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頁
他繼續說：
共產黨在蘇區和紅軍問題上保持領導權，在同國民黨關係中保持獨立性和批評自由。在這些問題上是不能作讓步的。……共產黨永不放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目標，它們將通過資產階級革命階段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共產黨保持自己的綱領和自己的政策。④
這種讓步所帶來的實際好處，前文已有述及。但是要保持這些好處，共產黨有什麼保證呢？維持國內和平，實現民主諾言，執行抗日政策有什麼保證呢？
顯然國民黨也會充分利用共產黨對自己實行新政策的好處。由於南京的權威得到中國唯一能夠與之抗衡的政黨的承認，蔣介石可以繼續在一些軍閥勢力的很強大的邊緣地區，例如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擴大自己的軍事和經濟權力。他在共產黨周圍改善了自己的軍事地位以後，就可以同時從共產黨那裡得到政治上的讓步作為他暫時容忍的交換條件。最後，他希望靠巧妙地兼而採取政治和經濟策略，在政治上削弱他們，在時機成熟可以最後要求他們完全投降（他無疑仍希望做到這一點）時，他可以把紅軍孤立起來，利用他們的內部政治分歧來分化他們，把頑固的殘部作為純粹地方軍事問題來加以解決。
對此，共產黨絲毫不抱幻想。他們同樣的也並不以為自己如不積極爭取，“民主”的諾言或者反帝運動就會實現。他們決不會放棄實現充分民主和反帝的口號，他們在維護這兩個口號時，不惜作出政治上的小讓步，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的根本政治基礎是摧毀不了的。當然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獨裁政黨出讓過一點點政治權力給人民，除非是在極大的壓力之下，國民黨也不會是例外。如果不是由於這十年來存在著共產黨反對派，要實現現在快要在望的那種程度的“民主”也是不可能的。的確，如果沒有這種反對派，“民主”就沒有必要，現在中國出現的那種程度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也是不可想像的。因為民主政體的發展，就象現代國家本身的成長一樣，是一種需要獲得權力和體制的表現，以便在這種權力和體制之內調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上不可調和的矛盾——基本階級對立。這就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最簡單的說明。
①但是即使在一九三〇年，紅軍攻占長沙這樣一個對外國帝國主義並不十分重要的內陸戰爭，他們也在英、美、日炮艦的猛烈炮轟下被迫放棄。②一九二九年倫敦。③《紅色中國：毛澤東主席……》第11頁（一九三四年倫敦）。④向共產黨作的報告（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延安）。
六
紅色的天際（下）
這種矛盾在中國並沒有消退，而是在迅速增長，只要這種矛盾保持尖銳化，國家就不能忽視。國內和平的實現本身就必不可免地使得南京方面要更廣泛地有各社會階層的代表，如果這種國內和平要繼續保持的話。這並不是說國民黨可能真誠地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允許共產黨在公開競選中同自己競爭，這樣簽發自己的死刑判決書（因為到處都承認，單單農民的選票就可以使共產黨獲得壓倒優勢的多數），儘管這是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要求，他們並且會繼續這麼進行宣傳鼓動。但是這的確意味著，一小撮壟斷國家經濟和警察力量的少數人不得不承認大多數人的一些要求。同意蘇區代表作為一個地區出席國民大會就是一個跡象。
經濟、政治、社會利益的向心發展，所謂“統一”的過程——產生這個制度的一些措施本身——為了本身的存在，同時也要求越來越來的集團把注意力集中於中央，以解決不可解決的難題——階級利益的日益加深的衝突。南京越是具有代表全國不同的更加廣泛的階級利益的傾向——它越是接近於實現民主——它越是要被迫尋求一種通過恢復國家主權以求自保的辦法。
因此，共產黨擴大影響、防止將來受到圍剿的保證，在共產黨人看來，是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有機關係中所固有的——正是這種關係才造成了目前這樣的形勢。這些保證首先是在武裝的和非武裝的群眾中間普遍地要求繼續保持國內和平，改善生活，實現民主，爭取民族自由。其次，共產黨的“保證”在於它能夠對全國爭取實現這種要求的運動繼續提供領導，在於共產黨的實際軍事和政治的戰鬥力量。第三，它依靠中國人民這十年來的政治經驗，這經驗證明，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反帝鬥爭中需要從歷史上暫時埋葬階級分歧。
一九三七年春，日本對南京壓力稍減，侵略內蒙暫停，英日開始會商“在華合作”，英國政府希望調停中日爭執和在遠東導致“基本和平”，這使有些人尋思，共產黨對政局估計是否錯誤。把整個戰略建築在中日馬上必戰中心前提上，是否冒險了？他們認為，現在中國既有國內和平，共產黨既已停止企圖推翻國民黨，日本也就真的向南京表示和解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已認識到，他們要中國資產階級走上投降道路操之過急，推之過遠了，結果中國的內爭已消滅於普遍仇日之中。他們現在已經認識到為了使中國資產階級可以再次放手去搞國內衝突，對它實行友好新政策是明智得策的。東京和南京這樣修好就能消除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因為後者過於依靠抗戰了。
但是根據力學原理，歷史的洪水必須找到排泄口。它是不能強制倒流到發洪水前的渠道上去的。日本要關上閘門為時已太遲了。共產黨人了解即使日本最能幹的領導人認識到暫停的必要性，日本也不能在中國轉而採取靜止政策。共產黨的這一預見，在七月八日似乎已得到蘆溝橋事變的充分證實。因為在這裡，日本改變心意的暫時假面具給戳破了。日本軍隊在北京以西十英里處的宛平縣中國領土上進行“午夜演習”（這是完全非法的），自稱受到中國鐵路警衛人員的槍擊。這一事件給了日本軍隊藉口；它再一次表示了它的真正必要。到七月中，日本已趕調一萬名左右的軍隊到了京津一帶，並且提出了新的帝國主義要求，如予同意，等於是接受在華北成立日本的一個保護國。
共產黨對這一形勢的看法，對這一形勢所必然引起的一觸即發的事件的看法是，全國日益要求不僅在這裡進行抵抗，而且在所有發生新侵略的地方進行抵抗的壓力，都會逼使蔣介石政權採取除了戰爭沒有別的出路的立場，如果日本不改變政策、改正過去錯誤的話。這意味著除了戰爭沒有別的出路。請記住，共產黨認為這樣一個戰爭不僅是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而且是一種革命運動，“因為在中國打敗帝國主義意味著摧毀它的一個最強大的根據地”，而且因為中國革命本身的勝利“與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的勝利是一致的”（毛澤東語）。戰爭可能明天就開始。也可能一兩年內還打不起來。但不會拖得太長了，根據共產黨對日本、中國和全世界政治經濟上達到爆發點的緊張形勢的分析，他們認為人類命運不可能再長期拖延不解決了。
共產黨的預見是，在這場戰爭中，將有必要武裝、裝備、訓練、動員千百萬人民參加一場能夠起到一舉而割除帝國主義外瘤和階級壓迫內癌這一雙重外科手術作用的鬥爭。照他們的看法，只有最廣泛地動員群眾，發展一支高度政治化的軍隊，才能進行這樣一場戰爭。而且這樣一場戰爭只有在最先進的革命領導之下才能獲勝。它可以由資產階級來發動。但只有革命的工農才能完成。一旦人民真正大規模武裝和組織起來，共產黨將盡一切可能來實現對日戰爭的決定性勝利。只要資產階級領導抗戰，他們就同資產階級並肩前進。但是只要資產階級發生動搖，變成“失敗主義”，或有願意屈服於日本的表現——這種傾向他們認為戰爭一開始遭受重大損失以後一定會馬上出現的——他們就準備把領導權接過來。
南京政權當然也充分了解共產黨的這些目標，就象中國一切有權有勢的人一樣，因此他們會尋求一切可能的妥協道路；只要能避免在國內產生後果，他們就會向日本作進一步的讓步，至少在暫時是如此，除非條件十分有利，南京政權不僅能有力量開戰，而且在戰後仍能保持這一力量完整無損，而國內革命仍遭壓制。但是共產黨充分相信他們自己對於歷史發展的分析，認為他們為未來航程所選擇的航道是正確的，將來的事件會迫使南京為求自己的生存而戰。他們預料南京可能繼續動搖，日本可能繼續多方玩弄各種手段，視當時情況需要，軟硬兼施，一直到從外部來說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與中國的民族利益之間，從內部來說是中國和日本的群眾與他們豪紳地主統治者之間的對立達到了極其尖銳的程度，一直到所有實際的克制和壓迫都到了絕對不能容忍的地步，歷史的障礙終於被衝垮，帝國主義所哺育的巨災大禍，象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①一樣，終於沖了出來摧毀帝國主義，象洪水般滾滾向前，一發不可收拾。
共產黨在蘇區和紅軍問題上保持領導權，在同國民黨關係中保持獨立性和批評自由。在這些問題上是不能作讓步的。……共產黨永不放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目標，它們將通過資產階級革命階段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共產黨保持自己的綱領和自己的政策。④
這種讓步所帶來的實際好處，前文已有述及。但是要保持這些好處，共產黨有什麼保證呢？維持國內和平，實現民主諾言，執行抗日政策有什麼保證呢？
顯然國民黨也會充分利用共產黨對自己實行新政策的好處。由於南京的權威得到中國唯一能夠與之抗衡的政黨的承認，蔣介石可以繼續在一些軍閥勢力的很強大的邊緣地區，例如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擴大自己的軍事和經濟權力。他在共產黨周圍改善了自己的軍事地位以後，就可以同時從共產黨那裡得到政治上的讓步作為他暫時容忍的交換條件。最後，他希望靠巧妙地兼而採取政治和經濟策略，在政治上削弱他們，在時機成熟可以最後要求他們完全投降（他無疑仍希望做到這一點）時，他可以把紅軍孤立起來，利用他們的內部政治分歧來分化他們，把頑固的殘部作為純粹地方軍事問題來加以解決。
對此，共產黨絲毫不抱幻想。他們同樣的也並不以為自己如不積極爭取，“民主”的諾言或者反帝運動就會實現。他們決不會放棄實現充分民主和反帝的口號，他們在維護這兩個口號時，不惜作出政治上的小讓步，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的根本政治基礎是摧毀不了的。當然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獨裁政黨出讓過一點點政治權力給人民，除非是在極大的壓力之下，國民黨也不會是例外。如果不是由於這十年來存在著共產黨反對派，要實現現在快要在望的那種程度的“民主”也是不可能的。的確，如果沒有這種反對派，“民主”就沒有必要，現在中國出現的那種程度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也是不可想像的。因為民主政體的發展，就象現代國家本身的成長一樣，是一種需要獲得權力和體制的表現，以便在這種權力和體制之內調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上不可調和的矛盾——基本階級對立。這就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最簡單的說明。
①但是即使在一九三〇年，紅軍攻占長沙這樣一個對外國帝國主義並不十分重要的內陸戰爭，他們也在英、美、日炮艦的猛烈炮轟下被迫放棄。②一九二九年倫敦。③《紅色中國：毛澤東主席……》第11頁（一九三四年倫敦）。④向共產黨作的報告（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延安）。
六
紅色的天際（下）
這種矛盾在中國並沒有消退，而是在迅速增長，只要這種矛盾保持尖銳化，國家就不能忽視。國內和平的實現本身就必不可免地使得南京方面要更廣泛地有各社會階層的代表，如果這種國內和平要繼續保持的話。這並不是說國民黨可能真誠地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允許共產黨在公開競選中同自己競爭，這樣簽發自己的死刑判決書（因為到處都承認，單單農民的選票就可以使共產黨獲得壓倒優勢的多數），儘管這是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要求，他們並且會繼續這麼進行宣傳鼓動。但是這的確意味著，一小撮壟斷國家經濟和警察力量的少數人不得不承認大多數人的一些要求。同意蘇區代表作為一個地區出席國民大會就是一個跡象。
經濟、政治、社會利益的向心發展，所謂“統一”的過程——產生這個制度的一些措施本身——為了本身的存在，同時也要求越來越來的集團把注意力集中於中央，以解決不可解決的難題——階級利益的日益加深的衝突。南京越是具有代表全國不同的更加廣泛的階級利益的傾向——它越是接近於實現民主——它越是要被迫尋求一種通過恢復國家主權以求自保的辦法。
因此，共產黨擴大影響、防止將來受到圍剿的保證，在共產黨人看來，是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有機關係中所固有的——正是這種關係才造成了目前這樣的形勢。這些保證首先是在武裝的和非武裝的群眾中間普遍地要求繼續保持國內和平，改善生活，實現民主，爭取民族自由。其次，共產黨的“保證”在於它能夠對全國爭取實現這種要求的運動繼續提供領導，在於共產黨的實際軍事和政治的戰鬥力量。第三，它依靠中國人民這十年來的政治經驗，這經驗證明，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反帝鬥爭中需要從歷史上暫時埋葬階級分歧。
一九三七年春，日本對南京壓力稍減，侵略內蒙暫停，英日開始會商“在華合作”，英國政府希望調停中日爭執和在遠東導致“基本和平”，這使有些人尋思，共產黨對政局估計是否錯誤。把整個戰略建築在中日馬上必戰中心前提上，是否冒險了？他們認為，現在中國既有國內和平，共產黨既已停止企圖推翻國民黨，日本也就真的向南京表示和解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已認識到，他們要中國資產階級走上投降道路操之過急，推之過遠了，結果中國的內爭已消滅於普遍仇日之中。他們現在已經認識到為了使中國資產階級可以再次放手去搞國內衝突，對它實行友好新政策是明智得策的。東京和南京這樣修好就能消除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因為後者過於依靠抗戰了。
但是根據力學原理，歷史的洪水必須找到排泄口。它是不能強制倒流到發洪水前的渠道上去的。日本要關上閘門為時已太遲了。共產黨人了解即使日本最能幹的領導人認識到暫停的必要性，日本也不能在中國轉而採取靜止政策。共產黨的這一預見，在七月八日似乎已得到蘆溝橋事變的充分證實。因為在這裡，日本改變心意的暫時假面具給戳破了。日本軍隊在北京以西十英里處的宛平縣中國領土上進行“午夜演習”（這是完全非法的），自稱受到中國鐵路警衛人員的槍擊。這一事件給了日本軍隊藉口；它再一次表示了它的真正必要。到七月中，日本已趕調一萬名左右的軍隊到了京津一帶，並且提出了新的帝國主義要求，如予同意，等於是接受在華北成立日本的一個保護國。
共產黨對這一形勢的看法，對這一形勢所必然引起的一觸即發的事件的看法是，全國日益要求不僅在這裡進行抵抗，而且在所有發生新侵略的地方進行抵抗的壓力，都會逼使蔣介石政權採取除了戰爭沒有別的出路的立場，如果日本不改變政策、改正過去錯誤的話。這意味著除了戰爭沒有別的出路。請記住，共產黨認為這樣一個戰爭不僅是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而且是一種革命運動，“因為在中國打敗帝國主義意味著摧毀它的一個最強大的根據地”，而且因為中國革命本身的勝利“與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的勝利是一致的”（毛澤東語）。戰爭可能明天就開始。也可能一兩年內還打不起來。但不會拖得太長了，根據共產黨對日本、中國和全世界政治經濟上達到爆發點的緊張形勢的分析，他們認為人類命運不可能再長期拖延不解決了。
共產黨的預見是，在這場戰爭中，將有必要武裝、裝備、訓練、動員千百萬人民參加一場能夠起到一舉而割除帝國主義外瘤和階級壓迫內癌這一雙重外科手術作用的鬥爭。照他們的看法，只有最廣泛地動員群眾，發展一支高度政治化的軍隊，才能進行這樣一場戰爭。而且這樣一場戰爭只有在最先進的革命領導之下才能獲勝。它可以由資產階級來發動。但只有革命的工農才能完成。一旦人民真正大規模武裝和組織起來，共產黨將盡一切可能來實現對日戰爭的決定性勝利。只要資產階級領導抗戰，他們就同資產階級並肩前進。但是只要資產階級發生動搖，變成“失敗主義”，或有願意屈服於日本的表現——這種傾向他們認為戰爭一開始遭受重大損失以後一定會馬上出現的——他們就準備把領導權接過來。
南京政權當然也充分了解共產黨的這些目標，就象中國一切有權有勢的人一樣，因此他們會尋求一切可能的妥協道路；只要能避免在國內產生後果，他們就會向日本作進一步的讓步，至少在暫時是如此，除非條件十分有利，南京政權不僅能有力量開戰，而且在戰後仍能保持這一力量完整無損，而國內革命仍遭壓制。但是共產黨充分相信他們自己對於歷史發展的分析，認為他們為未來航程所選擇的航道是正確的，將來的事件會迫使南京為求自己的生存而戰。他們預料南京可能繼續動搖，日本可能繼續多方玩弄各種手段，視當時情況需要，軟硬兼施，一直到從外部來說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與中國的民族利益之間，從內部來說是中國和日本的群眾與他們豪紳地主統治者之間的對立達到了極其尖銳的程度，一直到所有實際的克制和壓迫都到了絕對不能容忍的地步，歷史的障礙終於被衝垮，帝國主義所哺育的巨災大禍，象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①一樣，終於沖了出來摧毀帝國主義，象洪水般滾滾向前，一發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