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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個大活人，怎麼說成是定時炸彈，是不是場領導的眼睛有毛病……”幾個青年人在人群中遊說，開始爭取更多人的反擊。
場長不再顧及大家的情緒，按照他的思維邏輯繼續講下去。
“不錯，趙其昌是個大活人，也正是他活著，才成為埋在我們身邊的定時炸彈，他想什麼時候跳出來炸毀共產黨的江山，就什麼時候出來。大家說這不是定時炸彈又是什麼。”他彎腰撿起幾本定陵發掘資料，在空中抖動著：“大家不要小看這些東西，這上面全是封建地主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鐵證。什麼金錠50，銀錠102，織錦161匹……趙其昌是典型的剝削階級代言人，這些數字就是他準備反攻倒算的變天帳。他時刻想推翻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打下的天下，這份變天帳充分地說明了他的狼子野心……”
場長講完，由副場長敘述挖定時炸彈和變天帳的經過。副場長以他那出色的編故事的才能，使這偶然而平淡無奇的發現，變成了一個驚心動魄、跌宕起伏的偵探故事，栩栩如生的刻畫，活靈活現的描繪，使他瞬間變成了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眾人無不為之瞠目。半年之後，曾有人以此為素材寫了篇小說，題目叫《古墓捉鬼記》。
為表示同階級敵人鬥爭的徹底性，場長命人將古墓搗毀，把趙其昌押進一間倉庫看管起來，“變天帳”準備送交上級請功領賞……
也許是巧合，幾天之後北京有信函到來，要趙其昌立刻回京，編寫定陵發掘簡報的下半部分，完成後仍回農場。信中特別註明，此次回京，不是編制定陵發掘的大報告，而是“簡要報告”。趙其昌暫時離開了農場。
《定陵發掘簡要報告》的上半部分，是他下放農場前夕，用了幾個夜晚草成的，刊於1958年《考古通訊》第七期。而此次編寫的“簡要報告”，於1959年《考古》第七期刊出，都是第七期，又是一個巧合，時間卻整整隔了一年，而且未署作者姓名，這在考古學史上實屬少見。
半個月後“簡報”寫完，趙其昌返回農場，繼續勞動改造。在以後十年的歲月里，他還要經受嚴酷的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摧殘是註定了的。他輾轉多處，顛沛流離，關牛棚，挨批鬥，挖防空壕，燒磚、蓋房等等，差不多經歷了那個時代大多數有追求、有建樹、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所遭遇過的全部痛苦。
無盡的哀思
1969年底，趙其昌完成了他的改造課程，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北京市文物調查研究組。
當他放下行李，來到吳晗家，想找恩師傾訴離愁別苦時，只見屋舍依舊，卻已換了房主，吳晗、袁震均已謝世歸天。趙其昌不禁淚如雨下。他怎麼也想不到，剛剛六十歲的吳晗竟匆匆離去。他清楚地記得，吳晗不止一次地對他說過：“等定陵發掘工作完成了，咱倆合作，寫一本定陵研究的書，解決幾個歷史疑案。比如說萬曆抽鴉片的問題，關於傳說他是瘸子的問題，以及明代的葬制、器物、帝後服制等問題……”想不到這一切都成為一個破碎的夢。作為《明史》專家的吳晗，力主發掘明陵，但是一直沒能、而且再也不能以定陵的發掘資料，寫一篇研究文章了。他的慘死已不是他個人的不幸，至少是中國史學界的悲哀，一個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
趙其昌來到夏鼐的家，想向這位老師暢述自己今後的打算。可夏鼐大師住進牛棚不久就下放了。他又想起了鄭振鐸，這位當年曾經反對、但一經總理批示，遂立即擔負起發掘指揮工作的文化巨匠，在籌備神武門定陵出土文物展覽時，他們見過最後一面。展覽會後不久，他出訪阿富汗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中途飛機失事，不幸遇難，成為定陵發掘主持者中第一個作古之人。趙其昌心中不勝酸楚，他帶著極大的哀痛，步履沉重地摸到西直門內老虎廟9號。這是白萬玉老人的家。自從老人離開定陵回北京後，就再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不知如今是什麼情況。趙其昌想立刻見到這位對待年輕人像慈父一般的長者。
然而，當他來到老人的房前時，卻見一把大鎖將門牢牢地鎖住，鐵鎖已生出鏽斑，說明很久未開啟過，他心中一震，呆呆地望著面前的一切。他已經明白，這又是一幕悲劇的預告。果然，鄰居告訴他：“白萬玉的老伴去世後，搬到廣渠門他妹妹家去了……”
趙其昌到廣渠門一帶四處詢間，沒有找到老人的下落。他不甘心，向熟人打聽，不久又去尋找。當他敲開房門時，只見一個鑲著黑邊的鏡框掛在牆上。鏡框中白老神采奕奕，正向他微笑。老人的妹妹說：“我哥哥自從老伴去世後，就有些神志不清，說話總是顛三倒四，幾天前因腦溢血突然去世了。”
趙其昌不知自己是怎樣走出門來的。從前每次去看望老人，老人總是把自己送出門外，他走出好遠回頭望時，還見老人在望著自己微笑。這次心裡就像有一塊鉛砣，壓得他喘不過氣來。沒能最後見到老人一面，他追悔莫及。他恨自己沒有及時找到老人，更沒有預料到老人會這樣匆匆離開這個世界……
趙其昌含著眼淚，回憶起自己與白老將近三年朝夕相處的日子。在定陵發掘中，不論嚴寒酷暑，老人總是兢兢業業地堅持在探溝旁邊，使發掘工作得以順利地進行。他付出了全部的光熱，但卻清貧得沒有一床多餘的棉被。臨來定陵前，他向考古所申請領取一條棉被，當時考古所的同志們還感慨地對他說：“你看白老多麼可憐，每次外出田野工作，都要申請被子。”
場長不再顧及大家的情緒，按照他的思維邏輯繼續講下去。
“不錯，趙其昌是個大活人，也正是他活著，才成為埋在我們身邊的定時炸彈，他想什麼時候跳出來炸毀共產黨的江山，就什麼時候出來。大家說這不是定時炸彈又是什麼。”他彎腰撿起幾本定陵發掘資料，在空中抖動著：“大家不要小看這些東西，這上面全是封建地主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鐵證。什麼金錠50，銀錠102，織錦161匹……趙其昌是典型的剝削階級代言人，這些數字就是他準備反攻倒算的變天帳。他時刻想推翻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打下的天下，這份變天帳充分地說明了他的狼子野心……”
場長講完，由副場長敘述挖定時炸彈和變天帳的經過。副場長以他那出色的編故事的才能，使這偶然而平淡無奇的發現，變成了一個驚心動魄、跌宕起伏的偵探故事，栩栩如生的刻畫，活靈活現的描繪，使他瞬間變成了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眾人無不為之瞠目。半年之後，曾有人以此為素材寫了篇小說，題目叫《古墓捉鬼記》。
為表示同階級敵人鬥爭的徹底性，場長命人將古墓搗毀，把趙其昌押進一間倉庫看管起來，“變天帳”準備送交上級請功領賞……
也許是巧合，幾天之後北京有信函到來，要趙其昌立刻回京，編寫定陵發掘簡報的下半部分，完成後仍回農場。信中特別註明，此次回京，不是編制定陵發掘的大報告，而是“簡要報告”。趙其昌暫時離開了農場。
《定陵發掘簡要報告》的上半部分，是他下放農場前夕，用了幾個夜晚草成的，刊於1958年《考古通訊》第七期。而此次編寫的“簡要報告”，於1959年《考古》第七期刊出，都是第七期，又是一個巧合，時間卻整整隔了一年，而且未署作者姓名，這在考古學史上實屬少見。
半個月後“簡報”寫完，趙其昌返回農場，繼續勞動改造。在以後十年的歲月里，他還要經受嚴酷的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摧殘是註定了的。他輾轉多處，顛沛流離，關牛棚，挨批鬥，挖防空壕，燒磚、蓋房等等，差不多經歷了那個時代大多數有追求、有建樹、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所遭遇過的全部痛苦。
無盡的哀思
1969年底，趙其昌完成了他的改造課程，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北京市文物調查研究組。
當他放下行李，來到吳晗家，想找恩師傾訴離愁別苦時，只見屋舍依舊，卻已換了房主，吳晗、袁震均已謝世歸天。趙其昌不禁淚如雨下。他怎麼也想不到，剛剛六十歲的吳晗竟匆匆離去。他清楚地記得，吳晗不止一次地對他說過：“等定陵發掘工作完成了，咱倆合作，寫一本定陵研究的書，解決幾個歷史疑案。比如說萬曆抽鴉片的問題，關於傳說他是瘸子的問題，以及明代的葬制、器物、帝後服制等問題……”想不到這一切都成為一個破碎的夢。作為《明史》專家的吳晗，力主發掘明陵，但是一直沒能、而且再也不能以定陵的發掘資料，寫一篇研究文章了。他的慘死已不是他個人的不幸，至少是中國史學界的悲哀，一個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
趙其昌來到夏鼐的家，想向這位老師暢述自己今後的打算。可夏鼐大師住進牛棚不久就下放了。他又想起了鄭振鐸，這位當年曾經反對、但一經總理批示，遂立即擔負起發掘指揮工作的文化巨匠，在籌備神武門定陵出土文物展覽時，他們見過最後一面。展覽會後不久，他出訪阿富汗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中途飛機失事，不幸遇難，成為定陵發掘主持者中第一個作古之人。趙其昌心中不勝酸楚，他帶著極大的哀痛，步履沉重地摸到西直門內老虎廟9號。這是白萬玉老人的家。自從老人離開定陵回北京後，就再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不知如今是什麼情況。趙其昌想立刻見到這位對待年輕人像慈父一般的長者。
然而，當他來到老人的房前時，卻見一把大鎖將門牢牢地鎖住，鐵鎖已生出鏽斑，說明很久未開啟過，他心中一震，呆呆地望著面前的一切。他已經明白，這又是一幕悲劇的預告。果然，鄰居告訴他：“白萬玉的老伴去世後，搬到廣渠門他妹妹家去了……”
趙其昌到廣渠門一帶四處詢間，沒有找到老人的下落。他不甘心，向熟人打聽，不久又去尋找。當他敲開房門時，只見一個鑲著黑邊的鏡框掛在牆上。鏡框中白老神采奕奕，正向他微笑。老人的妹妹說：“我哥哥自從老伴去世後，就有些神志不清，說話總是顛三倒四，幾天前因腦溢血突然去世了。”
趙其昌不知自己是怎樣走出門來的。從前每次去看望老人，老人總是把自己送出門外，他走出好遠回頭望時，還見老人在望著自己微笑。這次心裡就像有一塊鉛砣，壓得他喘不過氣來。沒能最後見到老人一面，他追悔莫及。他恨自己沒有及時找到老人，更沒有預料到老人會這樣匆匆離開這個世界……
趙其昌含著眼淚，回憶起自己與白老將近三年朝夕相處的日子。在定陵發掘中，不論嚴寒酷暑，老人總是兢兢業業地堅持在探溝旁邊，使發掘工作得以順利地進行。他付出了全部的光熱，但卻清貧得沒有一床多餘的棉被。臨來定陵前，他向考古所申請領取一條棉被，當時考古所的同志們還感慨地對他說：“你看白老多麼可憐，每次外出田野工作，都要申請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