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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華盛頓神話”在中國的悲歡際遇(2)
2010-3-19 9:47:34 本章字數:1365
如果你遭了殃,你還能同兇手握手言歡,那麼你便不配被稱為丈夫、父親、朋友和情人,並且不管你這一輩子的地位和頭銜如何,你都是個膽小鬼和馬屁精!
戰爭期間很多民兵的口袋裡都藏著他宣傳獨立自由的戰鬥檄文《常識》一書,這本小冊子廣泛流傳,在只有二百五十多萬人口的北美殖民地很快發行了五十萬冊,而作為作者的潘恩卻分文不取,清貧依舊,他拒絕領取任何稿費和版稅,只為了這本書能低價印發,讓並不富裕的人們廣泛購買閱讀。華盛頓後來回憶說:“《常識》使得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的心理產生了深刻的變化。獨立和自由的精神在我們心中沸騰起來,我們不能屈服作奴隸,不能任人壓迫和宰割,我們決心與這樣一個不公正和不道德的國家斷絕一切關係。”
而在中國,卻遠非如此。鴉片戰爭前夕,清朝已進入“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末世,風雨飄搖的中華帝國,是被資本主義的炮艦強行轟開國門的,變革之路一開始就充滿無奈和妥協。從維新派、洋務派,直至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他們對近代中國種種現實困境的探索與分析,更多體現的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心境理想和觀念方式,即“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們柏拉圖般的願境雖然無比美好,但總是與現實相距那麼遙遠;他們雖然滿懷希望地仰望星空,卻沒有看到自己正身處黑暗的陰溝。
辛亥革命不久,孫中山應邀回國,組織臨時政府,途經巴黎時他滿懷希望地告訴記者:“中國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國,除此之外,無論何項政體都皆不宜於中國。”面對蒙昧狀態中的國民,孫中山大聲疾呼:“民主政治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從前講過了的,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他迫切地憧憬中國出現人人參政的“全民政治”局面,恨不能將全體人民直接扶上民主政治的“快馬”。為了啟蒙民眾,他用最有鼓動性的語言,信誓旦旦地向國人宣講:實行民主政治,並不需要普通人具有多麼專業和高深的政治知識。關鍵是我們要搞好政治制度的設計,使一般人民能夠很方便地運用就行了。他把政治分為政權和治權,惟恐一般人不了解這個政權與治權也就是“權能分開”的原理,他還以阿斗和諸葛亮為例子說明:
諸葛亮是有能沒有權的,阿斗是有權沒有能的。阿斗雖然沒有能,但是把什麼政事都付託給諸葛亮去做;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夠成立很好的政府,並且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吳魏鼎足而三。用諸葛亮和阿斗兩個人比較,我們便知道權和能的分別。
因此他說,在民主政治下,我們全國人民就都是皇帝,個個都是阿斗。
如果政府是好的,人民便把他當做諸葛亮,把國家的全權都交到他們;如果政府是不好的,人民便可以實行皇帝的職權,罷免他們,收回國家的大權。
--孫中山《三民主義》
針對有人說中國發展不夠、人民民智低下,不能行民主政治。孫中山先生說,“袁世凱之流,必以中國人民知識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學之士亦曰,非專制不可,嗚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馬也尚能教之乘,而況人乎!”(孫中山:《建國方略》)
在他看來,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並不那麼遙遠和困難:“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應該先來造好這種機器,做一個很便利的放水掣,做一個很安全的節電鈕,只要普通人一轉手之勞,就可以用它。”(《三民主義》)
正文 “華盛頓神話”在中國的悲歡際遇(3)
2010-3-19 9:47:35 本章字數:1657
孫中山顯然過早地樂觀了。這些烏托邦似的美好願望,至少在他有生之年是無法兌現的。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他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幾千年傳承的政治結構對於器物更新、制度創新支配的頑強和有力。自秦漢以來就實行專制獨裁制度非常牢固,它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觀念基礎上,有長期積累的歷史傳統和難以逾越的民間權威。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禮”是天地人間的權威,只強調個人對統治者的責任和義務,而幾近於無地提到權利。在缺乏民主意識的政治文化土壤中,近代的政治家即便具有較高的民主素質,他們面對猶如“一盤散沙”般仍帶有濃厚小農意識的廣大民眾卻只能顯得“曲高和寡”,缺乏起碼的民眾認同與社會響應。
§華盛頓為何拒絕當國王
魯迅先生對中國社會可謂洞若觀火。在他筆下,民主共和觀念沒有觸及到地主趙七爺身上,他將長辮盤於頭頂,期待著皇帝再坐龍廷。革命的觀念甚至也沒有深入貧苦群眾的心中,例如阿Q、閏土、華老栓等,以致於阿Q認為革命不過和歷朝歷代一樣,就是打打殺殺,分錢搶女人而已。正如陳獨秀所言,“我們中國多數國民口裡雖然是不反對共和,腦子裡實在裝滿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歐美社會國家的文明制度,連影兒也沒有。所以口一張,手一伸,不知不覺都帶出君主專制臭味”。連作為“社會良心”的讀書人,到了民國也惟恐天下不亂,因為小朝廷越多,他們東投西靠作官的機會也越多--就像戰國時代的蘇秦張儀之流可以憑三寸不爛之舌遊走於六國之間。知識階級不但不能制止軍閥作亂,反而為虎作倀,助紂為虐,這個社會變革的希望可想而知。
2010-3-19 9:47:34 本章字數:1365
如果你遭了殃,你還能同兇手握手言歡,那麼你便不配被稱為丈夫、父親、朋友和情人,並且不管你這一輩子的地位和頭銜如何,你都是個膽小鬼和馬屁精!
戰爭期間很多民兵的口袋裡都藏著他宣傳獨立自由的戰鬥檄文《常識》一書,這本小冊子廣泛流傳,在只有二百五十多萬人口的北美殖民地很快發行了五十萬冊,而作為作者的潘恩卻分文不取,清貧依舊,他拒絕領取任何稿費和版稅,只為了這本書能低價印發,讓並不富裕的人們廣泛購買閱讀。華盛頓後來回憶說:“《常識》使得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的心理產生了深刻的變化。獨立和自由的精神在我們心中沸騰起來,我們不能屈服作奴隸,不能任人壓迫和宰割,我們決心與這樣一個不公正和不道德的國家斷絕一切關係。”
而在中國,卻遠非如此。鴉片戰爭前夕,清朝已進入“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末世,風雨飄搖的中華帝國,是被資本主義的炮艦強行轟開國門的,變革之路一開始就充滿無奈和妥協。從維新派、洋務派,直至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他們對近代中國種種現實困境的探索與分析,更多體現的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心境理想和觀念方式,即“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們柏拉圖般的願境雖然無比美好,但總是與現實相距那麼遙遠;他們雖然滿懷希望地仰望星空,卻沒有看到自己正身處黑暗的陰溝。
辛亥革命不久,孫中山應邀回國,組織臨時政府,途經巴黎時他滿懷希望地告訴記者:“中國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國,除此之外,無論何項政體都皆不宜於中國。”面對蒙昧狀態中的國民,孫中山大聲疾呼:“民主政治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從前講過了的,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他迫切地憧憬中國出現人人參政的“全民政治”局面,恨不能將全體人民直接扶上民主政治的“快馬”。為了啟蒙民眾,他用最有鼓動性的語言,信誓旦旦地向國人宣講:實行民主政治,並不需要普通人具有多麼專業和高深的政治知識。關鍵是我們要搞好政治制度的設計,使一般人民能夠很方便地運用就行了。他把政治分為政權和治權,惟恐一般人不了解這個政權與治權也就是“權能分開”的原理,他還以阿斗和諸葛亮為例子說明:
諸葛亮是有能沒有權的,阿斗是有權沒有能的。阿斗雖然沒有能,但是把什麼政事都付託給諸葛亮去做;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夠成立很好的政府,並且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吳魏鼎足而三。用諸葛亮和阿斗兩個人比較,我們便知道權和能的分別。
因此他說,在民主政治下,我們全國人民就都是皇帝,個個都是阿斗。
如果政府是好的,人民便把他當做諸葛亮,把國家的全權都交到他們;如果政府是不好的,人民便可以實行皇帝的職權,罷免他們,收回國家的大權。
--孫中山《三民主義》
針對有人說中國發展不夠、人民民智低下,不能行民主政治。孫中山先生說,“袁世凱之流,必以中國人民知識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學之士亦曰,非專制不可,嗚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馬也尚能教之乘,而況人乎!”(孫中山:《建國方略》)
在他看來,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並不那麼遙遠和困難:“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應該先來造好這種機器,做一個很便利的放水掣,做一個很安全的節電鈕,只要普通人一轉手之勞,就可以用它。”(《三民主義》)
正文 “華盛頓神話”在中國的悲歡際遇(3)
2010-3-19 9:47:35 本章字數:1657
孫中山顯然過早地樂觀了。這些烏托邦似的美好願望,至少在他有生之年是無法兌現的。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他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幾千年傳承的政治結構對於器物更新、制度創新支配的頑強和有力。自秦漢以來就實行專制獨裁制度非常牢固,它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觀念基礎上,有長期積累的歷史傳統和難以逾越的民間權威。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禮”是天地人間的權威,只強調個人對統治者的責任和義務,而幾近於無地提到權利。在缺乏民主意識的政治文化土壤中,近代的政治家即便具有較高的民主素質,他們面對猶如“一盤散沙”般仍帶有濃厚小農意識的廣大民眾卻只能顯得“曲高和寡”,缺乏起碼的民眾認同與社會響應。
§華盛頓為何拒絕當國王
魯迅先生對中國社會可謂洞若觀火。在他筆下,民主共和觀念沒有觸及到地主趙七爺身上,他將長辮盤於頭頂,期待著皇帝再坐龍廷。革命的觀念甚至也沒有深入貧苦群眾的心中,例如阿Q、閏土、華老栓等,以致於阿Q認為革命不過和歷朝歷代一樣,就是打打殺殺,分錢搶女人而已。正如陳獨秀所言,“我們中國多數國民口裡雖然是不反對共和,腦子裡實在裝滿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歐美社會國家的文明制度,連影兒也沒有。所以口一張,手一伸,不知不覺都帶出君主專制臭味”。連作為“社會良心”的讀書人,到了民國也惟恐天下不亂,因為小朝廷越多,他們東投西靠作官的機會也越多--就像戰國時代的蘇秦張儀之流可以憑三寸不爛之舌遊走於六國之間。知識階級不但不能制止軍閥作亂,反而為虎作倀,助紂為虐,這個社會變革的希望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