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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下棋以外，我們還有一些共同嗜好：遊山玩水，逛古籍書店，到古董店看古書畫瓷器。白雲山的蒲澗寺，觀音山的五層樓，文德路的線裝書、字畫、古董商店，荔枝灣的畫舫，財廳前的半甌茶室……，都是好去處。甚至為了好奇而光顧「鐵板神算」。後來到了香港，也曾和我探訪羅時憲學兄，請他表演「圓光術」，談論左道旁門的玩兒，津津有味。不少人只知道錢先生講學著書嚴肅的一面，卻不知道他的興趣是多姿多彩的。錢先生亦工於書法，筆力剛勁渾厚，起筆尖銳，自成一格，大字小字，一筆不苟，他治學態度謹嚴，寫字也如此。
廣州解放前，錢先生又避地香港。大約在五十年代初，與唐君毅、張丕介創辦新亞書院，校舍曾經三遷，早期在炮仗街和桂林街，最後在農甫道。初期學生很少，因為語言隔閡，只有能聽能講普通話的學生才會就讀，而香港卻是以廣東話為母語的，因此，錢先生希望我能抽空來幫忙。那時候我在培正中學教書，聘約規定不能兼職，只好作罷。
我沒有聽過錢先生的課。有一次，我到桂林街新亞書院探訪他，他恰在上課，唐先生招呼我到會客廳閒談等候。客廳和課室只是一牆之隔，聽到那邊語聲琅琅，抑揚頓挫，滔滔不絕。唐先生說，他一講就兩小時，快下課了。不久他從課室走出來，拍拍長袍袖上的粉筆灰，兩手空空，什麼東西都沒有，原來他講課是不用講義的。這件偶然碰見的小事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亞書院搬到農甫道的年代，陣容已經相當壯大，學系增加了，學生人數激增，儼然成為一所大學的文學院。當年中學畢業生越來越多，而高等學府只有香港大學，門禁森嚴，不容易進去，要在本地深造，只能投考新亞、崇基、聯合、浸會等書院。新亞以文史科為主幹，在錢先生的盛名號召之下，攻讀文史的學生特別多，是理所當然的。他的新亞弟子，後來不少人也是我在羅富國師範學院和港大中文系時的學生，談起錢先生，無不以及門為榮。
香港中文大學於一九六三年成立，包括新亞、崇基、聯合三個書院，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籌備期間，錢先生不大願意參加，因為一入「殼中」，便事事不由自主，尤其有違發揚中國文化事業的初衷。但在這個現實社會，辦學如果沒有政府資助，是難以支持的。還有教授講師們的待遇問題，一登龍門便「薪」價十倍，於是錢先生終於「俯順群情」了。
他在中文大學似乎不很愉快，新亞書院院長的任期也不長，跟高層人員相處也不融洽，也許由於西風還在壓倒東風吧。他血壓偏高，一動氣就急遽上升，開會之後往往要馬上看醫生。在這種情況下，過不了幾年就乾脆退休了。他退休後，我們往來又多起來，不少學府秘辛、儒林外史都為談柄，涉及的人物多是我相識的，雖然已歸道山，不說也罷。
他的寓所在沙田西林寺後面的山邊，林木扶疏，幽禽時咔，加上一道長長的走廊，闌幹上種了幾十盆蘭花，環境十分清雅。他定居台灣後還念念不忘，每次來港，總會到山下眺望一番。他原來打算在香港居留，寫一部關於朱熹研究的書（書名好像是《朱子學案》，在台灣出版後曾寄給我，目前留在香港，記不清楚了），不料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狂瀾波及香港，把他嚇跑了！次年便搬家到台灣去。
在這裡必須一提錢夫人胡美琦女士，她學識豐富，品性賢淑，對錢先生無微不至，而且集侍從、秘書、司機、庖廚工作於一身。如果沒有她，真不知道錢先生怎樣生活下去，特別是當他視力朦朧以後。
錢夫人和內子也相當投契，每次互訪，我和錢先生天南地北一談便兩三小時，她們就閒話家常去也，很少參加我們的「座談會」。因為錢先生的普通話「鄉音無改」，內子一知半解。根本沒資格做「旁聽生」。某天下午，錢先生驅車（司機當然不是夫人）來訪，晚飯後突然黑雲密布，大雨滂沱，馬路變了溪澗，回不得沙田山居，只好在我家裡留宿。有這麼一會兒，碰巧錢夫人和我走開了，客廳里剩下錢先生和內子談話，錢先生說了什麼內子全聽不懂，沒辦法回應，只能唯唯諾諾作領會之狀。日後回憶起來，還覺得非常滑稽、尷尬。
錢先生愛抽香菸，菸癮之大雖然不如唐君毅先生，卻也不可或缺。他在中文大學當新亞書院院長時，美國某頂級學府（記不起是耶魯大學還是哈佛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有人別出心裁，特地定購一批古巴巨型雪茄作賀禮，包裝的透明膠紙都印有英文的「錢穆博士」字樣，非常名貴。但錢先生慣抽氣味清淡的「555」牌紙菸，受不了那種特別而濃郁的煙味，而且過後煙味「繞樑三日」，別人也不好受。因此錢夫人就拿來轉贈給我了。
話說錢先生「回歸」時，台灣局勢還很嚴峻：海峽兩岸處於敵對狀態，高壓統治，長期戒嚴，經濟蕭條，生活困苦。但與此同時的香港更糟：街上遍布「土製菠蘿」，真假炸彈，海邊時見從內地漂流過來的五花大綁浮屍，暴動之聲不絕於耳，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相形之下還是台灣比較安定，所以錢先生伉儷終於決計「適彼樂土」了。新居是錢夫人的哥哥（名建築師、台中橫貫公路的規劃者）設計的，地址在台北市郊的外雙溪，距離中央圖書館不遠，錢先生赴台前曾將建築平面圖給我看，並不是什麼高樓大廈，只是一所比較寬敞的「尋常百姓家」，幸好空地多，盡可滿足主人種樹栽花的雅趣。錢夫人說：「台灣地皮和建築價錢便宜，賣掉滙豐銀行的股票大概可以勉強應付了。」結果呢，建築費不用自己掏腰包（後來因此而被迫遷出，下文再談），而香港正在「風雨如晦」，所以不等房子完工就提前回歸。
廣州解放前，錢先生又避地香港。大約在五十年代初，與唐君毅、張丕介創辦新亞書院，校舍曾經三遷，早期在炮仗街和桂林街，最後在農甫道。初期學生很少，因為語言隔閡，只有能聽能講普通話的學生才會就讀，而香港卻是以廣東話為母語的，因此，錢先生希望我能抽空來幫忙。那時候我在培正中學教書，聘約規定不能兼職，只好作罷。
我沒有聽過錢先生的課。有一次，我到桂林街新亞書院探訪他，他恰在上課，唐先生招呼我到會客廳閒談等候。客廳和課室只是一牆之隔，聽到那邊語聲琅琅，抑揚頓挫，滔滔不絕。唐先生說，他一講就兩小時，快下課了。不久他從課室走出來，拍拍長袍袖上的粉筆灰，兩手空空，什麼東西都沒有，原來他講課是不用講義的。這件偶然碰見的小事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亞書院搬到農甫道的年代，陣容已經相當壯大，學系增加了，學生人數激增，儼然成為一所大學的文學院。當年中學畢業生越來越多，而高等學府只有香港大學，門禁森嚴，不容易進去，要在本地深造，只能投考新亞、崇基、聯合、浸會等書院。新亞以文史科為主幹，在錢先生的盛名號召之下，攻讀文史的學生特別多，是理所當然的。他的新亞弟子，後來不少人也是我在羅富國師範學院和港大中文系時的學生，談起錢先生，無不以及門為榮。
香港中文大學於一九六三年成立，包括新亞、崇基、聯合三個書院，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籌備期間，錢先生不大願意參加，因為一入「殼中」，便事事不由自主，尤其有違發揚中國文化事業的初衷。但在這個現實社會，辦學如果沒有政府資助，是難以支持的。還有教授講師們的待遇問題，一登龍門便「薪」價十倍，於是錢先生終於「俯順群情」了。
他在中文大學似乎不很愉快，新亞書院院長的任期也不長，跟高層人員相處也不融洽，也許由於西風還在壓倒東風吧。他血壓偏高，一動氣就急遽上升，開會之後往往要馬上看醫生。在這種情況下，過不了幾年就乾脆退休了。他退休後，我們往來又多起來，不少學府秘辛、儒林外史都為談柄，涉及的人物多是我相識的，雖然已歸道山，不說也罷。
他的寓所在沙田西林寺後面的山邊，林木扶疏，幽禽時咔，加上一道長長的走廊，闌幹上種了幾十盆蘭花，環境十分清雅。他定居台灣後還念念不忘，每次來港，總會到山下眺望一番。他原來打算在香港居留，寫一部關於朱熹研究的書（書名好像是《朱子學案》，在台灣出版後曾寄給我，目前留在香港，記不清楚了），不料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狂瀾波及香港，把他嚇跑了！次年便搬家到台灣去。
在這裡必須一提錢夫人胡美琦女士，她學識豐富，品性賢淑，對錢先生無微不至，而且集侍從、秘書、司機、庖廚工作於一身。如果沒有她，真不知道錢先生怎樣生活下去，特別是當他視力朦朧以後。
錢夫人和內子也相當投契，每次互訪，我和錢先生天南地北一談便兩三小時，她們就閒話家常去也，很少參加我們的「座談會」。因為錢先生的普通話「鄉音無改」，內子一知半解。根本沒資格做「旁聽生」。某天下午，錢先生驅車（司機當然不是夫人）來訪，晚飯後突然黑雲密布，大雨滂沱，馬路變了溪澗，回不得沙田山居，只好在我家裡留宿。有這麼一會兒，碰巧錢夫人和我走開了，客廳里剩下錢先生和內子談話，錢先生說了什麼內子全聽不懂，沒辦法回應，只能唯唯諾諾作領會之狀。日後回憶起來，還覺得非常滑稽、尷尬。
錢先生愛抽香菸，菸癮之大雖然不如唐君毅先生，卻也不可或缺。他在中文大學當新亞書院院長時，美國某頂級學府（記不起是耶魯大學還是哈佛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有人別出心裁，特地定購一批古巴巨型雪茄作賀禮，包裝的透明膠紙都印有英文的「錢穆博士」字樣，非常名貴。但錢先生慣抽氣味清淡的「555」牌紙菸，受不了那種特別而濃郁的煙味，而且過後煙味「繞樑三日」，別人也不好受。因此錢夫人就拿來轉贈給我了。
話說錢先生「回歸」時，台灣局勢還很嚴峻：海峽兩岸處於敵對狀態，高壓統治，長期戒嚴，經濟蕭條，生活困苦。但與此同時的香港更糟：街上遍布「土製菠蘿」，真假炸彈，海邊時見從內地漂流過來的五花大綁浮屍，暴動之聲不絕於耳，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相形之下還是台灣比較安定，所以錢先生伉儷終於決計「適彼樂土」了。新居是錢夫人的哥哥（名建築師、台中橫貫公路的規劃者）設計的，地址在台北市郊的外雙溪，距離中央圖書館不遠，錢先生赴台前曾將建築平面圖給我看，並不是什麼高樓大廈，只是一所比較寬敞的「尋常百姓家」，幸好空地多，盡可滿足主人種樹栽花的雅趣。錢夫人說：「台灣地皮和建築價錢便宜，賣掉滙豐銀行的股票大概可以勉強應付了。」結果呢，建築費不用自己掏腰包（後來因此而被迫遷出，下文再談），而香港正在「風雨如晦」，所以不等房子完工就提前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