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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革命高潮，在農民群眾和無產階級中間存在著必要的革命情緒。但是同產生俄國革命的情況有許多差異。其中有一種差異十分大。封建主義殘餘在俄國甚至比中國還要明顯，但是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一個“被壓迫民族”，而俄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是一個“壓迫民族”。在俄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只要打敗一個階級，它本國的資產階級兼帝國主義階級，而中國革命卻要對付一個有雙重人格的本國敵人——它本國的新生資產階級和外國帝國主義的既得利益。理論上來說，在開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人以為他們敵人的這種雙重性質會被他們自己的進攻的雙重性質所抵消，那就是他們的進攻會得到他們在世界上的“無產階級盟友”和“蘇聯勞動者”的援助。
共產黨人在一九二七年後沒有能夠奪取政權的原因基本上很簡單。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產業無產階級所存在的條件和性格。這個階級人數很少——中國只有四百萬產業工人——，沒有經驗，文化水平低，疾病叢生、營養不良、飽受恐怖，中間又有童工和女工占多數，力量遭到進一步削弱，還受到本國和外國資本的非筆墨所能形容的雙重剝削，這樣的一個階級即使在獨立的中國也很難發揮它的政治意志。但是它受奴役的最不利的一個條件還在於中國現代工業集中在外國控制的地區，這些地區裡的工人是相互隔絕的。
中國產業工人幾乎有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在六、七個世界強國的炮艦瞄準之下。在天津、青島、上海、漢口、香港、九龍以及帝國主義的其他勢力範圍中，大概集中了中國產業工人的四分之三！上海是個最典型的樣本。這裡有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義大利和中國的士兵、水兵、警察，所有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同本地的土匪流氓和買辦階級這些中國社會最腐化墮落的成份結合起來，一起“合作”，對赤手空拳的千千萬萬工人揮舞棍棒。
這些工人被剝奪了言論、集會、組織自由。只要本國的和外國的警察力量的雙重製度存在一天，要動員中國產業無產階級採取政治行動，是完全不可想像的。歷史上只有一次——在一九二七年——打破過這種制度，當時在短短的幾天裡，蔣介石利用工人取得了對北洋軍閥的勝利。但是他們馬上遭到鎮壓，這是歷史上最令人喪氣的一次流血事件，得到了外國列強的認可和外國資本家的財政援助。
因此，要在城市中舉行起義，這種嘗試總是註定要失敗的。南京政權能夠而且事實上也的確依靠外國列強在通商口岸據有的工業基地，依靠他們的軍隊、大炮、巡洋艦、內陸警察、內河炮艦，依靠他們的財富、報紙、宣傳、特務。儘管這些強國直接參與反紅軍的戰爭的事例不多，這一點無關緊要。在必要的時候，這種行動確實發生。但是他們的主要貢獻是鎮壓產業工人，為南京提供軍火飛機，串通一氣，把共產黨概稱為“土匪”，若無其事地否認內戰的存在，使得“不干涉委員會”（象今天在西班牙那樣）這個令人為難的問題根本不會出現。
①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見《列寧選集》第四卷第249頁。②馬丁·勞倫斯書局一九三四年倫敦。③《紅色中國：毛澤東主席……》（一九三四年倫敦）。④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一卷，第70頁（一九三二年倫敦）。
六
紅色的天際（中）
由於工人從一開始就處於這種無力狀態，由於在城市中沒有能力贏得一個重要的工業基地，無產階級的先進領導人不得不依靠農村地區，那裡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方面保持著社會主義的目標和思想，在實踐中卻有了一種土地革命的經濟性質。在農村地區，共產黨希望最後終於能積聚足夠的力量可以先在一些外國勢力不那麼牢固的城市基地進攻南京政權①，然後希望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下進攻外國勢力的通商口岸的堡壘。
但是帝國主義強國是南京反對共產主義的客觀盟友，而共產黨希望從世界無產階級那裡得到的援助卻沒有實現。雖然在《共產國際綱領》②中明確地承認，象中國那樣的半殖民地國家，無產階級運動要勝利，“只有從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即蘇聯]得到直接援助才有可能”，可是蘇聯事實上並沒有給予中國同志這裡所保證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援助和支持”，在程度上與其需要相符。相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蘇聯給予蔣介石的相當於干涉程度的龐大援助，卻有援助國民黨中最反動的分子上台的客觀效果。當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直接援助中國共產黨與蘇聯所採取的立場是不相容的——這是蘇聯國家政策的眼前需要同世界革命眼前需要發生矛盾的著名例子，因為這有引起國際戰爭、危及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綱領的危險。儘管如此，必須指出，這個因素影響中國革命至巨。
中國共產黨人被剝奪了外國盟友，繼續孤軍奮戰，要爭取“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相信國內外政治的深刻變化會帶來有利於他們的新力量。他們完全弄錯了。結果是引起一場長期的大動亂，給中國人民大眾帶來了政治分娩的一切痛楚，最後卻沒有生產子嗣。
南京的力量在大城市中仍相對牢固，原因已如上述，但在農村中，發展卻很慢。矛盾的是——其實也是辯證的——資產階級的農村貧血症的來源也可以推溯到南京在城市中的力量——即外國帝國主義。因為雖然帝國主義很急於要“進行合作”，防止或鎮壓城市暴動，或城市暴動的可能性，但同時它卻在客觀上——主要通過日本，遠東這個制度最大表面張力的焦點——為這種服務勒索高昂的代價，其形式就是併吞新的領土（東北、熱河、察哈爾、冀東），脅迫作出新的讓步，劫奪屬於中國的新的財富。帝國主義侵略的這個最新階段壓在南京政府身上的負擔，使國民黨不可能在農村地區進行必要的資本主義“改革”——商業信貸、改進交通、集中收稅和警察力量等等——其速度可以對付農村不滿和農民暴動的擴散。而共產黨由於執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可以滿足很大一部分農民群眾的要求，掌握中國一部分農村的領導權，甚至在一種幾乎純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建立好幾個有力的根據地。但是同時，他們在城市中卻不得發展，而他們的敵人則繼續以城市為根據地。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認為，國民党進攻蘇區妨礙中國人民實現他們要驅逐日本人的“民族解放”使命，國民黨自己不願保衛祖國證明資產階級領導的破產。共產黨的革命論點由此可見是言之有理的。但國民黨老羞成怒，反唇相譏說，共產黨企圖推翻政府，才使他們不能抗日，而在嚴重的民族危機的前面繼續在內地採取“赤匪”行徑，妨礙了國內改革的實現。有趣的是，而且也是辯證的是，這兩種說法都是對的，也都是錯的。中國革命現階段的這個奇特的僵局，這個根本的軟弱性，基本上就在這裡。
在過去這十年內，帝國主義壓力日益嚴重，帝國主義為了在城市中保護中國買辦階級利益所索取的代價這麼高昂，頗有沖淡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政黨國民黨與工人和農民的政黨共產黨之間的階級矛盾之勢。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也因為本書前章所述及的當前形勢——國民黨和共產黨因此在十年不停內戰後，能夠重新聯合起來，這表現在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更高的基礎上的必要團結。這種團結由於它的內在矛盾，不是穩定的；不是永久的；只要國內矛盾超過了日前對外的矛盾，它就可能破裂。但是這種團結的實現，肯定結束了革命戰爭的時代，而揭開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十年政治經驗的主要意義是什麼？從理論上來說顯然是：共產黨不得不暫時放棄他們的“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才可能發展起來的論點。今天，它承認，只有“一個各階級的聯合”才能實現這些目標。其實際意義是，它清楚地承認國民黨在民族革命中的目前領導——在這裡與政權是同義詞。對共產黨來說，這當然可以認為是從江西時代的“一個大後退”，就象毛澤東坦率地承認的那樣，因為在江西時代，他們努力要“鞏固工農專政，把它擴大到全國，動員、組織、武裝蘇維埃和群眾打這一場革命戰爭。③”馬上奪取政權的鬥爭是停止了。今天共產黨的口號改為：擁護中央政府，在南京領導下加速和平統一，實現資產階級民主，組織全國人民抗日。
但是在這種時期里，列寧寫道，“有必要把對共產主義思想的嚴格忠實同作一切必要的妥協、‘轉變航向’、達成協議、迂迴、後退等等的能力結合起來”。因此，雖然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發生了這種戰略大轉變，他們仍相信，現在他們有可能在一種比以前更加有利的氣氛中進行競賽。正如毛澤東所說，雙方“互相作了讓步”，這種交換是“有具體限度”的。
共產黨人在一九二七年後沒有能夠奪取政權的原因基本上很簡單。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產業無產階級所存在的條件和性格。這個階級人數很少——中國只有四百萬產業工人——，沒有經驗，文化水平低，疾病叢生、營養不良、飽受恐怖，中間又有童工和女工占多數，力量遭到進一步削弱，還受到本國和外國資本的非筆墨所能形容的雙重剝削，這樣的一個階級即使在獨立的中國也很難發揮它的政治意志。但是它受奴役的最不利的一個條件還在於中國現代工業集中在外國控制的地區，這些地區裡的工人是相互隔絕的。
中國產業工人幾乎有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在六、七個世界強國的炮艦瞄準之下。在天津、青島、上海、漢口、香港、九龍以及帝國主義的其他勢力範圍中，大概集中了中國產業工人的四分之三！上海是個最典型的樣本。這裡有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義大利和中國的士兵、水兵、警察，所有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同本地的土匪流氓和買辦階級這些中國社會最腐化墮落的成份結合起來，一起“合作”，對赤手空拳的千千萬萬工人揮舞棍棒。
這些工人被剝奪了言論、集會、組織自由。只要本國的和外國的警察力量的雙重製度存在一天，要動員中國產業無產階級採取政治行動，是完全不可想像的。歷史上只有一次——在一九二七年——打破過這種制度，當時在短短的幾天裡，蔣介石利用工人取得了對北洋軍閥的勝利。但是他們馬上遭到鎮壓，這是歷史上最令人喪氣的一次流血事件，得到了外國列強的認可和外國資本家的財政援助。
因此，要在城市中舉行起義，這種嘗試總是註定要失敗的。南京政權能夠而且事實上也的確依靠外國列強在通商口岸據有的工業基地，依靠他們的軍隊、大炮、巡洋艦、內陸警察、內河炮艦，依靠他們的財富、報紙、宣傳、特務。儘管這些強國直接參與反紅軍的戰爭的事例不多，這一點無關緊要。在必要的時候，這種行動確實發生。但是他們的主要貢獻是鎮壓產業工人，為南京提供軍火飛機，串通一氣，把共產黨概稱為“土匪”，若無其事地否認內戰的存在，使得“不干涉委員會”（象今天在西班牙那樣）這個令人為難的問題根本不會出現。
①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見《列寧選集》第四卷第249頁。②馬丁·勞倫斯書局一九三四年倫敦。③《紅色中國：毛澤東主席……》（一九三四年倫敦）。④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一卷，第70頁（一九三二年倫敦）。
六
紅色的天際（中）
由於工人從一開始就處於這種無力狀態，由於在城市中沒有能力贏得一個重要的工業基地，無產階級的先進領導人不得不依靠農村地區，那裡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方面保持著社會主義的目標和思想，在實踐中卻有了一種土地革命的經濟性質。在農村地區，共產黨希望最後終於能積聚足夠的力量可以先在一些外國勢力不那麼牢固的城市基地進攻南京政權①，然後希望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下進攻外國勢力的通商口岸的堡壘。
但是帝國主義強國是南京反對共產主義的客觀盟友，而共產黨希望從世界無產階級那裡得到的援助卻沒有實現。雖然在《共產國際綱領》②中明確地承認，象中國那樣的半殖民地國家，無產階級運動要勝利，“只有從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即蘇聯]得到直接援助才有可能”，可是蘇聯事實上並沒有給予中國同志這裡所保證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援助和支持”，在程度上與其需要相符。相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蘇聯給予蔣介石的相當於干涉程度的龐大援助，卻有援助國民黨中最反動的分子上台的客觀效果。當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直接援助中國共產黨與蘇聯所採取的立場是不相容的——這是蘇聯國家政策的眼前需要同世界革命眼前需要發生矛盾的著名例子，因為這有引起國際戰爭、危及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綱領的危險。儘管如此，必須指出，這個因素影響中國革命至巨。
中國共產黨人被剝奪了外國盟友，繼續孤軍奮戰，要爭取“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相信國內外政治的深刻變化會帶來有利於他們的新力量。他們完全弄錯了。結果是引起一場長期的大動亂，給中國人民大眾帶來了政治分娩的一切痛楚，最後卻沒有生產子嗣。
南京的力量在大城市中仍相對牢固，原因已如上述，但在農村中，發展卻很慢。矛盾的是——其實也是辯證的——資產階級的農村貧血症的來源也可以推溯到南京在城市中的力量——即外國帝國主義。因為雖然帝國主義很急於要“進行合作”，防止或鎮壓城市暴動，或城市暴動的可能性，但同時它卻在客觀上——主要通過日本，遠東這個制度最大表面張力的焦點——為這種服務勒索高昂的代價，其形式就是併吞新的領土（東北、熱河、察哈爾、冀東），脅迫作出新的讓步，劫奪屬於中國的新的財富。帝國主義侵略的這個最新階段壓在南京政府身上的負擔，使國民黨不可能在農村地區進行必要的資本主義“改革”——商業信貸、改進交通、集中收稅和警察力量等等——其速度可以對付農村不滿和農民暴動的擴散。而共產黨由於執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可以滿足很大一部分農民群眾的要求，掌握中國一部分農村的領導權，甚至在一種幾乎純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建立好幾個有力的根據地。但是同時，他們在城市中卻不得發展，而他們的敵人則繼續以城市為根據地。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認為，國民党進攻蘇區妨礙中國人民實現他們要驅逐日本人的“民族解放”使命，國民黨自己不願保衛祖國證明資產階級領導的破產。共產黨的革命論點由此可見是言之有理的。但國民黨老羞成怒，反唇相譏說，共產黨企圖推翻政府，才使他們不能抗日，而在嚴重的民族危機的前面繼續在內地採取“赤匪”行徑，妨礙了國內改革的實現。有趣的是，而且也是辯證的是，這兩種說法都是對的，也都是錯的。中國革命現階段的這個奇特的僵局，這個根本的軟弱性，基本上就在這裡。
在過去這十年內，帝國主義壓力日益嚴重，帝國主義為了在城市中保護中國買辦階級利益所索取的代價這麼高昂，頗有沖淡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政黨國民黨與工人和農民的政黨共產黨之間的階級矛盾之勢。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也因為本書前章所述及的當前形勢——國民黨和共產黨因此在十年不停內戰後，能夠重新聯合起來，這表現在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更高的基礎上的必要團結。這種團結由於它的內在矛盾，不是穩定的；不是永久的；只要國內矛盾超過了日前對外的矛盾，它就可能破裂。但是這種團結的實現，肯定結束了革命戰爭的時代，而揭開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十年政治經驗的主要意義是什麼？從理論上來說顯然是：共產黨不得不暫時放棄他們的“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才可能發展起來的論點。今天，它承認，只有“一個各階級的聯合”才能實現這些目標。其實際意義是，它清楚地承認國民黨在民族革命中的目前領導——在這裡與政權是同義詞。對共產黨來說，這當然可以認為是從江西時代的“一個大後退”，就象毛澤東坦率地承認的那樣，因為在江西時代，他們努力要“鞏固工農專政，把它擴大到全國，動員、組織、武裝蘇維埃和群眾打這一場革命戰爭。③”馬上奪取政權的鬥爭是停止了。今天共產黨的口號改為：擁護中央政府，在南京領導下加速和平統一，實現資產階級民主，組織全國人民抗日。
但是在這種時期里，列寧寫道，“有必要把對共產主義思想的嚴格忠實同作一切必要的妥協、‘轉變航向’、達成協議、迂迴、後退等等的能力結合起來”。因此，雖然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發生了這種戰略大轉變，他們仍相信，現在他們有可能在一種比以前更加有利的氣氛中進行競賽。正如毛澤東所說，雙方“互相作了讓步”，這種交換是“有具體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