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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又將啟程。
從今屈指春期近(1)
鷓鴣天
曉日迎長歲歲同，太平簫鼓間歌鐘。雲高未有村前雪，梅小初開昨夜風。
羅幕翠，錦筵紅，釵頭羅勝寫宜冬。從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尊空對月。
每當社會風氣遞嬗變革之際，士之沉浮即大受影響。其巧者奸者詐者往往能投機取巧，致身通顯，其拙者賢者，則往往固守氣節，沉淪不遇。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
這首詞並非晏詞中的一流佳作，我對它的興趣乃是緣於其背後的一則小故事。
據王灼《碧雞漫志》記載：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師賜第，不踐諸貴之門。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長短句。欣然為作兩《鷓鴣天》「九日悲秋不到心」云云、「曉日迎長歲歲同」云云，竟無一語及蔡者。
當時，奸相蔡京一手遮天、為所欲為，以為沉入下僚的晏幾道可以任其擺布，讓其獻詞兩首豈不易如反掌？不料卻碰了一個軟釘子。
千載而下，我仍然可以想像出這個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奸臣「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的尷尬。
這首寫冬至，另一首《鷓鴣天》則寫重陽，全詞為：
九日悲秋不到心。鳳城歌管有新音。風凋碧柳愁眉淡，露染黃花笑靨深。
初見雁，已聞砧。琦羅叢里勝登臨。須交月戶纖纖玉，細捧霞觴灩灩金。
從這兩首詞中可以看出，在宋代，重陽和冬至是兩個相當重要的節氣，宋人在重陽登高，在冬至時酒宴。
花開花落，雲捲雲舒，大雁南飛，明月皎皎。晚年的小山心情寧靜如水。他走在那些重陽登高的百姓之中，他坐在那些冬至賞月的百姓之間。大隱隱於市，清水出芙蓉。他與他們一同歡笑。
那時候的登高，便是平日深居簡出的貴婦們也能夠拋頭露面；那時候的酒宴，便是平日「養在深閨人未識」的小姐們也可以放蕩形骸一番。
那時候的音樂，那時候的舞蹈，那時候的羅裙，那時候的醇酒，無不顯示出中國歷史上罕有的太平氣象與平安喜樂。
亂鬨鬨的五代十國、「千里無雞鳴、白骨露於野」的殺戮終於過去了。「寧作太平犬，不為亂世人」的中國的百姓，總算可以喜慶地過節、安穩地生活了。
這兩首小詞中，果然沒有一句對蔡京的阿諛奉承。
晏幾道不動聲色地將這個權臣奸相拒之於門之外，這份勇氣自然與他自小生長在鐘鳴鼎食的相府有關。
什麼樣的大場面他沒有見過呢？什麼樣的權勢才能讓他折腰呢？
「古來多被虛名誤，寧負虛名身莫負」，只要先把一切都看透了，無所求了，便自由了，誰也拿你沒轍了。
古代中國沒有中世紀歐洲那種代代相傳的貴族制度。宋代的官僚體制，既給達官家族以相當優厚的照顧，給予他們的子弟以大量的恩蔭資格，又在使用上嚴格控制，防止形成唐代的那種尾大不掉、威脅朝政的「門閥世家」。達貴子弟如果不重新通過科舉考試，就會始終被抑制在官僚階級的下層。晏幾道的生活道路便是最為典型的例證。
小山不是一名尋常之人，他作詞僅僅是「自娛」。倘若不是「自娛」，即便刀架在脖子上，他也不會動筆。有的人就是那麼迂腐，擺在眼前的種種好處皆視而不見。小山珍惜自己的筆墨，因為他知道筆墨一旦玷污敗壞，便像江淹一樣，永遠地「江郎才盡」了。
王灼《碧雞漫志》中說：「叔原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將不可學。」這樣一位「開張天岸馬，俊逸人中龍」式的人物，又怎會像韓愈之流的偽君子那樣，為了豐厚的潤筆而熱衷於寫作「諛墓之文」呢？
「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蔡京真是找錯人了。
這兩首平淡無奇的《鷓鴣天》，既是研究當時民風民俗的好材料，亦斬釘截鐵地表明了小晏對權勢的拒絕態度。
宋代有三大特徵：一是重文輕武，二是經濟文化中心南移，三是民間社會坐大。日本東洋史大師內藤虎次郎有唐宋社會變革期之說，法國漢學家白樂日也認為宋代的歷史，一半屬於中世紀，一般屬於近代。
宋代亦是中國文化面臨重大變局的時代，以及中國士大夫逐漸被整合、被體制化的時代。嚴復認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研究。」錢穆也說：「論中國古代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
幸運的是，小山恰好生活在這一整合和體制化完成的前夕，這才得以享受了最後一抹自由的餘暉。
朝廷積弱，民間社會卻生機勃勃。吳熊和教授指出，宋詞中展示的兩宋民俗，非常的豐富。有關婦女生活、婚喪喜慶、飲食服飾、百工伎藝、音樂歌舞、各地物產、市井遊樂、宮廷慶典、神怪靈異、社會交際、佛道宗教，來自草木蟲魚、行話俗語、醫卜星象，都有生動如實的記載。
宋人尤其看重時令節日，宋詞中的節序詞，保存下來的也多至數百首，成為宋詞的一大宗，與兩宋時令節日之盛正相呼應。宋人作節序詞是一種讀友的時代風氣，為時令節日點綴應景所必需與必備。兩宋名家，幾乎沒有卜作節序詞的。他們的名作在佳日良辰傳唱遐邇，遠播人口。
蔡京接到這兩首《鷓鴣天》，展讀之下，該是何種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