多久？”
我乘坐第一班火車趕回了明斯克。在火車上，我徹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了家裡。我測量了兒子甲狀腺——那是當時最理想的測量部位——輻射強度已經達到了每小時180毫倫琴。他需要碘化鉀。普通的碘。小孩的服用劑量為2至3顆碘片，將它們溶於半杯水中，然後喝下，成年人的劑量則需要加倍，4至6倍。核反應堆將會持續燃燒十天，在這十天裡，每天都需要服下同樣劑量的碘片。可是，當時根本沒有人聽我的話！沒有人會聽科學家和醫生的話。他們把科學和醫學全都歸入了政治領域。當然，他們就是這樣做的！我們不應該忘記當時的社會背景、當時人們的想法，以及十年前的我們到底是什麼樣。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已經開始工作，秘密進行調查。除此以外，所有人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蘇聯的原子能安全得就像煤或碳。
但是，事實卻不是這樣。第二天，4月27日，我決定前往位於烏克蘭邊境的戈梅利地區。我去了那兒的一些主要城市——布拉金、霍伊尼基以
及納洛夫里亞，這些地方距離核電站只有二三十公里遠。我需要更多的信息。去這些地方時，我帶上了所有的設備，這樣，我就能測量背景輻射量。這些地區的背景輻射量為：布拉金，每小時30000毫倫琴；納洛夫里亞，每小時28000毫倫琴。可是，那裡的人們全都在外幹活，耕地、犁地、除草，為即將到來的復活節做準備。他們給雞蛋染色，烘焙復活節蛋糕。他們說，輻射是什麼？那是什麼？我們沒有接到任何命令。我們唯一接到的一條來自上級的信息就是：收割情況如何？現在的進展如何？那裡的人們像看瘋子一樣望著我。“教授，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倫琴、毫倫琴——對他們而言，這些都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語言。
於是，我們回到了明斯克。大街上熙熙攘攘，人們擺著露天的小攤，出售派、冰激凌、三明治和各種糕餅。而他們的頭上就飄著一層厚厚的輻射雲。
4月29日——每一件事情我都記得一清二楚，包括所有數據在內——早晨8點，我坐在斯柳楊科夫的接待區內。我想進去找他，想了各種辦法。然而，他們不讓我進去。我在那裡一直坐到下午5點半。5點半，一位著名的詩人從斯柳楊科夫的辦公室里走了出來。我認識他。他對我說：“我和斯柳楊科夫同志討論了一下白俄羅斯文學。”
我當場發作：“如果我們不立刻撤離車諾比地區的所有人，那麼，這個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什麼白俄羅斯文學，也不會再有人讀你的詩！如果我們不救他們的話，一切都將無法挽回！”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他們已經把火撲滅了。”
最後，我終於見到了斯柳楊科夫。我把我這幾天來所見到的一切都告訴了他。我們必須要救那些人！在烏克蘭——我已經給那裡打了電話——他們已經開始疏散核電站周圍的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