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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後大家都各自失蹤，直到有一天，我到母校圖書館去找點舊書看，在書庫里沾得滿頭蛛網灰塵，那時聽到外面一個女孩子，細聲細氣和管理圖書館的老師談天，聽來嗓音很熟，出來一看，竟然是少芳。那時她剛從軍墾農場回來，還是黑瘦，情緒也不高，站著說一會話，冬日的陽光從天窗處斜切下來，罩著她半個人，她頭髮眼睫都泛著光，眼睛卻深深藏在暗處。說起「文革」的事，還是淺淺地笑，似乎嘆息著，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她對於人世，常有這種不知如何是好的神色，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她對於人世，常有這種不知如何是好的神色，好像是先天的一種疑惑和擔憂。
我們後來在香港見面，是她帶了一位校友的作品來給我，打電話聯絡後，我便在晚間到她租住的太古城見她。我們在太古城一家小快餐店喝一杯東西，店裡冷氣太強，燈光太暗，她卻娓娓說著自己的事。來港後在一家模具工廠繪圖，似乎頗受老闆的重用，說她主持的幾項工程都效益不錯。
她還是獨身，好多年不見，卻也不見老，瘦怯的身子好像一陣風都吹走了，臨走前我開玩笑，說你要多吃點東西，太瘦了。她說食量並不小，只是不長肉，從小都如此了，還笑道：「現在不是很時髦嗎？」
我想說時髦的不是瘦弱，是苗條，她的瘦不是苗條，倒像是營養不良。
其實對於她的事我早有所聞，她原先一個男朋友是我弟媳娘家的堂兄，算起來也是一門親戚。這男士年紀也不小了，人倒是高大有台型，又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兩個人外形相襯，也應有近似的生活趣味，本來應是很登對的，可惜的是，或許都因為太高傲了，又都不那麼開朗坦誠，因此互相之間的刺探、猜忌太多。一個略主動了，另一個就往後退縮，等到你這頭冷下來，他那裡又有進攻之意，套一句毛澤東的名言，叫做「敵進我退，敵退我進」，兩個人就是不作「接觸」，但既是戀愛，怎麼當對方是「敵」呢？互相盤查探詢，種種小花樣、小動作，總是「彎彎繞」個沒完，時間長了，大家都疲了，提不起勁頭來，只好任其自生自滅。
一段好姻緣因此斷送了，使我母校里那些關心少芳的老師和同學，都為她欷歔不已。
現在兩個人又都來了香港，又都知道對方在哪裡，又似乎通過電話，互贈禮物，而於感情上頭，再也沒有下文了。
我也問起過少芳，她總是搖頭，說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又說她不想給他誤會，以為她還在等，她希望對方儘快找到合適的對象。
我說如果你真在等，就讓對方知道你在等，如果你不再等他了，也告訴他各自方便，如此豈不痛快乾淨？少芳聽了，又默然無語了。我猜想她還在等，只是又不想讓對方知道她的心事，最好那男士積極一點，主動再來追求，那時她的自尊心才算得到安頓。對一個有古典情懷的女子，這種矜持或許是有理的，可惜她碰上的又不是一個願意坦承心事的男人。
在香港人們各有各忙，少芳和我也只是幾個月通一次電話而已，她後來搬了幾次家，工作似乎也開始不順利。她說房東在廳里桌上擺水果、雜物，很多都有暗示，而公司里的同事又時時偷開她的抽屜，不知有什麼陰謀。我開始覺得她有點不妥，只勸她不要太多疑心，香港人得閒死唔得閒病，除非真的有病，否則怎麼會搞那麼複雜的花樣！房東不喜歡你，讓你搬走就是了，還要擺什麼水果那麼麻煩！同事的陰謀，大不了是給你小鞋穿，你最多是一走了之，天無絕人之路，不要自尋煩惱。
而少芳總是說：你不明白，這裡面有很多文章，他們都連成一氣了，到處派人監視。這種心理到後來便更聳人聽聞，她說：新華社和天主教兩股勢力都在監視她。我笑說：「你還沒有這麼大的影響力，他們人員也有限，工作都很忙，哪裡顧得上你這種小人物。」少芳還是很沮喪地搖頭，覺得我不理解她，也不能體諒她的苦處。
再後來，幾乎有一年多沒有她的消息，有一天少芳突然打電話來，說要找我聊聊，我便又約了她吃飯。她還是老樣子，外表看起來幾乎沒什麼變化。這幾年人人都老了，我的白頭髮茁長起來，皺紋橫斜，乍見面時我覺得比這個學姐還要老多了。少芳還略化了妝，精神似乎不錯，一坐下來就說起她的生意。她已經辭工自己打天下，到大陸做一點進出口，雖是皮包公司，但她信心十足，說和某某軍分區有合作項目在談判，又和省外貿辦也搭上了關係，總之有得做。再談下來，又說起被人監視陷害的事，言之鑿鑿，幾乎生氣起來，我便擔心地說：「你這樣的心態在做生意，只怕會被人利用。」她便承認了，說很多次都幾乎要成了，就因為有人陷害她，眼看到手的錢又泡了湯。商場上爾虞我詐，豈是她行走的地方？但少芳似乎不甘於自己做不成什麼事，她要與命運賭一場。
吃完飯她向我開口借錢，我有點愕然，因為論做生意的資本，她不該來找我的。我當時養家活口已經艱難，哪有餘錢去做生意？但朋友求到了，總得盡力幫忙，她便問我能借多少給她，我說最多是幾千到萬把塊錢，少芳聽了，苦笑著搖頭，說：「那不濟事。」我也知道不濟事的，但她不到走投無路，也不至於向我開口。
臨分手前我跟她說：「不要再做生意了，你願意聽我的話，就去看看心理醫生或者精神科醫生，休養一段時間，再回來打工好了。」少芳很生氣地搖頭，說：「你這樣看我就錯了，我根本不是精神的問題，我只是受人陷害。」
我們後來在香港見面，是她帶了一位校友的作品來給我，打電話聯絡後，我便在晚間到她租住的太古城見她。我們在太古城一家小快餐店喝一杯東西，店裡冷氣太強，燈光太暗，她卻娓娓說著自己的事。來港後在一家模具工廠繪圖，似乎頗受老闆的重用，說她主持的幾項工程都效益不錯。
她還是獨身，好多年不見，卻也不見老，瘦怯的身子好像一陣風都吹走了，臨走前我開玩笑，說你要多吃點東西，太瘦了。她說食量並不小，只是不長肉，從小都如此了，還笑道：「現在不是很時髦嗎？」
我想說時髦的不是瘦弱，是苗條，她的瘦不是苗條，倒像是營養不良。
其實對於她的事我早有所聞，她原先一個男朋友是我弟媳娘家的堂兄，算起來也是一門親戚。這男士年紀也不小了，人倒是高大有台型，又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兩個人外形相襯，也應有近似的生活趣味，本來應是很登對的，可惜的是，或許都因為太高傲了，又都不那麼開朗坦誠，因此互相之間的刺探、猜忌太多。一個略主動了，另一個就往後退縮，等到你這頭冷下來，他那裡又有進攻之意，套一句毛澤東的名言，叫做「敵進我退，敵退我進」，兩個人就是不作「接觸」，但既是戀愛，怎麼當對方是「敵」呢？互相盤查探詢，種種小花樣、小動作，總是「彎彎繞」個沒完，時間長了，大家都疲了，提不起勁頭來，只好任其自生自滅。
一段好姻緣因此斷送了，使我母校里那些關心少芳的老師和同學，都為她欷歔不已。
現在兩個人又都來了香港，又都知道對方在哪裡，又似乎通過電話，互贈禮物，而於感情上頭，再也沒有下文了。
我也問起過少芳，她總是搖頭，說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又說她不想給他誤會，以為她還在等，她希望對方儘快找到合適的對象。
我說如果你真在等，就讓對方知道你在等，如果你不再等他了，也告訴他各自方便，如此豈不痛快乾淨？少芳聽了，又默然無語了。我猜想她還在等，只是又不想讓對方知道她的心事，最好那男士積極一點，主動再來追求，那時她的自尊心才算得到安頓。對一個有古典情懷的女子，這種矜持或許是有理的，可惜她碰上的又不是一個願意坦承心事的男人。
在香港人們各有各忙，少芳和我也只是幾個月通一次電話而已，她後來搬了幾次家，工作似乎也開始不順利。她說房東在廳里桌上擺水果、雜物，很多都有暗示，而公司里的同事又時時偷開她的抽屜，不知有什麼陰謀。我開始覺得她有點不妥，只勸她不要太多疑心，香港人得閒死唔得閒病，除非真的有病，否則怎麼會搞那麼複雜的花樣！房東不喜歡你，讓你搬走就是了，還要擺什麼水果那麼麻煩！同事的陰謀，大不了是給你小鞋穿，你最多是一走了之，天無絕人之路，不要自尋煩惱。
而少芳總是說：你不明白，這裡面有很多文章，他們都連成一氣了，到處派人監視。這種心理到後來便更聳人聽聞，她說：新華社和天主教兩股勢力都在監視她。我笑說：「你還沒有這麼大的影響力，他們人員也有限，工作都很忙，哪裡顧得上你這種小人物。」少芳還是很沮喪地搖頭，覺得我不理解她，也不能體諒她的苦處。
再後來，幾乎有一年多沒有她的消息，有一天少芳突然打電話來，說要找我聊聊，我便又約了她吃飯。她還是老樣子，外表看起來幾乎沒什麼變化。這幾年人人都老了，我的白頭髮茁長起來，皺紋橫斜，乍見面時我覺得比這個學姐還要老多了。少芳還略化了妝，精神似乎不錯，一坐下來就說起她的生意。她已經辭工自己打天下，到大陸做一點進出口，雖是皮包公司，但她信心十足，說和某某軍分區有合作項目在談判，又和省外貿辦也搭上了關係，總之有得做。再談下來，又說起被人監視陷害的事，言之鑿鑿，幾乎生氣起來，我便擔心地說：「你這樣的心態在做生意，只怕會被人利用。」她便承認了，說很多次都幾乎要成了，就因為有人陷害她，眼看到手的錢又泡了湯。商場上爾虞我詐，豈是她行走的地方？但少芳似乎不甘於自己做不成什麼事，她要與命運賭一場。
吃完飯她向我開口借錢，我有點愕然，因為論做生意的資本，她不該來找我的。我當時養家活口已經艱難，哪有餘錢去做生意？但朋友求到了，總得盡力幫忙，她便問我能借多少給她，我說最多是幾千到萬把塊錢，少芳聽了，苦笑著搖頭，說：「那不濟事。」我也知道不濟事的，但她不到走投無路，也不至於向我開口。
臨分手前我跟她說：「不要再做生意了，你願意聽我的話，就去看看心理醫生或者精神科醫生，休養一段時間，再回來打工好了。」少芳很生氣地搖頭，說：「你這樣看我就錯了，我根本不是精神的問題，我只是受人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