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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夏天，希爾約見一名線人，後者表示他已經知道那輻繪畫的真實下落，隨後，希爾和他的聯繫人就這幅畫的贖回達成了一個臨時協議。故事到了這裡終於接近尾聲，儘管最初盜竊這幅畫的賊人們早已消失。
八月的一個炎熱的午後，希爾和他的線人一起出發了。“他們就那麼走了，”郎利特莊園的管家蒂姆·摩爾回憶道，他曾與希爾合作過，“當時我心想：‘如果可憐的查理·希爾沒被人在後背捅上致命一刀，或者是塞進口袋裡扔進泰晤士河，可能我們就將找回那幅畫。”
希爾親自駕車，他的線人負責指路。最終他們來到一個公共汽車站。
“就在那兒了，”線人說，“就在那個老頭兒腳邊的袋子裡。”
希爾抓起袋子，那是一個破舊的藍白兩色的塑膠袋，裡面裝著一個用紙板包裹起來的東西。希爾鑽進自己的車裡，掉轉車頭，然後再次把車停好。他撕掉一小塊紙板，露出了畫面的一部分，那確實是提香的原作，太棒了!
希爾的這番努力讓他掙得五萬英鎊，是全部賞金的一半，另一半則給了那位線人。這幅失竊畫作終於找回來了，巴斯侯爵對此做何感想呢?
“我覺得我比從前更富裕了，又多了幾百萬英鎊。”
查理·希爾決定離開警察部隊，並不意味著他要放棄搜尋失竊藝術品。致使希爾決意離開的原因首先在於，各國警察機構對藝術犯罪的興趣從來就不大，大概只有義大利警方是個例外。臥底行動需要進行太多的謀劃，動用太多的人力，耗費太多的時間和金錢。《吶喊》的尋回雖然還不是這個時代的最後一次大行動，但也已經非常接近了——2002年6月，西班牙蒈方與美國聯邦調査局合作，在馬德里起獲了價值五千萬美元的畫作，它們是從一位名叫埃瑟·科普洛維茨的億萬富翁家裡偷走的。
既然已經脫離警察部隊，希爾的演出生涯也就隨之結束。如今他的工作是靠自己在黑社會當中的各種關係尋找失竊藝術品的線索，然後通過談判爭取將其贖回。希爾對這些非常清楚：哪些團伙是自己作案，哪些會雇用本地小偷作案;哪些團伙會翻牆上房，哪些只會橫衝直撞，開車從正門直接闖入。
在新領域，競爭也有所不同。有些名氣的都不是個人，而是小公司。其中一個叫“尋跡”，它的競爭對手叫國際失蹤藝術品登記組織，二者的業務範圍差不多，基本都是通過電腦搜索失竊的繪畫、家具等此類東西。這些信息都是從警方和保險公司的報告中匯集而來，再與拍賣會、藝術品展覽會上的名單相比對。“尋跡”就在懷特島僱傭了大量低工資打字員，將各種目錄和名冊輸進電腦。當電腦找到一個可疑的拍賣品時，公司會深入調查。這種工作又枯燥又漫長，很可能會將查理·希爾逼瘋。
這種公司有不同的經營手法，但是至少在理論上，它們都能從很多的地方賺錢。比如將你的失竊物品加入他們的名單要收費;修復追回的物品要收費;藝術品交易商訪問他們的名單也要收費。因為藝術品交易商必須保證賣的東西不是偷來的。
這其實還不夠日常的支出。尋跡公司是英國億萬富翁和藝術品收藏家聯合搞的一個項目，這些人對於公司的虧損滿不在乎。而失蹤藝術品登記組織則宣稱他們很快就將實現收支平衡。
這些公司雖然小，但與希爾的公司比起來可是大公司了。剛剛辭職不當警察的時候，希爾找了個合伙人開了一家私人偵探事務所，後者也曾經是一名秘密特工。除了希爾以外，每個人對這場冒險的結果都不看好，結局果然像他們預料的那樣慘澹。這次短命的合作給希爾留下的唯一印記，就是他帶回家裡並且釘在浴室門上的門牌，上面寫著“查理·希爾合股企業會議室”。
新的差事並不好做，雖然希爾獲得了自由，但他很快就感受到了經濟上的壓力，以及實際操作當中遇到的困難。當然可以讓別人去找那些丟失的銀器和鐘錶，但是獨立往往意味著被孤立。騙子們心裡本來就不願意希爾老跟在他們後面。警察也差不多，他們總認為希爾是在挖自己人的牆角，但這並沒給希爾帶來多大煩惱。
“警察花了七年時間來找那幅提香，但事實是，他們沒找到。保險公司試了各種方法也是一樣。是我出馬通過線人把它找了回來。”
希爾還意識到他需要面對各種各樣的制約。希爾那些黑社會朋友們是要拿情報換錢的，問題是這些錢究竟從何而出、怎麼支付。保險公司以及失竊藝術品的所有者們願意為珍寶的贖回支付酬金，但請注意這其中的分別：保險公司和竊案的受害者們只肯把錢交給誠實的人，因為他們希望把錢交給聽到了某些風聲、促成了失物被追回的人，倘若是把錢交給罪犯，買回了正是被這名罪犯偷走的財物，那不就等於是助紂為虐嗎?
警方給線人提供賞金的方式也是很有學問的，比如說在美國聯邦調査局的十大通緝犯名單上，警方為每個被通緝的要犯都設立了舉報獎金，這些獎金都是以百萬美元為基本單位，其中最值錢的頭號要犯是本·拉登，如果有誰提供線索促成拉登的落網，就能獲得兩千五百萬美元。但是具體到物品失竊案，警方的慣例是在匪徒遭到逮捕的時候才付線人錢，很多警察認為這一規矩也應該被應用到藝術品失竊案當中，希爾對此極力反對，他表示如果那麼做的話，所有的失竊繪畫將再也找不回來了。
八月的一個炎熱的午後，希爾和他的線人一起出發了。“他們就那麼走了，”郎利特莊園的管家蒂姆·摩爾回憶道，他曾與希爾合作過，“當時我心想：‘如果可憐的查理·希爾沒被人在後背捅上致命一刀，或者是塞進口袋裡扔進泰晤士河，可能我們就將找回那幅畫。”
希爾親自駕車，他的線人負責指路。最終他們來到一個公共汽車站。
“就在那兒了，”線人說，“就在那個老頭兒腳邊的袋子裡。”
希爾抓起袋子，那是一個破舊的藍白兩色的塑膠袋，裡面裝著一個用紙板包裹起來的東西。希爾鑽進自己的車裡，掉轉車頭，然後再次把車停好。他撕掉一小塊紙板，露出了畫面的一部分，那確實是提香的原作，太棒了!
希爾的這番努力讓他掙得五萬英鎊，是全部賞金的一半，另一半則給了那位線人。這幅失竊畫作終於找回來了，巴斯侯爵對此做何感想呢?
“我覺得我比從前更富裕了，又多了幾百萬英鎊。”
查理·希爾決定離開警察部隊，並不意味著他要放棄搜尋失竊藝術品。致使希爾決意離開的原因首先在於，各國警察機構對藝術犯罪的興趣從來就不大，大概只有義大利警方是個例外。臥底行動需要進行太多的謀劃，動用太多的人力，耗費太多的時間和金錢。《吶喊》的尋回雖然還不是這個時代的最後一次大行動，但也已經非常接近了——2002年6月，西班牙蒈方與美國聯邦調査局合作，在馬德里起獲了價值五千萬美元的畫作，它們是從一位名叫埃瑟·科普洛維茨的億萬富翁家裡偷走的。
既然已經脫離警察部隊，希爾的演出生涯也就隨之結束。如今他的工作是靠自己在黑社會當中的各種關係尋找失竊藝術品的線索，然後通過談判爭取將其贖回。希爾對這些非常清楚：哪些團伙是自己作案，哪些會雇用本地小偷作案;哪些團伙會翻牆上房，哪些只會橫衝直撞，開車從正門直接闖入。
在新領域，競爭也有所不同。有些名氣的都不是個人，而是小公司。其中一個叫“尋跡”，它的競爭對手叫國際失蹤藝術品登記組織，二者的業務範圍差不多，基本都是通過電腦搜索失竊的繪畫、家具等此類東西。這些信息都是從警方和保險公司的報告中匯集而來，再與拍賣會、藝術品展覽會上的名單相比對。“尋跡”就在懷特島僱傭了大量低工資打字員，將各種目錄和名冊輸進電腦。當電腦找到一個可疑的拍賣品時，公司會深入調查。這種工作又枯燥又漫長，很可能會將查理·希爾逼瘋。
這種公司有不同的經營手法，但是至少在理論上，它們都能從很多的地方賺錢。比如將你的失竊物品加入他們的名單要收費;修復追回的物品要收費;藝術品交易商訪問他們的名單也要收費。因為藝術品交易商必須保證賣的東西不是偷來的。
這其實還不夠日常的支出。尋跡公司是英國億萬富翁和藝術品收藏家聯合搞的一個項目，這些人對於公司的虧損滿不在乎。而失蹤藝術品登記組織則宣稱他們很快就將實現收支平衡。
這些公司雖然小，但與希爾的公司比起來可是大公司了。剛剛辭職不當警察的時候，希爾找了個合伙人開了一家私人偵探事務所，後者也曾經是一名秘密特工。除了希爾以外，每個人對這場冒險的結果都不看好，結局果然像他們預料的那樣慘澹。這次短命的合作給希爾留下的唯一印記，就是他帶回家裡並且釘在浴室門上的門牌，上面寫著“查理·希爾合股企業會議室”。
新的差事並不好做，雖然希爾獲得了自由，但他很快就感受到了經濟上的壓力，以及實際操作當中遇到的困難。當然可以讓別人去找那些丟失的銀器和鐘錶，但是獨立往往意味著被孤立。騙子們心裡本來就不願意希爾老跟在他們後面。警察也差不多，他們總認為希爾是在挖自己人的牆角，但這並沒給希爾帶來多大煩惱。
“警察花了七年時間來找那幅提香，但事實是，他們沒找到。保險公司試了各種方法也是一樣。是我出馬通過線人把它找了回來。”
希爾還意識到他需要面對各種各樣的制約。希爾那些黑社會朋友們是要拿情報換錢的，問題是這些錢究竟從何而出、怎麼支付。保險公司以及失竊藝術品的所有者們願意為珍寶的贖回支付酬金，但請注意這其中的分別：保險公司和竊案的受害者們只肯把錢交給誠實的人，因為他們希望把錢交給聽到了某些風聲、促成了失物被追回的人，倘若是把錢交給罪犯，買回了正是被這名罪犯偷走的財物，那不就等於是助紂為虐嗎?
警方給線人提供賞金的方式也是很有學問的，比如說在美國聯邦調査局的十大通緝犯名單上，警方為每個被通緝的要犯都設立了舉報獎金，這些獎金都是以百萬美元為基本單位，其中最值錢的頭號要犯是本·拉登，如果有誰提供線索促成拉登的落網，就能獲得兩千五百萬美元。但是具體到物品失竊案，警方的慣例是在匪徒遭到逮捕的時候才付線人錢，很多警察認為這一規矩也應該被應用到藝術品失竊案當中，希爾對此極力反對，他表示如果那麼做的話，所有的失竊繪畫將再也找不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