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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師之戰（1）
此時周文郁建議兵分兩路，一路急出超前堵截，一路跟蹤抄其後路，但大家都認為力量單薄，無法分兵：劉策等人已被派走，關寧步兵行軍速度慢，此時身邊只有九千騎兵，確實不多。袁崇煥也未採納此計。他依舊沒有決戰的打算，只想趕到敵軍前面，爭取在通州等地重新設卡堵截，因此沒有徑向西南，而是不惜繞路，掉頭向南，十六日趕到河西務在城外紮營。 下一步該怎麼辦，多數意見是直奔京師。周文郁不同意。他說道： “大兵宜向賊，不宜先入都。”諸將又言士馬疲敝，恐難野戰。余曰：“不然，今賊在通（州）張灣，距通僅十五里，我兵若屯張灣，取食於河西務。令偵者確探，如賊易，則明與決戰，一了百了；倘賊堅，則我乘夜出奇，擊其不意，彼孤軍深入，勢必站立不住。此一定之策也。” 諸將狃以勤王之師，必當進京請旨。 公（袁崇煥）曰：“周君言是。第恐逆奴狡詐異常，又如薊州顯持陰遁，不與我戰。倘竟逼都城，則從未遇敵之人心，一旦搖動，其關係又不忍言。必我先兵至城下，背障神京，面迎勁虜，方是完策。” 袁崇煥還是擔心擋不住，不想敵軍先到京師，動搖人心。但周文郁考慮得更加充分： 余又曰：“外鎮之兵，未奉明旨而徑至城下，可乎？”公曰：“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濟事，雖死無憾！” 還是他對王在晉說過的那句話：“我不畏死”。 計議已定，直奔北京。 十七日晚，大軍到達左安門。同日或此前一天，滿桂和候世祿也退到北京； 十八日崇禎派太監過來查看，隨即以“祿米百石，酒十壇，羊百隻，銀萬兩犒師”； 十九日崇禎賜袁崇煥玉帶一圍，六副金幣，其餘將領亦有賞賜；當夜袁崇煥派兵劫營，但後金已有防備，沒有打響； 二十日，後金大軍分成六隊而來，袁崇煥下令開營迎戰，雙方激戰於廣渠門。這是袁崇煥回援以來，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戰役。戰事極度激烈，“一賊掄刀砍值公，適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對而折。公或免。時賊矢雨驟，公與余兩肋如蝟，賴有重甲不透。”最終擊退敵軍。 這一天，滿桂與候世祿也在北邊的德勝門打響。候世祿態度消極，滿桂雖然奮勇抵抗，最終也未能取勝，自己身負重傷。看來朝廷對滿桂的態度比較認可，因此二十二日打開德勝門，收容其殘部在瓮城駐紮。 其實薊州被突破的那一刻，袁崇煥慘死的結局已定。 在此之前，北京曾經兩次遭遇威脅，每次都冤死一位大臣：土木之變瓦剌來犯，後來于謙慘死，當然並非因果關係；俺答糜爛京師，兵部尚書丁汝夔冤死，則有直接牽連。土木之變，源於宦官王振誤國；俺答來襲，內有奸臣嚴嵩弄權。而此時主政的崇禎，這個剛剛十八歲的小伙子，勵精圖治，戮力恢復，用人不疑。作為皇帝，他給足了臣下空間，可“五年平遼”的誓言墨跡未乾、“必不令越薊西一步”的承諾言猶在耳，京師怎麼就成了前線？ 敵兵薄城，都中輿論大嘩。後金向來會用間，每次作戰都先派細作潛為內應，然後攻城，屢試不爽，無論是過去的瀋陽，還是這回的遵化。此時想必他們也沒有閒著。其實不必用間，當時的形勢足以令袁崇煥百口莫辯。他此前的和議，朝臣並未忘記；這回局勢的演變，越琢磨越像是擁兵縱敵。北京城外的許多田莊，都是勛戚貴族的產業。突然遭遇蹂躪，他們損失慘重，怨氣難免，而矛頭只能指向前敵總指揮袁崇煥。 更何況朝堂之上還有要命的黨爭。 三人成虎。這就是所謂輿論的力量。此時壓力最大的，還是崇禎，這個十八歲的小伙子。一方是議論紛紛的多數人，另一方是曾經信任的方面大員，他應該相信誰，他又能夠相信誰？ 廣渠門之戰後，兩軍再沒有發生大的戰事。直到此時，袁崇煥依然堅持當初的策略：守為正著，戰為奇著，以守為主。他到底有無謀和之意，眾說紛紜，但他軍中有作為翻譯的喇嘛，倒是事實。單純從軍事的角度出發，敵軍遠來，利在決戰，此時先疲其銳氣，倒也能說得過去，問題是袁崇煥已經無法向皇上開這個口，所以奏章中找不到相關內容。 老這樣曠日持久地拖著，群臣的指責過不去，崇禎的面子也過不去。他希望儘快送走瘟神。二十三日後金移營南海子，崇禎再發上諭，催促袁崇煥進兵，但這個命令直到袁崇煥被捕，並沒有真正執行；次日崇禎召對，賜袁崇煥狐裘一領、盔甲一副。袁崇煥請求像滿桂那樣入城，但被拒絕；二十五、二十六日兩天，後金與明軍對峙；二十七日，後金小規模攻擊；二十八日休兵；二十九日袁崇煥“以五百火炮手，潛往海子，距賊營里許，四面攻打，賊大亂，隨移營出海子”，然後就是十二月初一，崇禎再度召對，隨即將袁崇煥逮捕下獄。崇禎質問道：你擅殺東江毛文龍，現在敵軍打到京師，你怎麼還逗留不前？
京師之戰（2）
隨後朝野對整個關寧軍的懷疑達到高潮：“城上人群詈為賊，投石擊死數人。所遣邏卒，指為間諜而殺之。”甚至直接炮轟城下的關寧軍。若非如此，祖大壽與何可綱又怎會突然帶兵逃亡。 朝野的輿論傾向，袁崇煥當然有所耳聞。他心裡非常不安。按照《國榷》的說法，崇禎初次召對時，“崇煥不自安。留中使於營。自青衣玄帽入。”竟然要留下傳令的太監，作為“人質”，理由是安定軍心；而從那一天起，根據《崇禎長編》記載，致力中興的年輕皇帝更是“費幾許躊躇，玉色為焦。” 如果初次召對之後，袁崇煥能組織一次像樣的會戰，也許還能挽救自己的命運。但隨後幾天雙方基本相安無事，“袁營列前，清營駐後，相距不遠，復不出戰”（《明季北略》）；甚至還有記載，說彼此嬉鬧，形同友軍：“又言城上瞭望，有見敵兵與我兵嬉笑偶語、往來遊戲者”（《石匱書後集》）。錢謙益的《初學集》更是言之鑿鑿，說大敵當前，朝臣膽寒，大家希望能和議罷兵，只是礙於孫承宗阻撓，有人去做他的工作，結果遭遇白眼： 當是時中外畏奴甚，喧傳袁崇煥挾奴講款，咸欲倚崇煥以媾奴，而獨難公（孫承宗）一人。有私於公者曰：“以靖國也，雖城下之盟何害？”公曰：“我受命防禦，不受命為撫。存亡與公共之，不可則開門請行，無亂人意。” 關寧步兵此時應該已經趕到，因為起初的兵力據記載是騎兵九千，後來祖大壽、何可綱帶兵潰逃時，卻有了一萬五。就此組織會戰也許還嫌不夠，那麼總司令袁崇煥應該積極籌劃，調兵遣將，但也沒有相關紀錄； “玉色為焦”的崇禎終於下定決心。那確實是個賭博，但賠率至少有一比二，完全值得冒險：如果袁崇煥確實是奸細又不迅速拿下，不僅關寧軍，除京營以外的軍隊都有可能倒戈；如果拿下袁崇煥而他又不是奸細，關寧軍難免一時人心躁動，但尚可安撫。 事實上，崇禎別無選擇。 得知昔日的袍澤被捕，後來成為烈士的孫承宗寫了兩首詩。第二首是： 練爾多方練未成，空聞曾銑爾前生。恢疆五載承天語，卻虜三師傍帝城。 魏絳偏和原有恨，汾陽單騎更無兵。東江千古英雄手，淚灑黃龍半不平。 在孫承宗看來，袁崇煥到底還是沒有歷練成功，因此頗有點“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意思。不過他也深信，袁崇煥一心謀和，毛文龍死非其罪。 但崇禎並沒有倉促處置。他還是力求證據充分、罪行確鑿、引用法律條文得當，辦成鐵案。因此七個月甚至八個月後，才最終定罪。結局是大家都知道的，但罪名卻未必清楚： “諭以袁崇煥付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種種罪惡。命刑部會官磔示，依律家屬十六以上處斬，十五歲以下給功臣家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產兄弟於二千里外，余俱釋不問。”（《崇禎長編》） 罪名很長，但核心問題有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主觀上欺騙朝廷，一心謀和，缺乏戰鬥意志；客觀上不尊號令，賣糧資敵，妄殺大將，遣散援兵。等敵軍壓境，又“潛攜”作為翻譯的喇嘛，堅持入城，居心叵測。 這些罪名多有實據，並非完全捏造。只是有個潛台詞隱忍未發：審查結果認為，妄殺毛文龍是為了暗中推動和議，袁崇煥與後金早有默契或者勾結。但這一點，崇禎始終不肯明說，只是暗示。他是嚴謹的，不想落下歷史的把柄。正因為如此，就像袁崇煥只殺毛文龍、依舊令其子統領一協舊部那樣，崇禎對袁崇煥的家屬也有所寬大。 這絕非昏君之所為。崇禎當然也不是什麼昏君。就連向北京進軍的“闖賊”李自成，在討伐檄文中也不得不承認“君非甚暗”：皇帝並不太壞。 因為這次事變，多名高官的命運逆轉。最先被追究領導責任的是兵部尚書王洽。後金剛剛兵發遵化的十一月十一，他便因周延儒等人的彈劾而下獄，次年四月“瘐死”。也幸虧瘐死，否則最終還是難免一刀：給袁崇煥定罪期間，已經死去的王洽也未能倖免，連坐當“大辟”，也就是砍頭。據說頭一年崇禎啟用王洽代替王在晉，召對時見他相貌偉岸，私下裡誇讚“好似門神。”一個姓周的算命先生聞聽此事，便斷言其中樞之座不久。因為門神一年即換。果然一語成讖。 最先死去的新任薊遼總督劉策，則是個典型的倒霉鬼。
此時周文郁建議兵分兩路，一路急出超前堵截，一路跟蹤抄其後路，但大家都認為力量單薄，無法分兵：劉策等人已被派走，關寧步兵行軍速度慢，此時身邊只有九千騎兵，確實不多。袁崇煥也未採納此計。他依舊沒有決戰的打算，只想趕到敵軍前面，爭取在通州等地重新設卡堵截，因此沒有徑向西南，而是不惜繞路，掉頭向南，十六日趕到河西務在城外紮營。 下一步該怎麼辦，多數意見是直奔京師。周文郁不同意。他說道： “大兵宜向賊，不宜先入都。”諸將又言士馬疲敝，恐難野戰。余曰：“不然，今賊在通（州）張灣，距通僅十五里，我兵若屯張灣，取食於河西務。令偵者確探，如賊易，則明與決戰，一了百了；倘賊堅，則我乘夜出奇，擊其不意，彼孤軍深入，勢必站立不住。此一定之策也。” 諸將狃以勤王之師，必當進京請旨。 公（袁崇煥）曰：“周君言是。第恐逆奴狡詐異常，又如薊州顯持陰遁，不與我戰。倘竟逼都城，則從未遇敵之人心，一旦搖動，其關係又不忍言。必我先兵至城下，背障神京，面迎勁虜，方是完策。” 袁崇煥還是擔心擋不住，不想敵軍先到京師，動搖人心。但周文郁考慮得更加充分： 余又曰：“外鎮之兵，未奉明旨而徑至城下，可乎？”公曰：“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濟事，雖死無憾！” 還是他對王在晉說過的那句話：“我不畏死”。 計議已定，直奔北京。 十七日晚，大軍到達左安門。同日或此前一天，滿桂和候世祿也退到北京； 十八日崇禎派太監過來查看，隨即以“祿米百石，酒十壇，羊百隻，銀萬兩犒師”； 十九日崇禎賜袁崇煥玉帶一圍，六副金幣，其餘將領亦有賞賜；當夜袁崇煥派兵劫營，但後金已有防備，沒有打響； 二十日，後金大軍分成六隊而來，袁崇煥下令開營迎戰，雙方激戰於廣渠門。這是袁崇煥回援以來，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戰役。戰事極度激烈，“一賊掄刀砍值公，適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對而折。公或免。時賊矢雨驟，公與余兩肋如蝟，賴有重甲不透。”最終擊退敵軍。 這一天，滿桂與候世祿也在北邊的德勝門打響。候世祿態度消極，滿桂雖然奮勇抵抗，最終也未能取勝，自己身負重傷。看來朝廷對滿桂的態度比較認可，因此二十二日打開德勝門，收容其殘部在瓮城駐紮。 其實薊州被突破的那一刻，袁崇煥慘死的結局已定。 在此之前，北京曾經兩次遭遇威脅，每次都冤死一位大臣：土木之變瓦剌來犯，後來于謙慘死，當然並非因果關係；俺答糜爛京師，兵部尚書丁汝夔冤死，則有直接牽連。土木之變，源於宦官王振誤國；俺答來襲，內有奸臣嚴嵩弄權。而此時主政的崇禎，這個剛剛十八歲的小伙子，勵精圖治，戮力恢復，用人不疑。作為皇帝，他給足了臣下空間，可“五年平遼”的誓言墨跡未乾、“必不令越薊西一步”的承諾言猶在耳，京師怎麼就成了前線？ 敵兵薄城，都中輿論大嘩。後金向來會用間，每次作戰都先派細作潛為內應，然後攻城，屢試不爽，無論是過去的瀋陽，還是這回的遵化。此時想必他們也沒有閒著。其實不必用間，當時的形勢足以令袁崇煥百口莫辯。他此前的和議，朝臣並未忘記；這回局勢的演變，越琢磨越像是擁兵縱敵。北京城外的許多田莊，都是勛戚貴族的產業。突然遭遇蹂躪，他們損失慘重，怨氣難免，而矛頭只能指向前敵總指揮袁崇煥。 更何況朝堂之上還有要命的黨爭。 三人成虎。這就是所謂輿論的力量。此時壓力最大的，還是崇禎，這個十八歲的小伙子。一方是議論紛紛的多數人，另一方是曾經信任的方面大員，他應該相信誰，他又能夠相信誰？ 廣渠門之戰後，兩軍再沒有發生大的戰事。直到此時，袁崇煥依然堅持當初的策略：守為正著，戰為奇著，以守為主。他到底有無謀和之意，眾說紛紜，但他軍中有作為翻譯的喇嘛，倒是事實。單純從軍事的角度出發，敵軍遠來，利在決戰，此時先疲其銳氣，倒也能說得過去，問題是袁崇煥已經無法向皇上開這個口，所以奏章中找不到相關內容。 老這樣曠日持久地拖著，群臣的指責過不去，崇禎的面子也過不去。他希望儘快送走瘟神。二十三日後金移營南海子，崇禎再發上諭，催促袁崇煥進兵，但這個命令直到袁崇煥被捕，並沒有真正執行；次日崇禎召對，賜袁崇煥狐裘一領、盔甲一副。袁崇煥請求像滿桂那樣入城，但被拒絕；二十五、二十六日兩天，後金與明軍對峙；二十七日，後金小規模攻擊；二十八日休兵；二十九日袁崇煥“以五百火炮手，潛往海子，距賊營里許，四面攻打，賊大亂，隨移營出海子”，然後就是十二月初一，崇禎再度召對，隨即將袁崇煥逮捕下獄。崇禎質問道：你擅殺東江毛文龍，現在敵軍打到京師，你怎麼還逗留不前？
京師之戰（2）
隨後朝野對整個關寧軍的懷疑達到高潮：“城上人群詈為賊，投石擊死數人。所遣邏卒，指為間諜而殺之。”甚至直接炮轟城下的關寧軍。若非如此，祖大壽與何可綱又怎會突然帶兵逃亡。 朝野的輿論傾向，袁崇煥當然有所耳聞。他心裡非常不安。按照《國榷》的說法，崇禎初次召對時，“崇煥不自安。留中使於營。自青衣玄帽入。”竟然要留下傳令的太監，作為“人質”，理由是安定軍心；而從那一天起，根據《崇禎長編》記載，致力中興的年輕皇帝更是“費幾許躊躇，玉色為焦。” 如果初次召對之後，袁崇煥能組織一次像樣的會戰，也許還能挽救自己的命運。但隨後幾天雙方基本相安無事，“袁營列前，清營駐後，相距不遠，復不出戰”（《明季北略》）；甚至還有記載，說彼此嬉鬧，形同友軍：“又言城上瞭望，有見敵兵與我兵嬉笑偶語、往來遊戲者”（《石匱書後集》）。錢謙益的《初學集》更是言之鑿鑿，說大敵當前，朝臣膽寒，大家希望能和議罷兵，只是礙於孫承宗阻撓，有人去做他的工作，結果遭遇白眼： 當是時中外畏奴甚，喧傳袁崇煥挾奴講款，咸欲倚崇煥以媾奴，而獨難公（孫承宗）一人。有私於公者曰：“以靖國也，雖城下之盟何害？”公曰：“我受命防禦，不受命為撫。存亡與公共之，不可則開門請行，無亂人意。” 關寧步兵此時應該已經趕到，因為起初的兵力據記載是騎兵九千，後來祖大壽、何可綱帶兵潰逃時，卻有了一萬五。就此組織會戰也許還嫌不夠，那麼總司令袁崇煥應該積極籌劃，調兵遣將，但也沒有相關紀錄； “玉色為焦”的崇禎終於下定決心。那確實是個賭博，但賠率至少有一比二，完全值得冒險：如果袁崇煥確實是奸細又不迅速拿下，不僅關寧軍，除京營以外的軍隊都有可能倒戈；如果拿下袁崇煥而他又不是奸細，關寧軍難免一時人心躁動，但尚可安撫。 事實上，崇禎別無選擇。 得知昔日的袍澤被捕，後來成為烈士的孫承宗寫了兩首詩。第二首是： 練爾多方練未成，空聞曾銑爾前生。恢疆五載承天語，卻虜三師傍帝城。 魏絳偏和原有恨，汾陽單騎更無兵。東江千古英雄手，淚灑黃龍半不平。 在孫承宗看來，袁崇煥到底還是沒有歷練成功，因此頗有點“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意思。不過他也深信，袁崇煥一心謀和，毛文龍死非其罪。 但崇禎並沒有倉促處置。他還是力求證據充分、罪行確鑿、引用法律條文得當，辦成鐵案。因此七個月甚至八個月後，才最終定罪。結局是大家都知道的，但罪名卻未必清楚： “諭以袁崇煥付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種種罪惡。命刑部會官磔示，依律家屬十六以上處斬，十五歲以下給功臣家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產兄弟於二千里外，余俱釋不問。”（《崇禎長編》） 罪名很長，但核心問題有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主觀上欺騙朝廷，一心謀和，缺乏戰鬥意志；客觀上不尊號令，賣糧資敵，妄殺大將，遣散援兵。等敵軍壓境，又“潛攜”作為翻譯的喇嘛，堅持入城，居心叵測。 這些罪名多有實據，並非完全捏造。只是有個潛台詞隱忍未發：審查結果認為，妄殺毛文龍是為了暗中推動和議，袁崇煥與後金早有默契或者勾結。但這一點，崇禎始終不肯明說，只是暗示。他是嚴謹的，不想落下歷史的把柄。正因為如此，就像袁崇煥只殺毛文龍、依舊令其子統領一協舊部那樣，崇禎對袁崇煥的家屬也有所寬大。 這絕非昏君之所為。崇禎當然也不是什麼昏君。就連向北京進軍的“闖賊”李自成，在討伐檄文中也不得不承認“君非甚暗”：皇帝並不太壞。 因為這次事變，多名高官的命運逆轉。最先被追究領導責任的是兵部尚書王洽。後金剛剛兵發遵化的十一月十一，他便因周延儒等人的彈劾而下獄，次年四月“瘐死”。也幸虧瘐死，否則最終還是難免一刀：給袁崇煥定罪期間，已經死去的王洽也未能倖免，連坐當“大辟”，也就是砍頭。據說頭一年崇禎啟用王洽代替王在晉，召對時見他相貌偉岸，私下裡誇讚“好似門神。”一個姓周的算命先生聞聽此事，便斷言其中樞之座不久。因為門神一年即換。果然一語成讖。 最先死去的新任薊遼總督劉策，則是個典型的倒霉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