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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戰國時期莊子就說:“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權謀文化盛行了幾千年,為一已之私,軍閥政客們可以為所欲為。“竊國大盜”袁世凱的表演,更是利慾薰心的典型代表。為了登上皇帝寶座,他不顧全國的怒潮洶湧澎湃,不但討好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喪權辱國,承認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他的親信甚至無恥到將流氓、妓女等組織起來,美化為“人力車夫請願團”、“乞丐請願團”、“妓女請願團”……可謂表演得淋漓盡致。華盛頓能當君主而絕對不當,袁世凱明知不能當拼了老命也要當;華盛頓為自由留下的是路標,而不是墓碑,是激勵,而不是沮喪;袁世凱給中國留下的不是太平盛世、國富民強,而是“僭竊繼起,叛變屢作”的亂象。這就是他們的區別。

  在今天的俄羅斯,能力出眾的前總統普京實現了俄羅斯的“初步中興”,支持他連任的民意率在七成以上,人民甚至願意修改憲法來掃除“法律障礙”,讓他“二世三世”繼續當總統。但普京不為所動,他知道這麼一來,就會動了民主的“基因”,政治就會如此“遺傳”下去,害民主非淺。普京經受住了權力的誘惑,沒有在最關鍵的一刻丟失了自己。2008年3月24日,人口不足百萬的不丹王國迎來其歷史上的首次民主選舉,產生首個民選政府。此次選舉意味著國家政治體制將由原來的世襲君主制變為議會民主制。而令世人驚嘆的是,這個轉變的推動者正是不丹的老國王吉辛格·旺楚克本人,多年來他一直執著地致力於推行政治民主化。有意味的是,一百年來,不丹一直實行世襲君主制,沒有憲法,也沒有政黨。不丹人民並不要求實現民主制度,他們對自己的國王辛格·旺楚克非常依賴和信任。以至於當國王主動放棄權力,宣布實行民主制度的時候,很多民眾深感憂慮和震驚,有人甚至掩面而泣。於是國王真誠地勸導民眾:君主制度不能保證永遠都有好國王,而民主制度則可以保證人民有權讓不好的國王下台,從而維護民眾的利益。他語重心長地告訴人民:“為了不丹人長遠的幸福,我們必須推行民主,一個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

  品味一個小國之君的這句名言,再回首當年孫中山與黃興之爭時,我們能不對黃興肅然起敬嗎?

  正文 “華盛頓神話”在中國的悲歡際遇(1)

  2010-3-19 9:47:32 本章字數:1055

  三 “華盛頓神話”在中國的悲歡際遇

  §孫中山樂觀太早了

  在近代中國,孫中山實踐“華盛頓神話”的悲劇性結局,無疑是最意味深長的一幕。

  孫中山和華盛頓均是在中美兩國由君主政體轉變為共和政體的關鍵轉折點上,被推上了歷史舞台。然而,華盛頓取得了成功,美國後來居上,其成熟的憲政體系被許多資本主義國家所仿效;相反,孫中山創建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體制卻如曇花一現,很快夭折,成果被袁世凱所竊奪。同途何以異歸,人們不禁要追問:同樣致力於實現民主共和、追求國家統一,為什麼華盛頓二任隱退,孫中山卻三月任終?為什麼美國能成功建立共和制度,而中國卻一再出現專制復辟?難道華盛頓的政治神話,真如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所言“好像能工巧匠創造的一件只能使發明人成名發財,而落到他人之手就變成一無用處的美麗藝術品”?

  文化土壤決定文化傳統。由於中美兩國所處環境、時局的不同,註定了“華盛頓神話”在中國失敗的結局。

  美國是一個沒有歷史包袱的年輕國家。1620年9月16日,102名英國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號”登上北美大陸以前,其中的四十一位男人就在船上簽署了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他們承諾:“我們這些簽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莊嚴立誓簽約,自願結為民眾自治團體……”這就是美國精神的先軀,它否定了由來已久的君權神授思想,表明人民可以通過自己的公意實行自治,管理自己的生活。“自由”這個無比神聖的概念,從此根深蒂固地存在於美國人的頭腦中。為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美國人可以義無反顧地犧牲一切直到生命。正如維吉尼亞州行政長官亨利號召人民反抗英國暴政時慷慨激昂的演講:

  難道生命如此珍貴?難道和平如此甜蜜?以至於非要用鐐銬和奴役去換取它們?我不知道別人何去何從,我的抉擇是:不自由,毋寧死!

  因此,獨立戰爭爆發之前,當英國統治者私自頒布“印花稅法”、強行解散紐約議會,侵犯到人民的自由時,大大激怒了北美殖民地人民,也激怒了華盛頓,他挺身而出:“當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顛老爺們必欲將我們的自由剝奪淨盡而後快的時候……為了保衛我們生命的一切息息相關的無限寶貴的天賦自由,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義無反顧地拿起武器!”在革命過程中,“天賦人權”成為每一個北美人爭取自由的強大思想動力,《獨立宣言》更與革命實際緊密相聯,成為指引獨立戰爭走向勝利的耀眼火炬。一大批傑出的政治家充滿激情地為革命奔走呼號,托馬斯·潘恩在他的宣傳論著中大聲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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