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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主張又見於元和三年（八〇八）白居易作府試官時所擬《進士策問》的第三問，意思與文字都與《策林》相同（《長慶集》卷三十，頁二一—二三），可見他們深信這個采詩的制度。白居易在元和四年（八〇九）作《新樂府》五十篇，其第五十篇為《采詩官》，仍是發揮這個主張的，我且引此篇的全文如下：
采詩官 監前王亂亡之由也
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艷詞悅君意。若求興諭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不是章句無規刺，漸及朝廷絕諷議。諍臣杜口為冗員，諫鼓高懸作虛器。一人負扆常端默，百辟入門兩自媚。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無利。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這種政治理想並不是迂腐不能實行的。他們不期望君主個個都是聖人，那是拍拉圖的妄想。他們也不期望一班文人的一字褒貶都能使「亂臣賊子懼」，那是孔丘、孟軻的迷夢。他們只希望兩種「民意機關」：一是許多肯說老實話的諷刺詩人，一是採訪詩歌的專官。那時候沒有報館，詩人便是報館記者與訪員，實寫人生苦痛與時政利弊的詩便是報紙，便是輿論。那時沒有議會，諫官御史便是議會，采詩官也是議會的一部分。民間有了什麼可歌可泣的事，或朝廷官府有了苛稅虐政，一班平民詩人便都趕去採訪詩料：林步青便編他的灘簧，劉寶全便編他的大鼓書，徐志摩便唱他的硤石調，小熱昏便唱他的小熱昏。幾天之內，街頭巷口都是這種時事新詩歌了。於是采詩御史便東采一隻小調，西抄一隻小熱昏，編集起來，進給政府。不多時，苛稅也豁免了，虐政也革除了。於是感恩戴德的小百姓，飲水思源，發起募捐大會，銅板夾銀毫併到，鷹洋與元寶齊來，一會兒，徐志摩的生祠遍於村鎮，而小熱昏的銅像也矗立街頭。猗歟休哉！文學家的共和國萬歲！
文學既是要「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故文學當側重寫實，「刪淫辭，削麗藻」「黜華於枝葉，反實於根源」。白居易說：
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贊詠之制，往往有虛美者矣，有愧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
且古之為文者，上以紐王教，系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
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谷，反害谷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谷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
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碑誄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偽，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策林》六十八）
「尚質抑淫，著誠去偽」，這是元白的寫實主義。
根據於他們的文學主張，元白二人各有一種詩的分類法。白居易分他的詩為四類：
（1）諷諭詩：「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
（2）閒適詩：「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3）感傷詩：「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詠者。」
（）雜律詩：「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
他自己只承認第一和第二兩類是值得保存流傳的，其餘的都不重要。都可刪棄。他說：
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義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略之可也。（《與元九書》）
元稹分他的詩為八類：
（1）古諷：「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
（2）樂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
（3）古體：「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
（）新題樂府：「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
（5）律詩
（6）律諷：「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
（7）悼亡
（8）艷詩（見《敘詩寄樂天書》）
元氏的分類，體例不一致，其實他也只有兩大類：
（一）諷詩
（1）古諷
（2）樂諷
（3）律諷
（二）非諷詩——古體，律體等。
元稹在元和丁酉（八一七）作《樂府古題序》，討論詩的分類，頗有精義，也可算是一篇有歷史價值的文字。他說：
樂府古題序 丁酉
詩訖於周，《離騷》訖於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言（《長慶集》作「旨」，《全唐詩》同。今依張元濟先生用舊抄本校改本）。
采詩官 監前王亂亡之由也
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艷詞悅君意。若求興諭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不是章句無規刺，漸及朝廷絕諷議。諍臣杜口為冗員，諫鼓高懸作虛器。一人負扆常端默，百辟入門兩自媚。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無利。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這種政治理想並不是迂腐不能實行的。他們不期望君主個個都是聖人，那是拍拉圖的妄想。他們也不期望一班文人的一字褒貶都能使「亂臣賊子懼」，那是孔丘、孟軻的迷夢。他們只希望兩種「民意機關」：一是許多肯說老實話的諷刺詩人，一是採訪詩歌的專官。那時候沒有報館，詩人便是報館記者與訪員，實寫人生苦痛與時政利弊的詩便是報紙，便是輿論。那時沒有議會，諫官御史便是議會，采詩官也是議會的一部分。民間有了什麼可歌可泣的事，或朝廷官府有了苛稅虐政，一班平民詩人便都趕去採訪詩料：林步青便編他的灘簧，劉寶全便編他的大鼓書，徐志摩便唱他的硤石調，小熱昏便唱他的小熱昏。幾天之內，街頭巷口都是這種時事新詩歌了。於是采詩御史便東采一隻小調，西抄一隻小熱昏，編集起來，進給政府。不多時，苛稅也豁免了，虐政也革除了。於是感恩戴德的小百姓，飲水思源，發起募捐大會，銅板夾銀毫併到，鷹洋與元寶齊來，一會兒，徐志摩的生祠遍於村鎮，而小熱昏的銅像也矗立街頭。猗歟休哉！文學家的共和國萬歲！
文學既是要「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故文學當側重寫實，「刪淫辭，削麗藻」「黜華於枝葉，反實於根源」。白居易說：
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贊詠之制，往往有虛美者矣，有愧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
且古之為文者，上以紐王教，系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
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谷，反害谷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谷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
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碑誄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偽，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策林》六十八）
「尚質抑淫，著誠去偽」，這是元白的寫實主義。
根據於他們的文學主張，元白二人各有一種詩的分類法。白居易分他的詩為四類：
（1）諷諭詩：「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
（2）閒適詩：「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3）感傷詩：「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詠者。」
（）雜律詩：「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
他自己只承認第一和第二兩類是值得保存流傳的，其餘的都不重要。都可刪棄。他說：
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義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略之可也。（《與元九書》）
元稹分他的詩為八類：
（1）古諷：「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
（2）樂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
（3）古體：「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
（）新題樂府：「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
（5）律詩
（6）律諷：「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
（7）悼亡
（8）艷詩（見《敘詩寄樂天書》）
元氏的分類，體例不一致，其實他也只有兩大類：
（一）諷詩
（1）古諷
（2）樂諷
（3）律諷
（二）非諷詩——古體，律體等。
元稹在元和丁酉（八一七）作《樂府古題序》，討論詩的分類，頗有精義，也可算是一篇有歷史價值的文字。他說：
樂府古題序 丁酉
詩訖於周，《離騷》訖於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言（《長慶集》作「旨」，《全唐詩》同。今依張元濟先生用舊抄本校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