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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雙城雜筆》

  齊 恆

  香港的紅酒

  紅酒闖進了香港人和事的地盤。實在也不算太短暫的話題了。當然,我們得把紅酒弄個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因為這兩年曾有一匹班次不高的馬,賜名紅酒,結果勝出,算是浮了一大白(抑或是贏了個滿堂紅?),我們這裡說的紅酒,當不局限於那匹馬,但似乎仍得加以定義——必也正名乎。

  紅酒,在華洋雜處的香港,不少學貫中西的高人雅士會很自然地說,紅酒?可不就是wine囉?一點不錯,但讓我們來看看六十、七十年代之交的越南——那時的西貢還沒有胡志明市的影子——那裡,他們的飲食相當法國派頭,他們用比較便宜的「餐酒」(Vin ditable)來調合水果、汽水弄fruit punch,並且升格稱之為「雞尾香檳」,大概滲進汽水(說不定還有啤酒在內)便產生泡久的效果吧?但他們絕對不肯把有名堂的插teau Wine紅酒滲進這種「雞尾香檳」里去。他們把有紅色葡萄酒Vanrintal Wine才叫做紅酒,品種可以檢定的白葡萄酒他們老老實實叫它做白紅酒。這裡習慣,就像從前上海人把巧克力糖叫做咖啡糖(因為巧克力是咖啡色的),以致其後把白巧克力叫做白顏色的咖啡糖一樣。

  至於白葡萄酒,管它是一九九三的Chevalier montrachet也罷,還是叫它做白紅酒錯不了。因為中國的白干係列,從瀘州大麯到桂林三花,從鼓味雙蒸到金門高粱,都是沒有顏色的燒酒,卻根本沒有葡萄釀造的風味。

  且不去根究那麼些詞語上的、甚至屬於純文字範圍上的背景了。紅酒,在英國人留下的殖民足跡之中,在檳榔嶼、在當日的海峽殖民地諸邦邑(那就包括了馬六甲和新加坡,也許還有吉隆坡)和香港,甚至比香港更洋涇浜的上海和天津,都以claret的面目出現,正如白酒White Wine他們一律都以Hock來稱呼一樣,也不必計較是否與Hochbeimet Fiesling有關。

  紅酒畢竟總是滲進了香港的生活方式里去了。那些動輒便說手上有多少箱Penfolds的Grange Hermitage或者Barbaresco, Angelo Gaja,而以此驕人的貴介王孫們,已開始失去風采,因為他們未必說得出那批珍藏和哪一種黑松菌配搭得最好呢。

  然而紅酒畢竟滲進我們知識界的高雅活動里來了。記得有一回我們在飯桌上談到一個由年輕的教授(也總不免有四五十歲了吧?)們組織的「品紅會」,以品嘗不貴但不常見的紅酒為旨趣。其後他們把「品紅」改稱為「倒紅」,意謂也不一定要懂得品味,只要肯把瓶子裡多少有點名堂的佳釀倒出來讓大家嘗嘗就夠了。

  名稱一改,果然大行其道,「倒紅會」果然變成一個不定期的雅集,而且所倒之紅也開始「走紅」,間或會有瓶Petrus,或者辣菲德羅富齊,或者兩瓶年份不凡的「靚次伯」了。名字改為倒紅,還有一個頗為有趣的插曲,就是「倒紅」另外有了個新意:這時恰好《紅樓夢》之學又復興盛——一篋八冊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一百五十部,由人民出版社為「香港紅樓夢文化藝術展」影印,隆重面世——品紅諸子中有謂「紅學」已經浪費了太多學者知識分子的精力,不宜再「品」下去,要「倒」它一下了,於是「倒紅」憑空又多了一個標籤。但這與鬥倒三面紅旗豈可同日而語,而紅學之熱潮也未見蓬勃,於是隨著「紅學」潮汐的興替,倒紅會仍然倒它的不貴也不差的插teau Wine,也沒有誰再去動醉紅花瓶的聯想了。

  在這期間,酒價有了變動,一九九○年在凱悅「雨果」扒房賣四百元左右一九八六年裝瓶的Penfolds Grange Hermitage, 現在的標價是七千八百元,而且「雨果」也沒有現貨。看來,酒市場還會有一段牛市的好景,國內正在大量吸納,加州Merryvale一九九○年的白酒(還不是白宮選用作餐酒那種呢),也叫價五百四十元一瓶了,香格里拉的「瑪高」餐廳酒牌上有一瓶一九八九的Pomerol,也就是英國人叫所有的波多爾紅酒做Claret中的一種,因為名字吃香,年份又湊巧,竟然叫價一萬二千八。這瓶「李鵬」插teau Le Pin可能在國內被吸納的程度遠比香港為甚呢。

  說起香格里拉的「瑪高」,顯然它是以插teau Margaux系列的藏釀為標榜,比起當日東京蝴蝶餐廳的插teau Papillon系列藏釀,日本富豪的品味孰如星馬郭氏家族?日人真是瞠乎其後了。也許日本人有了現在西武的酒窖,已非吳下阿蒙,但以一個旅館集團的一間扒房而言,「瑪高」的藏釀實在是極其不凡的。

  先說它的插teau Margaux系列吧。

  由於是他們的獨門之秘,他們藏有三十三個年份的「瑪高堡」舊釀,卻沒有像別的品種名釀那樣編了號。這三十三種名酒,代表了「瑪高」品種的各種酒質,最貴的每瓶在一萬二千元以上的有五個年份留存分別是一九二六(14,500元,還能飲用否也大成問題了)一九四五(13,800元),一九四九(12,600元),一九六一(12,500元)和一九八二(12,500元);最不值錢的是一九九一(1,950元)和一九九二(1,860元)兩個年份。但這單子裡最近的年份是一九九四,一瓶也要2,800元,而一九九○的就叫價8,200元。可見這期間是有優劣高下之別,不是憑收藏者和「攪手」隨意欽點的。

  從這一斑我們窺全豹,也就不必深究何以一九七○的插teau Petrus要賣14,500元,一九八二的插teau Latour 是12,500元,而同年的插teau Mouton Rothschild則是13,500元了。那些價錢不是胡亂說說的,只不過沒有很多人願意用那麼多的錢去試一瓶也許不夠好的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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