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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五月間，作為讓步的交換，蘇區準備改名為“邊區政府”，紅軍已申請作為國民革命軍編入國防部隊。黨和紅軍的全國代表大會五月和六月分別召開了。會上作出了決定，要採取實現同國民黨合作的新政策。在這些大會上，列寧、馬克思、史達林、毛澤東、朱德和共產黨其他領導人的畫像同蔣介石和孫中山的畫像掛在一起。
這些現象反映了共產黨方面總的來說願意在形式上和名稱上作必要的讓步，同時又保留他們在主義上和綱領上的基本內容，和他們的在自治條件下的存在。國民黨口頭唱得好聽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象在大革命時期一樣又受到共產黨的尊重。這不是蔣介石的三民主義，因為共產黨給了他們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很明顯，馬克思主義還有社會革命的基本原則，他們是決不會放棄的。他們所採取的每一新步驟、所作的每一變化，都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進行檢查、辯論、決定和結合的，而且也是從無產階級革命的角度，共產黨並沒有放棄無產階級革命，這仍是他們的最終目標。
共產黨政策的最重大變化是停止實行沒收地主土地，停止反對南京和反對國民黨的宣傳，答應給一切公民平等權利和選舉權，不論他們階級成分如何。其中最直接影響到紅色經濟的，自然是停止沒收土地。這並不意味著在已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方把土地還給地主，而是同意在共產黨新控制的地區放棄這種做法。
為了補償由於這種讓步而造成經費的短缺，蔣總司令同意——儘管不是正式地——把蘇區視作“國防地區”的一部分，並且按這種地位拔給經費。第一筆經費（五十萬元）是在蔣介石回南京後不久付給共產黨的。國民黨的貨幣有一部分用來收回蘇區貨幣，還有一部分購買製成品給合作社（現在存貨充沛）和購買必要的裝備。這些錢沒有一文浪費在薪水上。財政人民委員仍靠五元錢一月生活！南京每月經費的確切數字在本書寫作時仍在談判中——事實上，未來合作的具體工作協議也還在談判中。
六月間，蔣介石派私人座機到西安接共方首席代表周恩來到中國夏都牯嶺。周恩來在那裡同蔣介石及其內閣作進一步談判。討論的問題有共產黨要求參加定於十一月召開並通過“民主”憲法的國民大會。據報導，已經達成協議，“邊區”可以作為一個地區派九名代表。
但是，極有可能，這些代表不會稱為“共產黨人”的。南京還沒有公開承認這次所謂的“復婚”。它寧可把這關係看成是納妾，她行為是否端正還有待證明，而且為了外交的緣故，這種關係在家庭圈子外面還是少談為妙。但是即使這種偷偷摸摸的“結合”，也是令人震驚地公開反抗日本，這在幾個月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同時，日本自己的（通過媒人廣田）與南京體面地結成“反共”婚姻的要求，終於被拒。這也許是南京外交政策終於有了根本變化的最後的明確跡象。
對於並不熟悉中國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觀察家來說，這個結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此在分析它的意義時可能犯嚴重的判斷錯誤。當然除了中國以外世上別的地方是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的。在經過了十年最激烈的內戰以後，紅軍和白軍忽然攜手合唱《友誼地久天長》。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紅軍變白了，白軍變紅了？誰都沒有變。但是總得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國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因為看來似乎是，由於第三方面因素——日本帝國主義——的插手，極其複雜的兩方之爭，再一次推遲了決戰。
因此要大略知道紅色的天際上出現的前途，我們必須看一看帝國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所飾的角色。
六
紅色的天際（上）
要“解釋”中國的革命，要探勘它的社會政治經驗的豐富礦藏，不是本書的任務，需要寫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但是即使在這剩下的幾頁篇幅，仍可能為在這部渠道縱橫的歷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總航圖。
有一個很有造就的社會科學家名叫列寧。他曾寫道：“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像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最優秀的先鋒隊也只能表達幾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別高度和集中地表現出來的時候，由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來實現的。”①
這段話用於中國是很恰當的。列寧所承認的，在某種意義上簡單地來說，就是共產黨的預言難免有錯，共產黨人往往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感情上的主觀願望同現實混為一談，患有把“幾萬人”的“意識”看成是“千百萬人”的“想像”的錯覺。這固然不一定是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的弱點的證據，卻是辯證法論者的弱點的證據。這說明了為什麼共產國際喉舌《國際通訊》或《新群眾》有時在分析一定的歷史可能性時會象《泰唔士報》或《義大利人民報》一樣是錯誤的。
中國的歷史在哪些方面證明了是比共產黨理論家在十年左右以前預見到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呢？具體地來說，為什麼紅軍儘管作了英勇卓絕的鬥爭，仍沒有能夠在中國贏得政權？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再回顧一下，而且要明確地記住，共產黨的中國革命概念及其主要目標。
關於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普遍有一種看法始終沒有消除，那就是它是反資本主義的，因為它認為並不需要有一個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經濟階段，而是要馬上宣布實行社會主義。這完全是胡說八道。共產黨人的每次聲明都清楚地表明，他們承認目前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鬥爭的焦點不是革命的性質，而是領導的性質。共產黨人承認，革命的領導的責任是儘快實現兩項主要歷史任務：一是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實現民族獨立（那就是把中國從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二是推翻地主豪紳權力，實現民主（那就是把群眾從“半封建”中解放出來）。共產黨人認為，只有實現了這兩項任務以後，才有可能轉入社會主義。
但怎麼能夠實現這種勝利呢？共產黨人有一段時間裡希望同資產階級一起來爭取這種勝利。但一九二七年發生反革命，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的政黨）放棄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採取革命的方法時，共產黨人相信“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民主專政”才能領導資產階級革命——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在推翻帝制後產沒有立即具有肯定的形式，而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時才具有肯定的形式。
對於不熟悉馬克思主義邏輯的精確範疇的人來說，這些話聽來可能有些吃力。當然，如果讀者對此有研究興趣，這整個理論有一大套書（初學者可以看看史達林的《論反對派》）。我在這裡只簡單地說明 一下這個論點。上面的意思換其他的話來說，共產黨人的革命觀念是這樣的：中國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個民族資本主義時期，但這隻有同時在城市裡消滅外國殖民勢力，在農村里解放農民，把土地給他們，摧毀大莊園和地主在農村的經濟、政治、社會權力才能達到。
共產黨認為，中國的資本家階級不是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而是一個“殖民地資產階級”，這是一個“買辦資產階級”，是它主要服務對象外國金融和壟斷資本的寄生物。它無力領導革命，只有通過完成反帝運動，消滅外國統治，它才能求得本身的自由。只有工人和農民能夠領導這樣一場革命一直到最後勝利。共產黨要做到使工人和農民不會把勝利的果實拱手讓給他們通過革命而解放出來的新資本家，象法國、德國、義大利所發生的那樣，事實上除了俄國以外，到處都是這樣。相反，工人和農民要在一種“新經濟政策”時期，一個短短的“有控制的資本主義”歷史時期，然後在一個國家資本主義時期，保持政權，在這以後才最後迅速過渡到社會主義建設——在蘇聯的幫助下。所有這一切都很清楚地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法律》一書中有所說明。②
毛澤東在一九三四年重複說，③“驅逐帝國主義，打垮國民黨目的是要統一中國，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使得有可能把這一革命轉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更高階段。這就是蘇維埃的任務。”
但是，考慮到他們一定也充分認識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礙，有什麼理由會使中國共產黨人在一九二七年認為他們能夠在歷史的大峽谷上完成這個大跳躍呢？大概主要是十月革命的榜樣。那次大跳躍把俄國人民從封建帝制一下子帶到了社會主義階段。據說，這是在兩個條件下做到的，而這兩個條件在中國也可能實現。托洛茨基說得極為簡明扼要：“屬於完全不同的兩個歷史範疇的兩種因素相互結合和相互滲透，那就是資產階級發展初期才有的一種運動——農民戰爭，和資產階級發展衰亡的標誌——無產階級起義。”④
這些現象反映了共產黨方面總的來說願意在形式上和名稱上作必要的讓步，同時又保留他們在主義上和綱領上的基本內容，和他們的在自治條件下的存在。國民黨口頭唱得好聽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象在大革命時期一樣又受到共產黨的尊重。這不是蔣介石的三民主義，因為共產黨給了他們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很明顯，馬克思主義還有社會革命的基本原則，他們是決不會放棄的。他們所採取的每一新步驟、所作的每一變化，都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進行檢查、辯論、決定和結合的，而且也是從無產階級革命的角度，共產黨並沒有放棄無產階級革命，這仍是他們的最終目標。
共產黨政策的最重大變化是停止實行沒收地主土地，停止反對南京和反對國民黨的宣傳，答應給一切公民平等權利和選舉權，不論他們階級成分如何。其中最直接影響到紅色經濟的，自然是停止沒收土地。這並不意味著在已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方把土地還給地主，而是同意在共產黨新控制的地區放棄這種做法。
為了補償由於這種讓步而造成經費的短缺，蔣總司令同意——儘管不是正式地——把蘇區視作“國防地區”的一部分，並且按這種地位拔給經費。第一筆經費（五十萬元）是在蔣介石回南京後不久付給共產黨的。國民黨的貨幣有一部分用來收回蘇區貨幣，還有一部分購買製成品給合作社（現在存貨充沛）和購買必要的裝備。這些錢沒有一文浪費在薪水上。財政人民委員仍靠五元錢一月生活！南京每月經費的確切數字在本書寫作時仍在談判中——事實上，未來合作的具體工作協議也還在談判中。
六月間，蔣介石派私人座機到西安接共方首席代表周恩來到中國夏都牯嶺。周恩來在那裡同蔣介石及其內閣作進一步談判。討論的問題有共產黨要求參加定於十一月召開並通過“民主”憲法的國民大會。據報導，已經達成協議，“邊區”可以作為一個地區派九名代表。
但是，極有可能，這些代表不會稱為“共產黨人”的。南京還沒有公開承認這次所謂的“復婚”。它寧可把這關係看成是納妾，她行為是否端正還有待證明，而且為了外交的緣故，這種關係在家庭圈子外面還是少談為妙。但是即使這種偷偷摸摸的“結合”，也是令人震驚地公開反抗日本，這在幾個月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同時，日本自己的（通過媒人廣田）與南京體面地結成“反共”婚姻的要求，終於被拒。這也許是南京外交政策終於有了根本變化的最後的明確跡象。
對於並不熟悉中國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觀察家來說，這個結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此在分析它的意義時可能犯嚴重的判斷錯誤。當然除了中國以外世上別的地方是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的。在經過了十年最激烈的內戰以後，紅軍和白軍忽然攜手合唱《友誼地久天長》。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紅軍變白了，白軍變紅了？誰都沒有變。但是總得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國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因為看來似乎是，由於第三方面因素——日本帝國主義——的插手，極其複雜的兩方之爭，再一次推遲了決戰。
因此要大略知道紅色的天際上出現的前途，我們必須看一看帝國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所飾的角色。
六
紅色的天際（上）
要“解釋”中國的革命，要探勘它的社會政治經驗的豐富礦藏，不是本書的任務，需要寫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但是即使在這剩下的幾頁篇幅，仍可能為在這部渠道縱橫的歷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總航圖。
有一個很有造就的社會科學家名叫列寧。他曾寫道：“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像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最優秀的先鋒隊也只能表達幾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別高度和集中地表現出來的時候，由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來實現的。”①
這段話用於中國是很恰當的。列寧所承認的，在某種意義上簡單地來說，就是共產黨的預言難免有錯，共產黨人往往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感情上的主觀願望同現實混為一談，患有把“幾萬人”的“意識”看成是“千百萬人”的“想像”的錯覺。這固然不一定是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的弱點的證據，卻是辯證法論者的弱點的證據。這說明了為什麼共產國際喉舌《國際通訊》或《新群眾》有時在分析一定的歷史可能性時會象《泰唔士報》或《義大利人民報》一樣是錯誤的。
中國的歷史在哪些方面證明了是比共產黨理論家在十年左右以前預見到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呢？具體地來說，為什麼紅軍儘管作了英勇卓絕的鬥爭，仍沒有能夠在中國贏得政權？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再回顧一下，而且要明確地記住，共產黨的中國革命概念及其主要目標。
關於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普遍有一種看法始終沒有消除，那就是它是反資本主義的，因為它認為並不需要有一個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經濟階段，而是要馬上宣布實行社會主義。這完全是胡說八道。共產黨人的每次聲明都清楚地表明，他們承認目前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鬥爭的焦點不是革命的性質，而是領導的性質。共產黨人承認，革命的領導的責任是儘快實現兩項主要歷史任務：一是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實現民族獨立（那就是把中國從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二是推翻地主豪紳權力，實現民主（那就是把群眾從“半封建”中解放出來）。共產黨人認為，只有實現了這兩項任務以後，才有可能轉入社會主義。
但怎麼能夠實現這種勝利呢？共產黨人有一段時間裡希望同資產階級一起來爭取這種勝利。但一九二七年發生反革命，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的政黨）放棄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採取革命的方法時，共產黨人相信“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民主專政”才能領導資產階級革命——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在推翻帝制後產沒有立即具有肯定的形式，而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時才具有肯定的形式。
對於不熟悉馬克思主義邏輯的精確範疇的人來說，這些話聽來可能有些吃力。當然，如果讀者對此有研究興趣，這整個理論有一大套書（初學者可以看看史達林的《論反對派》）。我在這裡只簡單地說明 一下這個論點。上面的意思換其他的話來說，共產黨人的革命觀念是這樣的：中國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個民族資本主義時期，但這隻有同時在城市裡消滅外國殖民勢力，在農村里解放農民，把土地給他們，摧毀大莊園和地主在農村的經濟、政治、社會權力才能達到。
共產黨認為，中國的資本家階級不是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而是一個“殖民地資產階級”，這是一個“買辦資產階級”，是它主要服務對象外國金融和壟斷資本的寄生物。它無力領導革命，只有通過完成反帝運動，消滅外國統治，它才能求得本身的自由。只有工人和農民能夠領導這樣一場革命一直到最後勝利。共產黨要做到使工人和農民不會把勝利的果實拱手讓給他們通過革命而解放出來的新資本家，象法國、德國、義大利所發生的那樣，事實上除了俄國以外，到處都是這樣。相反，工人和農民要在一種“新經濟政策”時期，一個短短的“有控制的資本主義”歷史時期，然後在一個國家資本主義時期，保持政權，在這以後才最後迅速過渡到社會主義建設——在蘇聯的幫助下。所有這一切都很清楚地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法律》一書中有所說明。②
毛澤東在一九三四年重複說，③“驅逐帝國主義，打垮國民黨目的是要統一中國，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使得有可能把這一革命轉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更高階段。這就是蘇維埃的任務。”
但是，考慮到他們一定也充分認識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礙，有什麼理由會使中國共產黨人在一九二七年認為他們能夠在歷史的大峽谷上完成這個大跳躍呢？大概主要是十月革命的榜樣。那次大跳躍把俄國人民從封建帝制一下子帶到了社會主義階段。據說，這是在兩個條件下做到的，而這兩個條件在中國也可能實現。托洛茨基說得極為簡明扼要：“屬於完全不同的兩個歷史範疇的兩種因素相互結合和相互滲透，那就是資產階級發展初期才有的一種運動——農民戰爭，和資產階級發展衰亡的標誌——無產階級起義。”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