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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蓋房子不用自己出錢呢？原來錢先生在回歸前常常往來港台之間，因為是著名學者，又是國之大老，備受老蔣先生器重，並且要小蔣先生拜在門下。當小蔣先生知道錢先生要回台灣定居，便按照原有的建築圖形蓋房子給錢先生，表示禮遇，當然也不會訂立契約。後來他屏當回歸，所以行李包括書籍文物家具連同小房車都順利過關，通行無阻，大概也是因小蔣先生之故吧。
外雙溪的錢宅，落成時只是一所樸實無華的房子坐落在空地上，此外別無所有。經過錢先生伉儷刻意經營，買樹買花美化環境，加建房屋，才漸漸稍具園林之勝。他很滿意這個安樂窩，號為「素書樓」，早上到中央圖書館看書，徒步往來當做健身運動。他多次寫信要我來訪，說家裡客室可以下榻，中央圖書的古籍珍本，中央博物館的字畫古董可以大開眼界。但為了種種原因（如申請入境手續麻煩，香港「身份證明書」會被蓋上「中華民國」鈐記之類），遲遲不能成行。然而他回歸後也常來香港（如參加中文大學和新亞書院慶典、擔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校外考試委員等），我們見面的機會其實不少。
錢先生對香港大學中文系相當好感，亦頗有淵源。他初到香港，系主任林仰山（英國人的中國名字）教授便請他到系裡講學。林是一位中國通，精通中文，說得一口流暢的普通話，抗戰前以傳教士身份在山東大學任教，久仰錢先生的大名，讀了《先秦諸子系年》印象更加深刻，所以有此一舉。接下來是羅香林先生，羅先生也是史學家，寫得一手好古文，聲氣相通，交誼更不在話下。羅先生未當教授之前中文大學剛成立的時候，公開徵聘歷史系教授，錢先生極力推薦羅先生，結果因為某種「內幕」而遴選了一位學歷、經歷和著作都遠不及羅先生的人，令他氣忿不已。後來和我談起這件事還有點憤憤不平，說：「別的系請誰我不管，但歷史是我的本行，不接納我的意見而聽命于洋人，成何體統！」羅先生退休後，繼任的是馬蒙教授，馬教授的令先君是錢先生的友好，自然一見如故了。可以說，他對港大中文系有一份親切感。
按照港大的規章，畢業考試須聘請一位校外考試委員審查試題，覆核該卷的評分，三年一任，在任期間由校方招待前來訪問一次。中文系的科目特別多；以中國文學（古典的）為主體，還包括中史、中哲、美術、考古和翻譯；而中國文學之中又包括五經、三傳和小學，實際上比外國大學的東方學院複雜得多，要請一位樣樣皆通的委員是絕無可能的。一向習慣聘請海外著名學府的華商教授擔任，不過虛應故事罷了。我以為遠隔重洋，文件往還不免費時失事。因此，大約是七十年代初吧，聘請錢先生擔任一次，理由是不但港台之間文件朝發夕至，而且各科之中除翻譯外，都在他的學術範圍里。第二年他依約前來訪問，我問他有什麼意見，他笑道：「老師打的分數，局外人不宜更動。只是有些題目文字不大斟酌。還有專家詩一卷，臧克家哪有資格和杜工部並列呢？而且試題又文言又白話，不倫不類。」原來中文系課程不是一成不變的，我教專家詩（杜甫詩），試題用文言。那個學年，一位喜歡白話詩的講師希望引進新詩，系務會議是通過了，但不能獨立成為一科，只好作專家詩的附庸，用白話文出了兩個關於臧克家新詩的題目，聊備一格，所以被錢先生非議。
錢先生最後一次來港好像是一九八六年，是為了會見他在內地的兩個兒子和胞侄錢偉長先生，那年頭大陸雖已相當開放，如果不是像偉長先生這樣的人物帶頭，兩位小錢辦理出入境手續恐怕不會特別通融的。他們住在中文大學的漂亮賓館，那時候錢先生的視覺已經模糊不清了，但聽覺依然靈敏，我和內子來訪，一開口他便知道是我。閒談中提到旅遊，他說：「從前交通不方便，但許多名山大川都曾經遊覽，可惜現在眼睛不爭氣，否則一定回故鄉看看。那裡是個好地方，你不要錯過。」因為他們父子難得一見，我不便久留。告辭時他說：「以前我請你來台灣，你不來，現在眼睛壞了，不來也罷！」
台灣改朝換代後「民主」起來了，縣市議員紛紛出籠，眾所周知，議員的拿手好戲是無事生事、小事化大事，或者演全武行。錢先生雖非政治人物（掛名亦不管事的資政），卻是個大目標，於是有人秋後算帳，不問情由，硬說他的外雙溪住宅是公家產業，勒令搬遷。錢夫人了解民與官爭，是非曲直是糾纏不清的，又不是沒有地方可住，就放棄了經營多年的安樂窩，搬到市中心的洋房去。從此以後，錢先生似乎患上抑鬱症，不說話，也厭食。
一九九○年暑假我和內子參加了「專上教育考察團」去台灣，目的在於探望錢先生伉儷，所以為期七天的行程，我們開小差，在錢家盤桓了兩天，大門一打開，錢夫人高聲說：「羅先生來啦。」只見他拿著手杖笑嘻嘻地走過來，講了一句只有幾個字的說話，我也聽不清楚。錢夫人說：「搬家以後，從來沒見過他這樣高興的。」但和他寒暄，他只是點頭微笑，不再說話了。一連兩天我們都在他家裡吃午飯，邊吃邊談時間很長，他老是含笑端坐，偶然也吃一點特製的營劑；用幾十種名貴藥材熬成的濃液。錢先生臉色光潤，步履穩健如昔，足以證明這種藥物的效果。想不到一個月後，因吃東西梗著氣管而謝世。值得一提的是，那兩天拍的照片，據新亞舊生會會長許濤（也是我的師範學生）說，照片是錢先生最後的留影，彌足珍貴，當許君代表新亞舊生赴台致祭時，我匆忙寫了輓聯給他帶去以表哀思：
外雙溪的錢宅，落成時只是一所樸實無華的房子坐落在空地上，此外別無所有。經過錢先生伉儷刻意經營，買樹買花美化環境，加建房屋，才漸漸稍具園林之勝。他很滿意這個安樂窩，號為「素書樓」，早上到中央圖書館看書，徒步往來當做健身運動。他多次寫信要我來訪，說家裡客室可以下榻，中央圖書的古籍珍本，中央博物館的字畫古董可以大開眼界。但為了種種原因（如申請入境手續麻煩，香港「身份證明書」會被蓋上「中華民國」鈐記之類），遲遲不能成行。然而他回歸後也常來香港（如參加中文大學和新亞書院慶典、擔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校外考試委員等），我們見面的機會其實不少。
錢先生對香港大學中文系相當好感，亦頗有淵源。他初到香港，系主任林仰山（英國人的中國名字）教授便請他到系裡講學。林是一位中國通，精通中文，說得一口流暢的普通話，抗戰前以傳教士身份在山東大學任教，久仰錢先生的大名，讀了《先秦諸子系年》印象更加深刻，所以有此一舉。接下來是羅香林先生，羅先生也是史學家，寫得一手好古文，聲氣相通，交誼更不在話下。羅先生未當教授之前中文大學剛成立的時候，公開徵聘歷史系教授，錢先生極力推薦羅先生，結果因為某種「內幕」而遴選了一位學歷、經歷和著作都遠不及羅先生的人，令他氣忿不已。後來和我談起這件事還有點憤憤不平，說：「別的系請誰我不管，但歷史是我的本行，不接納我的意見而聽命于洋人，成何體統！」羅先生退休後，繼任的是馬蒙教授，馬教授的令先君是錢先生的友好，自然一見如故了。可以說，他對港大中文系有一份親切感。
按照港大的規章，畢業考試須聘請一位校外考試委員審查試題，覆核該卷的評分，三年一任，在任期間由校方招待前來訪問一次。中文系的科目特別多；以中國文學（古典的）為主體，還包括中史、中哲、美術、考古和翻譯；而中國文學之中又包括五經、三傳和小學，實際上比外國大學的東方學院複雜得多，要請一位樣樣皆通的委員是絕無可能的。一向習慣聘請海外著名學府的華商教授擔任，不過虛應故事罷了。我以為遠隔重洋，文件往還不免費時失事。因此，大約是七十年代初吧，聘請錢先生擔任一次，理由是不但港台之間文件朝發夕至，而且各科之中除翻譯外，都在他的學術範圍里。第二年他依約前來訪問，我問他有什麼意見，他笑道：「老師打的分數，局外人不宜更動。只是有些題目文字不大斟酌。還有專家詩一卷，臧克家哪有資格和杜工部並列呢？而且試題又文言又白話，不倫不類。」原來中文系課程不是一成不變的，我教專家詩（杜甫詩），試題用文言。那個學年，一位喜歡白話詩的講師希望引進新詩，系務會議是通過了，但不能獨立成為一科，只好作專家詩的附庸，用白話文出了兩個關於臧克家新詩的題目，聊備一格，所以被錢先生非議。
錢先生最後一次來港好像是一九八六年，是為了會見他在內地的兩個兒子和胞侄錢偉長先生，那年頭大陸雖已相當開放，如果不是像偉長先生這樣的人物帶頭，兩位小錢辦理出入境手續恐怕不會特別通融的。他們住在中文大學的漂亮賓館，那時候錢先生的視覺已經模糊不清了，但聽覺依然靈敏，我和內子來訪，一開口他便知道是我。閒談中提到旅遊，他說：「從前交通不方便，但許多名山大川都曾經遊覽，可惜現在眼睛不爭氣，否則一定回故鄉看看。那裡是個好地方，你不要錯過。」因為他們父子難得一見，我不便久留。告辭時他說：「以前我請你來台灣，你不來，現在眼睛壞了，不來也罷！」
台灣改朝換代後「民主」起來了，縣市議員紛紛出籠，眾所周知，議員的拿手好戲是無事生事、小事化大事，或者演全武行。錢先生雖非政治人物（掛名亦不管事的資政），卻是個大目標，於是有人秋後算帳，不問情由，硬說他的外雙溪住宅是公家產業，勒令搬遷。錢夫人了解民與官爭，是非曲直是糾纏不清的，又不是沒有地方可住，就放棄了經營多年的安樂窩，搬到市中心的洋房去。從此以後，錢先生似乎患上抑鬱症，不說話，也厭食。
一九九○年暑假我和內子參加了「專上教育考察團」去台灣，目的在於探望錢先生伉儷，所以為期七天的行程，我們開小差，在錢家盤桓了兩天，大門一打開，錢夫人高聲說：「羅先生來啦。」只見他拿著手杖笑嘻嘻地走過來，講了一句只有幾個字的說話，我也聽不清楚。錢夫人說：「搬家以後，從來沒見過他這樣高興的。」但和他寒暄，他只是點頭微笑，不再說話了。一連兩天我們都在他家裡吃午飯，邊吃邊談時間很長，他老是含笑端坐，偶然也吃一點特製的營劑；用幾十種名貴藥材熬成的濃液。錢先生臉色光潤，步履穩健如昔，足以證明這種藥物的效果。想不到一個月後，因吃東西梗著氣管而謝世。值得一提的是，那兩天拍的照片，據新亞舊生會會長許濤（也是我的師範學生）說，照片是錢先生最後的留影，彌足珍貴，當許君代表新亞舊生赴台致祭時，我匆忙寫了輓聯給他帶去以表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