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頁
這便是有意要作文學改革。他又說：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唐高宗名治，故唐人書諱「治」字，故改為「理」字，此處之「理道」即「治道」；上文元氏《敘詩》書的「理務因人」，「理亂萌漸」，皆與此同）。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
最末十四個字便是元白的文學主張。這就是說，文學是為人生作的，不是無所為的，是為救人救世作的。白居易自己又說：
是時皇帝（憲宗）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
「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便是他們認為文學的宗旨。白居易在別處也屢屢說起這個宗旨。如《讀張籍古樂府》云：
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又如他《寄唐生》詩中自敘一段云：
我亦君之徒，鬱郁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唐生即是唐衢，是當時的一個狂士，他最富於感情，常常為了時事痛哭。故白居易詩中說：
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飢；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段秀實以笏擊朱泚），尚書叱盜時（顏真卿叱李希烈），大夫死凶寇（陸長源為亂兵所害），諫議謫蠻夷（陽城謫道州），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
這個人的行為也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嚴肅認真的態度。他最賞識白居易的詩，白氏《與元九書》中有云：
有唐衢者，見仆詩而泣，未幾而衢死。
唐衢死時，白居易有《傷唐衢》二首，其一有云：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貴人皆怪怒，閒人亦非訾。天高未及聞，荊棘生滿地。惟有唐衢見，知我平生志。一讀興嘆嗟，再吟垂涕泗。因和三十韻，手題遠緘寄，致吾陳（子昂）杜（甫）間，賞愛非常意……
總之，元白的文學主張是「篇篇無空文……惟歌生民病」。這就是「文章合為事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註腳。他們一班朋友，元白和李紳等，努力作諷刺時事的新樂府，即是實行這個文學主義。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篇，有自序云：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聶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總而言之，文學要為人生而作，不為文學而作。
這種文學主張的裡面，其實含有一種政治理想。他們的政治理想是要使政府建立在民意之上，造成一種順從民意的政府。白居易說：
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內（疑當作「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況四海之大，萬樞之繁者平？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啟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輔助聰明。猶懼其未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策林》七十，《長慶集》卷四十八）
這是很明白的民意政治的主張（《策林》七十五篇，是元白二人合作的，故代表他們二人的共同主張）。他們又主張設立采詩之官，作為採訪民意的一個重要方法。故《策林》六十九云：
問：聖人之致理（理即治，下同）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為政，順為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遍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為如何？
這是假設的問，答案云：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采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采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
他的理由是：
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華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盪也；聞「誰其獲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徵稅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唐高宗名治，故唐人書諱「治」字，故改為「理」字，此處之「理道」即「治道」；上文元氏《敘詩》書的「理務因人」，「理亂萌漸」，皆與此同）。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
最末十四個字便是元白的文學主張。這就是說，文學是為人生作的，不是無所為的，是為救人救世作的。白居易自己又說：
是時皇帝（憲宗）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
「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便是他們認為文學的宗旨。白居易在別處也屢屢說起這個宗旨。如《讀張籍古樂府》云：
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又如他《寄唐生》詩中自敘一段云：
我亦君之徒，鬱郁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唐生即是唐衢，是當時的一個狂士，他最富於感情，常常為了時事痛哭。故白居易詩中說：
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飢；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段秀實以笏擊朱泚），尚書叱盜時（顏真卿叱李希烈），大夫死凶寇（陸長源為亂兵所害），諫議謫蠻夷（陽城謫道州），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
這個人的行為也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嚴肅認真的態度。他最賞識白居易的詩，白氏《與元九書》中有云：
有唐衢者，見仆詩而泣，未幾而衢死。
唐衢死時，白居易有《傷唐衢》二首，其一有云：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貴人皆怪怒，閒人亦非訾。天高未及聞，荊棘生滿地。惟有唐衢見，知我平生志。一讀興嘆嗟，再吟垂涕泗。因和三十韻，手題遠緘寄，致吾陳（子昂）杜（甫）間，賞愛非常意……
總之，元白的文學主張是「篇篇無空文……惟歌生民病」。這就是「文章合為事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註腳。他們一班朋友，元白和李紳等，努力作諷刺時事的新樂府，即是實行這個文學主義。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篇，有自序云：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聶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總而言之，文學要為人生而作，不為文學而作。
這種文學主張的裡面，其實含有一種政治理想。他們的政治理想是要使政府建立在民意之上，造成一種順從民意的政府。白居易說：
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內（疑當作「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況四海之大，萬樞之繁者平？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啟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輔助聰明。猶懼其未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策林》七十，《長慶集》卷四十八）
這是很明白的民意政治的主張（《策林》七十五篇，是元白二人合作的，故代表他們二人的共同主張）。他們又主張設立采詩之官，作為採訪民意的一個重要方法。故《策林》六十九云：
問：聖人之致理（理即治，下同）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為政，順為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遍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為如何？
這是假設的問，答案云：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采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采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
他的理由是：
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華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盪也；聞「誰其獲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徵稅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