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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越薊西（1）
喀喇沁蒙古跟袁崇煥做的“不與奴通”的保證，也許曾經認真過，但很快就淪為空言。他們不但“通奴”，甚至還充當進軍嚮導，原因正是他們曾經受過撫賞，因此熟悉路徑： “上親率大軍伐明，謁堂子啟行，以來朝蒙古喀喇沁部落台吉布爾噶都，曾受賞於明，熟識路徑，用為進兵嚮導。”（《清太宗實錄》） 對於袁崇煥而言，這簡直就是個黑色幽默。朱棣大概做夢也想不到，他處心積慮安排的看家狗，最終竟然開門揖盜。 清人張廷玉主持修的《明史》，將後金軍隊大舉遠征跟毛文龍之死聯繫起來，說是“文龍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這是崇禎二年（公元1629）十月二十七的事情。 對敵軍的動向，袁崇煥並非毫無察覺，早在九月就曾派兵增援薊州，但被順天巡撫王元雅退回： “九月己丑，袁崇煥以清兵欲西，先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至是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順天巡撫都御使王元雅曰：此虛警耳。遣其眾歸，師果不出。”（《崇禎實錄》） 這是個狼來了的故事，薊州的防禦因此更加鬆懈：“故薊益懈。” 兵部尚書王洽已經跟袁崇煥商定緊急處置預案，一旦遭遇攻擊，立即令祖大壽與趙率教回師馳援，“伏兵邀擊。”因此袁崇煥接到警報，不等聖旨便按照預案，先令趙率教統軍四千前往增援。十月二十八，趙率教出發，兼程三晝夜，趕路三百五十里，經過三屯到達遵化，人困馬乏時遭遇埋伏，趙率教戰死。十一月初三，遵化陷落。 十一月初五，袁崇煥離開山海關一路向西，初六到達永平，初七在榛子鎮接到聖旨，奉命節度所有勤王部隊，可以“相機進止，惟卿便宜。” 三天之後，也就是十一月初十，袁崇煥到達重鎮薊州。這是徐達修築的長城防線的一部分，後來戚繼光又經營多年，是重要的戰略節點，易守難攻。大兵壓境，崇禎不敢有消滅敵軍的奢望，只要能擋住其鐵蹄，他便心滿意足。他這樣要求薊遼總督劉策：“以匹馬不入為功，若縱入內地，以失機論”。袁崇煥對此十分清楚，因此部署停當後，隨即上奏朝廷，保證不讓敵軍越薊西一步： “……歇息士馬，細偵形勢，嚴備拔哨，力為奮截，必不令越薊西一步。初臣虞攔截我路，未必及薊，今及之則宗社之靈而我皇上如天之洪福也。微臣狗馬力今可施矣……” 他擔心的是遭遇阻擊，無法到達薊州；既然能到，那就可保薊州平安。 十一日、十二日沒有戰報，這短暫的平靜令崇禎十分不安，因此吩咐內閣： “連日不見動靜，恐別有深謀。崇煥既屯薊門，倘西繞密西、潮河、古北等處，東襲永平、關寧及其他空虛間道，捷要隘口宜周防。卿等即傳於崇煥，遠行偵察，預為籌交。若得準確情形，速行具奏”。 崇禎的顧慮，可以看出當時明朝的被動。而消極防禦只能防不勝防。不過此時已經無暇爭論方略，袁崇煥對此已有考慮。本來薊遼總督劉策、昌平總兵尤世威、宣府總兵侯世祿已經先後趕來增援，大軍齊集薊州周圍，袁崇煥擔心後金分路進攻，便令劉策返回密雲，尤世威返回昌平守衛皇陵，候世祿先退居三河，後來又退到通州，其餘要害也分兵防守，然後上奏道： “凡要害地方，俱已撥兵防守，其薊州守則不憂矣，西建昌、遷安、永平守則不憂矣，東撫寧、山海、豐潤、玉田守則不憂矣。” 袁崇煥在薊州忙，崇禎在京師忙。軍情緊急，病退的孫承宗又被緊急啟用，以原官兼兵部尚書駐守通州。對於袁崇煥的部署，孫承宗有不同看法。召對時他說：“臣聞袁崇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此為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崇禎問道：“卿欲守三河，何意？”孫承宗說：“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 崇禎看來對此頗為讚賞，但並未傳令袁崇煥更改部署。直到此時，他對袁崇煥依然信任有加，不遙加干預。他囑咐孫承宗不必趕往通州，而是“總督京城內外守御事務，仍參帷幄。”下令立即為他鑄造關防印信。孫承宗從皇宮出來已是深夜，“漏下二十刻矣”。他來不及休息，立即“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 關防印信的餘溫未息，次日夜半，宮內忽然傳旨，又令孫承宗火速趕往通州。孫承宗立即帶領二十七名隨從出東便門，快馬加鞭一路向東。他跑得太快，敵情又重，半路上竟然有三個隨從逃亡。
潛越薊西（2）
崇禎為何如此朝令夕改？是他確實像傳說中那樣“專斷多疑”嗎？當然不是。而是軍情實在緊急：敵軍已經逼近通州！ 敵情剛到薊州，怎麼突然出現在通州？後金大軍難道插有翅膀？ 周文郁是袁崇煥身邊的旗鼓官，當時的經過，他在《遼師入衛紀事》中有詳細記載。按照他的說法，後金十一月十一從遵化兵發薊州，十二日明軍在薊州以東的馬伸橋遭遇後金哨探，“大敗之，斬獲酋長，軍聲大振”，次日清晨接到探馬報告，後金主力越過馬伸橋以東的石門驛，袁崇煥隨即下令： “馬步兵盡出城外列營。營甫定，有奴騎二百餘，分四隊扎我軍之東南，相持兩時，並不見賊大兵。公令我發炮，賊聞炮即將四隊排為一字，忽退去。竟日無一騎復至，使我欲戰而無可戰。” 皇太極僅用兩百多名騎兵，便直接間接地牽制袁崇煥的主力整整一天。當時後金的大軍何在，史料無載。但據《滿文老檔》的說法，十三日晚，他們已經神奇地越過薊州，在五里外紮營：“乃過薊州五里外駐營”；薊州的城防是對外的，也就是說，防禦設施均朝向東，面對長城一線，背後完全作為依託；後金既然已經越過薊州，在五里外紮營，那麼這座雄關已經失去意義，威脅大小的絕對值，只有袁崇煥手下的關寧軍。 此時兵部尚書王洽已經下獄。袁崇煥命運的大局已定。 皇太極如何越過的薊州，史料中查不到任何細節，周文郁只有簡單的四個字：潛越薊西；袁崇煥大軍在薊州，既沒有與敵軍苦戰，又沒有為朝廷爭取到時間，一天之內皇太極就越過徐達和戚繼光苦心經營的防線：十四日到達三河，十五日到達通州，十六日趕到順義，攻擊宣大軍，十七日到達京郊牧馬場。通州離北京不過四十里，後金軍隊到達時，明軍竟然沒有哨探。兵部對此的解釋是“止聞在薊、不聞在通”，從未聽說敵軍已到通州；戰局惡化如此之快，崇禎皇帝豈能不急？所以孫承宗的任務，一會兒是京師，一會兒又是通州。 《滿文老檔》記載，後金曾經派人到薊州勸降：“十三日，大軍至薊州，獲一生員，令持書往諭駐城道員、軍官及庶民降。”若此說成立，袁崇煥應該知道皇太極的到來；即便記載有誤，或者信未送到，當此危急關頭，數萬敵軍從眼皮子底下過去，明軍難道連起碼的偵查都沒有嗎？或者說，偵察能力連五里都達不到？薊州周圍全是崇山峻岭，西南方向又有沽河蜿蜒而過，地勢之險要可以想見，否則也不會成為徐達和戚繼光選擇的防禦節點，而此時後金竟然能不戰而過，實在是咄咄怪事。要知道他們以騎兵為主，不像步兵，還能像三國時鄧艾取蜀那樣奇襲陰平，手攀腳蹬，翻山越嶺；即便有此能力，皇太極全軍敢于越過薊州的關寧大軍直奔北京，也違反軍事常識，實在太過冒險。前有堅城，後有雄兵，此時主力出擊打穿插，即便古之名將，也得仔細掂量。 凡此種種，都是蹊蹺事。正因為太過反常，所以當時有個流行的說法，是袁崇煥還想跟皇太極和談，但被對方耍弄。結果呢，兩岸“袁”聲啼不住，“清”舟已過萬重山。後金方面確實有檔案記載，大軍到薊州時，守軍送了“牛酒相慰勞”，真假莫辯。當然即便是真，也未必能成為袁崇煥有陰謀的鐵證。先禮後兵，向為古禮。南宋名將吳玠在陝西保衛饒風關時，戰前也曾給金將送去一枚黃柑；《國榷》的說法更加超前，說是當時便有嚴令，不許袁崇煥越薊門一步，因為事前就有人說他導奴入犯：“時命崇煥不得過薊門一步。蓋先有言崇煥勾建虜。” 沒有證據表明，在此期間，袁崇煥的遼東餘部以及東江的毛文龍舊部曾經採取過策應的行動。如果此時他們分別攻擊瀋陽、遼陽，局勢如何演變難以逆料。此時遼東餘部似有半數未動，三四萬人總有；即便不足此數，也該採取行動。當然不必奢望拿下二城，警報響起便是勝利。問題在於，此舉完全不符合袁崇煥的用兵方略，因為戰只是奇著。
喀喇沁蒙古跟袁崇煥做的“不與奴通”的保證，也許曾經認真過，但很快就淪為空言。他們不但“通奴”，甚至還充當進軍嚮導，原因正是他們曾經受過撫賞，因此熟悉路徑： “上親率大軍伐明，謁堂子啟行，以來朝蒙古喀喇沁部落台吉布爾噶都，曾受賞於明，熟識路徑，用為進兵嚮導。”（《清太宗實錄》） 對於袁崇煥而言，這簡直就是個黑色幽默。朱棣大概做夢也想不到，他處心積慮安排的看家狗，最終竟然開門揖盜。 清人張廷玉主持修的《明史》，將後金軍隊大舉遠征跟毛文龍之死聯繫起來，說是“文龍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這是崇禎二年（公元1629）十月二十七的事情。 對敵軍的動向，袁崇煥並非毫無察覺，早在九月就曾派兵增援薊州，但被順天巡撫王元雅退回： “九月己丑，袁崇煥以清兵欲西，先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至是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順天巡撫都御使王元雅曰：此虛警耳。遣其眾歸，師果不出。”（《崇禎實錄》） 這是個狼來了的故事，薊州的防禦因此更加鬆懈：“故薊益懈。” 兵部尚書王洽已經跟袁崇煥商定緊急處置預案，一旦遭遇攻擊，立即令祖大壽與趙率教回師馳援，“伏兵邀擊。”因此袁崇煥接到警報，不等聖旨便按照預案，先令趙率教統軍四千前往增援。十月二十八，趙率教出發，兼程三晝夜，趕路三百五十里，經過三屯到達遵化，人困馬乏時遭遇埋伏，趙率教戰死。十一月初三，遵化陷落。 十一月初五，袁崇煥離開山海關一路向西，初六到達永平，初七在榛子鎮接到聖旨，奉命節度所有勤王部隊，可以“相機進止，惟卿便宜。” 三天之後，也就是十一月初十，袁崇煥到達重鎮薊州。這是徐達修築的長城防線的一部分，後來戚繼光又經營多年，是重要的戰略節點，易守難攻。大兵壓境，崇禎不敢有消滅敵軍的奢望，只要能擋住其鐵蹄，他便心滿意足。他這樣要求薊遼總督劉策：“以匹馬不入為功，若縱入內地，以失機論”。袁崇煥對此十分清楚，因此部署停當後，隨即上奏朝廷，保證不讓敵軍越薊西一步： “……歇息士馬，細偵形勢，嚴備拔哨，力為奮截，必不令越薊西一步。初臣虞攔截我路，未必及薊，今及之則宗社之靈而我皇上如天之洪福也。微臣狗馬力今可施矣……” 他擔心的是遭遇阻擊，無法到達薊州；既然能到，那就可保薊州平安。 十一日、十二日沒有戰報，這短暫的平靜令崇禎十分不安，因此吩咐內閣： “連日不見動靜，恐別有深謀。崇煥既屯薊門，倘西繞密西、潮河、古北等處，東襲永平、關寧及其他空虛間道，捷要隘口宜周防。卿等即傳於崇煥，遠行偵察，預為籌交。若得準確情形，速行具奏”。 崇禎的顧慮，可以看出當時明朝的被動。而消極防禦只能防不勝防。不過此時已經無暇爭論方略，袁崇煥對此已有考慮。本來薊遼總督劉策、昌平總兵尤世威、宣府總兵侯世祿已經先後趕來增援，大軍齊集薊州周圍，袁崇煥擔心後金分路進攻，便令劉策返回密雲，尤世威返回昌平守衛皇陵，候世祿先退居三河，後來又退到通州，其餘要害也分兵防守，然後上奏道： “凡要害地方，俱已撥兵防守，其薊州守則不憂矣，西建昌、遷安、永平守則不憂矣，東撫寧、山海、豐潤、玉田守則不憂矣。” 袁崇煥在薊州忙，崇禎在京師忙。軍情緊急，病退的孫承宗又被緊急啟用，以原官兼兵部尚書駐守通州。對於袁崇煥的部署，孫承宗有不同看法。召對時他說：“臣聞袁崇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此為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崇禎問道：“卿欲守三河，何意？”孫承宗說：“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 崇禎看來對此頗為讚賞，但並未傳令袁崇煥更改部署。直到此時，他對袁崇煥依然信任有加，不遙加干預。他囑咐孫承宗不必趕往通州，而是“總督京城內外守御事務，仍參帷幄。”下令立即為他鑄造關防印信。孫承宗從皇宮出來已是深夜，“漏下二十刻矣”。他來不及休息，立即“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 關防印信的餘溫未息，次日夜半，宮內忽然傳旨，又令孫承宗火速趕往通州。孫承宗立即帶領二十七名隨從出東便門，快馬加鞭一路向東。他跑得太快，敵情又重，半路上竟然有三個隨從逃亡。
潛越薊西（2）
崇禎為何如此朝令夕改？是他確實像傳說中那樣“專斷多疑”嗎？當然不是。而是軍情實在緊急：敵軍已經逼近通州！ 敵情剛到薊州，怎麼突然出現在通州？後金大軍難道插有翅膀？ 周文郁是袁崇煥身邊的旗鼓官，當時的經過，他在《遼師入衛紀事》中有詳細記載。按照他的說法，後金十一月十一從遵化兵發薊州，十二日明軍在薊州以東的馬伸橋遭遇後金哨探，“大敗之，斬獲酋長，軍聲大振”，次日清晨接到探馬報告，後金主力越過馬伸橋以東的石門驛，袁崇煥隨即下令： “馬步兵盡出城外列營。營甫定，有奴騎二百餘，分四隊扎我軍之東南，相持兩時，並不見賊大兵。公令我發炮，賊聞炮即將四隊排為一字，忽退去。竟日無一騎復至，使我欲戰而無可戰。” 皇太極僅用兩百多名騎兵，便直接間接地牽制袁崇煥的主力整整一天。當時後金的大軍何在，史料無載。但據《滿文老檔》的說法，十三日晚，他們已經神奇地越過薊州，在五里外紮營：“乃過薊州五里外駐營”；薊州的城防是對外的，也就是說，防禦設施均朝向東，面對長城一線，背後完全作為依託；後金既然已經越過薊州，在五里外紮營，那麼這座雄關已經失去意義，威脅大小的絕對值，只有袁崇煥手下的關寧軍。 此時兵部尚書王洽已經下獄。袁崇煥命運的大局已定。 皇太極如何越過的薊州，史料中查不到任何細節，周文郁只有簡單的四個字：潛越薊西；袁崇煥大軍在薊州，既沒有與敵軍苦戰，又沒有為朝廷爭取到時間，一天之內皇太極就越過徐達和戚繼光苦心經營的防線：十四日到達三河，十五日到達通州，十六日趕到順義，攻擊宣大軍，十七日到達京郊牧馬場。通州離北京不過四十里，後金軍隊到達時，明軍竟然沒有哨探。兵部對此的解釋是“止聞在薊、不聞在通”，從未聽說敵軍已到通州；戰局惡化如此之快，崇禎皇帝豈能不急？所以孫承宗的任務，一會兒是京師，一會兒又是通州。 《滿文老檔》記載，後金曾經派人到薊州勸降：“十三日，大軍至薊州，獲一生員，令持書往諭駐城道員、軍官及庶民降。”若此說成立，袁崇煥應該知道皇太極的到來；即便記載有誤，或者信未送到，當此危急關頭，數萬敵軍從眼皮子底下過去，明軍難道連起碼的偵查都沒有嗎？或者說，偵察能力連五里都達不到？薊州周圍全是崇山峻岭，西南方向又有沽河蜿蜒而過，地勢之險要可以想見，否則也不會成為徐達和戚繼光選擇的防禦節點，而此時後金竟然能不戰而過，實在是咄咄怪事。要知道他們以騎兵為主，不像步兵，還能像三國時鄧艾取蜀那樣奇襲陰平，手攀腳蹬，翻山越嶺；即便有此能力，皇太極全軍敢于越過薊州的關寧大軍直奔北京，也違反軍事常識，實在太過冒險。前有堅城，後有雄兵，此時主力出擊打穿插，即便古之名將，也得仔細掂量。 凡此種種，都是蹊蹺事。正因為太過反常，所以當時有個流行的說法，是袁崇煥還想跟皇太極和談，但被對方耍弄。結果呢，兩岸“袁”聲啼不住，“清”舟已過萬重山。後金方面確實有檔案記載，大軍到薊州時，守軍送了“牛酒相慰勞”，真假莫辯。當然即便是真，也未必能成為袁崇煥有陰謀的鐵證。先禮後兵，向為古禮。南宋名將吳玠在陝西保衛饒風關時，戰前也曾給金將送去一枚黃柑；《國榷》的說法更加超前，說是當時便有嚴令，不許袁崇煥越薊門一步，因為事前就有人說他導奴入犯：“時命崇煥不得過薊門一步。蓋先有言崇煥勾建虜。” 沒有證據表明，在此期間，袁崇煥的遼東餘部以及東江的毛文龍舊部曾經採取過策應的行動。如果此時他們分別攻擊瀋陽、遼陽，局勢如何演變難以逆料。此時遼東餘部似有半數未動，三四萬人總有；即便不足此數，也該採取行動。當然不必奢望拿下二城，警報響起便是勝利。問題在於，此舉完全不符合袁崇煥的用兵方略，因為戰只是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