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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一次見面，他就完全不討論這個問題了。他一開口就問：「書譜兩個字，你說教誰來題好？」原來他已經為雜誌名稱定了名（好像是梁披雲先生提出來的）。我又放言高論，說現代人誰也不請。不管請哪一位大名家題，都會帶來門派之見。更嚴重的，還會帶來一條政治上的界線。我主張從古人碑帖中去集字。
這一次他完全接受。我們馬上討論哪件碑帖好？孫過庭的《書譜序》當然有最現成的書譜二字，但草書看來不合適。他喜歡魏碑（後來他以李將分的筆名在《書譜》上寫了不少有關魏碑的文章），他說，在魏碑中去找吧，《張黑女碑》就很好。我也贊成，《張黑女碑》字多。
很快又見面，我說：你連雜誌名都定好了，真要幹起來的樣子？話沒說完，他說：「刻好了，你看行不行？」他遞過來一張紙片，上面拓了「書譜」兩個字。原來他一回去就找這兩個字，「譜」字找不到，他就找偏旁拼合，自己在一方硯石後面刻，拓了出來，就是這張紙片。
字刻得不大，大致如原碑字的大小。那時還沒有可以放大縮小的影印機，我帶回家，用我的「祿來可得」相機拍了照片，再放大看看，很好，後來就採用做《書譜》的標準字，版權頁上有「李將分刻」字樣。現在我手頭仍保存有最初曬出來的照片。
我開始為他的認真與投入感動，看看他，還是那麼一副沉默、淡然的神情，但實際上這些天來他是執拗地、全速地在投入工作了。這本雜誌一定是辦得成的了。
接著他給我更大的驚異。他說：「地方租好了，就在你上班的報社不遠，方便你來。」停頓了一下，又訥訥地接下去說：「你來幫我。」
他說得很慢，很清楚，仿佛在提出請求，但又是一個不容反對的決定。
我一時回答不來。我正以為這些天發了許多高論，現在是收斂的時候了，以第三者的心情來爭著看一份新雜誌的誕生了。沒想到他直接要拉我一起做。而且提出的方式和時間都特別，他先把我當做一定能參加他的工作，又體諒我一定不可能放下原有的工作，那麼就找個地方近我的工作地點，希望我能夠多少兼顧。這是體諒，也是硬來。他已經替我想了那麼多，我又怎樣拒絕？簡直是一個豈有此理的決定！
那時刻我腦子裡轉動著的無非是一大堆庸夫俗子的考慮。這是一份高薪工作嗎？絕不會是；工作有長期保障嗎？不保險；我還有能力來兼這份差事嗎？很艱難（那時我的收入不高而家庭負擔重，工余還儘量寫些雜七雜八的稿件以謀稿費，實際上正心力交瘁）；能夠捨棄原有的工作嗎？不可能；這份雜誌值得辦嗎？值得（想到可以在當時荒蕪枯槁的文化土地上試植一株小花小草，覺得還真有點意思）；我本身對書法藝術有興趣嗎？倒是有的……
好吧，我回答，我只能抽出很少的時間，在一旁盡點力。你不要把我當成一個正式的工作人員。
他說，就這樣。我想也就只能這樣。
這時我竟然覺察，這段日子裡，其實他那一股熱誠，那一股對工作的執著，其實已經在帶動著我了。
我減少了一些稿件的寫作，挪出一些時間。現在與他討論事情，不再能像早段時間那樣想到就說了，得多想想做起來的後果了。
他告訴我，黃豐洲先生答應支持他一筆款子，作為開辦。這是他能夠租下辦公地方的原因，而且他自己決定離開黃豐洲先生的公司，全身心都投入書譜社的工作。
這位老闆真難得！我想。五六十年代時，有許多華僑是很熱心支持文化事業的。黃先生又是一位。後來，我有機會見過黃豐洲先生一面，可惜沒有長談。
這以後是一段忙碌的籌備時間，既然租了地方，除了出版雜誌，還準備出版叢帖，總得有最低限度的人手。我們組成的班子十分簡單，部分像我一樣是兼職，麻雀小，五臟全。李兄是社長，其他的人，暫時不必有什麼職銜。大家見什麼做什麼，與現代管理職權分明的觀念大異其趣。不開會，實際的會是在茶樓飲午茶，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把要說的都說了。不成熟的意見，在自由的交流中往往很快變成一個可行的主意，甚至是很好的主意。在這上面，李兄帶了很好的頭，他有自以為好的主意，一定堅持以至固執，有時他說服了別人，有時他覺得別人的意見對，就默不做聲了，回到雜誌社，馬上急急如律令地趕緊去做，就像那本是他急於想做的事似的。
我們普遍覺得他性急。
例子之一是，稿件集得差不多了，大家一算日期，一月份出版正好。但他問，十二月能不能趕出來？要趕是可以的，只是何必趕在一年的最後一個月創刊？他可不理，只是堅持：能在十二月出，為什麼不在十二月出？問得也有理，大家都答不來，於是第一期就在七四年十二月出版了。後來訂合訂本，每年六期正好是一厚冊，第一卷特別厚，因為是七冊。這事我至今覺得有趣，的確，我說不出有什麼理由不可以在十二月份創刊一份雜誌。
又一個例子是，他弄來了一套國內出版當時已絕版的碑帖，打算重印。原帖是八開本，其中有些字幅並不大，空白很多。我們都認為最好把開本重新設計一下，因為在香港的書店，要爭取一大片地方來陳列八開本的書籍很困難，不陳列，在銷售上就吃虧了。他聽了也點頭，但過兩天，他與印刷廠方面一商量，就馬上付印了。說，印刷廠認為開本不成問題。在印刷上來說，八開印刷自然方便，印刷廠不會考慮發行上的策略。李兄其實也不是不明白，實際上是不耐煩慢慢重新設計，在他的心理傾向，有東西總是早一點推出好。
這一次他完全接受。我們馬上討論哪件碑帖好？孫過庭的《書譜序》當然有最現成的書譜二字，但草書看來不合適。他喜歡魏碑（後來他以李將分的筆名在《書譜》上寫了不少有關魏碑的文章），他說，在魏碑中去找吧，《張黑女碑》就很好。我也贊成，《張黑女碑》字多。
很快又見面，我說：你連雜誌名都定好了，真要幹起來的樣子？話沒說完，他說：「刻好了，你看行不行？」他遞過來一張紙片，上面拓了「書譜」兩個字。原來他一回去就找這兩個字，「譜」字找不到，他就找偏旁拼合，自己在一方硯石後面刻，拓了出來，就是這張紙片。
字刻得不大，大致如原碑字的大小。那時還沒有可以放大縮小的影印機，我帶回家，用我的「祿來可得」相機拍了照片，再放大看看，很好，後來就採用做《書譜》的標準字，版權頁上有「李將分刻」字樣。現在我手頭仍保存有最初曬出來的照片。
我開始為他的認真與投入感動，看看他，還是那麼一副沉默、淡然的神情，但實際上這些天來他是執拗地、全速地在投入工作了。這本雜誌一定是辦得成的了。
接著他給我更大的驚異。他說：「地方租好了，就在你上班的報社不遠，方便你來。」停頓了一下，又訥訥地接下去說：「你來幫我。」
他說得很慢，很清楚，仿佛在提出請求，但又是一個不容反對的決定。
我一時回答不來。我正以為這些天發了許多高論，現在是收斂的時候了，以第三者的心情來爭著看一份新雜誌的誕生了。沒想到他直接要拉我一起做。而且提出的方式和時間都特別，他先把我當做一定能參加他的工作，又體諒我一定不可能放下原有的工作，那麼就找個地方近我的工作地點，希望我能夠多少兼顧。這是體諒，也是硬來。他已經替我想了那麼多，我又怎樣拒絕？簡直是一個豈有此理的決定！
那時刻我腦子裡轉動著的無非是一大堆庸夫俗子的考慮。這是一份高薪工作嗎？絕不會是；工作有長期保障嗎？不保險；我還有能力來兼這份差事嗎？很艱難（那時我的收入不高而家庭負擔重，工余還儘量寫些雜七雜八的稿件以謀稿費，實際上正心力交瘁）；能夠捨棄原有的工作嗎？不可能；這份雜誌值得辦嗎？值得（想到可以在當時荒蕪枯槁的文化土地上試植一株小花小草，覺得還真有點意思）；我本身對書法藝術有興趣嗎？倒是有的……
好吧，我回答，我只能抽出很少的時間，在一旁盡點力。你不要把我當成一個正式的工作人員。
他說，就這樣。我想也就只能這樣。
這時我竟然覺察，這段日子裡，其實他那一股熱誠，那一股對工作的執著，其實已經在帶動著我了。
我減少了一些稿件的寫作，挪出一些時間。現在與他討論事情，不再能像早段時間那樣想到就說了，得多想想做起來的後果了。
他告訴我，黃豐洲先生答應支持他一筆款子，作為開辦。這是他能夠租下辦公地方的原因，而且他自己決定離開黃豐洲先生的公司，全身心都投入書譜社的工作。
這位老闆真難得！我想。五六十年代時，有許多華僑是很熱心支持文化事業的。黃先生又是一位。後來，我有機會見過黃豐洲先生一面，可惜沒有長談。
這以後是一段忙碌的籌備時間，既然租了地方，除了出版雜誌，還準備出版叢帖，總得有最低限度的人手。我們組成的班子十分簡單，部分像我一樣是兼職，麻雀小，五臟全。李兄是社長，其他的人，暫時不必有什麼職銜。大家見什麼做什麼，與現代管理職權分明的觀念大異其趣。不開會，實際的會是在茶樓飲午茶，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把要說的都說了。不成熟的意見，在自由的交流中往往很快變成一個可行的主意，甚至是很好的主意。在這上面，李兄帶了很好的頭，他有自以為好的主意，一定堅持以至固執，有時他說服了別人，有時他覺得別人的意見對，就默不做聲了，回到雜誌社，馬上急急如律令地趕緊去做，就像那本是他急於想做的事似的。
我們普遍覺得他性急。
例子之一是，稿件集得差不多了，大家一算日期，一月份出版正好。但他問，十二月能不能趕出來？要趕是可以的，只是何必趕在一年的最後一個月創刊？他可不理，只是堅持：能在十二月出，為什麼不在十二月出？問得也有理，大家都答不來，於是第一期就在七四年十二月出版了。後來訂合訂本，每年六期正好是一厚冊，第一卷特別厚，因為是七冊。這事我至今覺得有趣，的確，我說不出有什麼理由不可以在十二月份創刊一份雜誌。
又一個例子是，他弄來了一套國內出版當時已絕版的碑帖，打算重印。原帖是八開本，其中有些字幅並不大，空白很多。我們都認為最好把開本重新設計一下，因為在香港的書店，要爭取一大片地方來陳列八開本的書籍很困難，不陳列，在銷售上就吃虧了。他聽了也點頭，但過兩天，他與印刷廠方面一商量，就馬上付印了。說，印刷廠認為開本不成問題。在印刷上來說，八開印刷自然方便，印刷廠不會考慮發行上的策略。李兄其實也不是不明白，實際上是不耐煩慢慢重新設計，在他的心理傾向，有東西總是早一點推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