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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普通一些雜感，自然是冷嘲的多。如對於某事物有所不滿，自然就不滿（迅案：此字似有誤）有冷嘲的文章出來。魯迅先生對於這樣也看不上眼，對於那樣也看不上眼，所以對於這樣又有感想，對於那樣又有感想了。
我們村上有個老女人，丑而多怪。一天到晚專門愛說人家的短處，到了東村頭搖了一下頭，跑到了西村頭嘆了一口氣。好像一切總不合她的胃。但是，你真的問她倒底要怎樣呢，她又說不出。我覺得她倒有些像魯迅先生，一天到晚只是諷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負責任的發一點雜感。當真你要問他究竟的主張，他又從來不給我們一個鮮明的回答。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文壇與擂台鳴春
上海的文壇變成了擂台。魯迅先生是這擂台上的霸王。魯迅先生好像在自己的房間裡帶了一付透視一切的望遠鏡，如果發現文壇上那一個的言論與行為有些瑕疵，他馬上橫槍躍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魯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貴的時間，而去想如何鋒利他的筆端，如何達到挖苦人的頂點，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關於這，我替魯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魯迅先生你先要認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對你的人，暗裡總不敢否認你是中國頂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論，可以影響青年，那麼你的言論就應該慎重。請你自己想想，在寫《阿Ｑ傳》之後，有多少時間浪費在筆戰上？而這種筆戰，對一般青年發生了何種影響？
第一流的作家們既然常時混戰，則一般文藝青年少不得在這戰術上學許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變枳，批評人的人常離開被批評者的言論與思想，筆頭一轉而去罵人家的私事，說人家眼鏡帶得很難看，甚至說人家皮鞋前面破了個小洞；甚至血僨脈張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丟下筆桿動拳頭。我說，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像魯迅先生這一般人多少總要負一點兒責任的。
其實，有許多筆戰，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詞的解放，你就是不罵，不見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詞；有人提倡讀《莊子》與《文選》，也不見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鴉片煙，你又何必咬緊牙根，橫睜兩眼，給人以難堪呢？
我記得一個精通中文的俄國文人Ｂ．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對魯迅先生的《阿Ｑ傳》曾經下過這樣的批評：「魯迅是反映中國大眾的靈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風格，是使人流淚，故魯迅不獨為中國的作家，同時亦為世界的一員。」魯迅先生，你現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榮，當你現在閱歷最多，觀察最深，生活經驗最豐富的時候，更應當如何去發奮多寫幾部比《阿Ｑ傳》更偉大的著作？偉大的著作，雖不能傳之千年不朽，但是筆戰的文章，一星期後也許人就要遺忘。青年人佩服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實在更勝於佩服一個擂台上的霸主。我們讀的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哥德，這般人的文章，而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這兩位，一位比我為老丑的女人，一位願我有「偉大的著作」，說法不同，目的卻一致的，就是討厭我「對於這樣又有感想，對於那樣又有感想」，於是而時時有「雜文」。這的確令人討厭的，但因此也更見其要緊，因為「中國的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里了。洲先生刺我不給他們一個鮮明的主張，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頗詫異鳴春先生的引了莎士比亞之流一大串。不知道為什麼，近一年來，竟常常有人誘我去學托爾斯泰了，也許就因為「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給我一個好榜樣。可是我看見過歐戰時候他罵皇帝的信〔１４〕，在中國，也要得到「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的罪名的。托爾斯泰學不到，學到了也難做人，他生存時，希臘教徒就年年詛咒他落地獄。
中間就夾兩篇《時事新報》上的文章——略論告密陳代
最怕而且最恨被告密的可說是魯迅先生，就在《偽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集》」的《前記》與《後記》里也常可看到他在注意到這一點。可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告密，並不是有人把他的住處，或者什麼時候，他在什麼地方，去密告巡捕房（或者什麼要他的「密」的別的機關？）以致使他被捕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有人把「因為」他「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的什麼宣說出來，而使人知道「什麼就是魯迅」。
「這回，」魯迅先生說，「是王平陵先生告發於前，周木齋先生揭露於後」；他卻忘了說編者暗示於魯迅先生尚未上場之先。因為在何家干先生和其他一位先生將上台的時候，編者先介紹說，這將上場的兩位是文壇老將。於是人家便提起精神來等那兩位文壇老將的上場。要是在異地，或者說換過一個局面，魯迅先生是也許會說編者是在放冷箭的。
看到一個生疏的名字在什麼附刊上出現，就想知道那個名字是真名呢，還是別的熟名字的又一筆名，想也是人情之常。即就魯迅先生說，他看完了王平陵先生的《「最通的」文藝》，便禁不住問：「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還是筆名？」要是他知道了那是誰的筆名的話，他也許會說出那就是誰來的。這不會是怎樣的誣衊，我相信，因為於他所知道的他不是在實說「柳絲是楊邨人先生……的筆名」，而表示著欺不了他？
還有，要是要告密，為什麼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秘密的不是於告密者更為安全？我有些懷疑告密者的聰敏，要是真有這樣的告密者的話。
而在那些用這個那個筆名零星發表的文章，剪貼成集子的時候，作者便把這許多名字緊縮成一個，看來好像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後的告密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略論放暗箭陳代
前日讀了魯迅先生的《偽自由書》的《前記》與《後記》，略論了告密的，現在讀了唐皘先生的《新臉譜》，止不住又要來略論放暗箭。
在《新臉譜》中，唐先生攻擊的方面是很廣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幾乎全為「暗箭」所織成，雖然有許多箭標是看不大清楚的。
「說是受著潮流的影響，文舞台的戲兒一出出換了。
腳色雖然依舊，而臉譜卻是簇新的。」——是暗箭的第一條。雖說是暗箭，射倒射中了的。因為現在的確有許多文腳色，為要博看客的喝采起見，放著演慣的舊戲不演演新戲，嘴上還「說是受著潮流的影響」，以表示他的不落後。還有些甚至不要說腳色依舊，就是臉譜也並不簇新，只是換了一個新的題目，演的還是那舊的一套：如把《薛平貴西涼招親》改題著《穆薛姻緣》之類，內容都一切依舊。
第二箭是——不，不能這樣寫下去，要這樣寫下去，是要有很廣博的識見的，因為那文章一句一箭，或者甚至一句數箭，看得人眼花頭眩，竟無從把它把捉住，比讀硬性的翻譯還難懂得多。
可是唐先生自己似乎又並不滿意這樣的態度，不然為什麼要罵人家「怪聲怪氣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戰」？
然而，在事實上，他是在「怪聲怪氣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戰」。
或者說，他並不是在挑戰，只是放放暗箭，因為「鏖戰」，即使是「拉拉扯扯的」，究竟吃力，而且「敗了」「再來」的時候還得去「重畫」臉譜。放暗箭多省事，躲在隱暗處，看到了什麼可射的，便輕展弓弦，而箭就向前舒散地直飛。可是他又在罵放暗箭。
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後才能罵人放。
十一月二十二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這位陳先生是討伐軍中的最低能的一位，他連自己後來的說明和別人豫先的揭發的區別都不知道。倘使我被謀害而終於不死，後來竟得「壽終×寢」，他是會說我自己乃是「最後的兇手」的。
他還問：要是要告密，為什麼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答曰：這確是比較的難懂一點，但也就是因為要告得像個「文學家」的緣故呀，要不然，他就得下野，分明的排進探壇里去了。有意的和無意的的區別，我是知道的。我所謂告密，是指著叭兒們，我看這「陳代」先生就正是其中的一匹。你想，消息不靈，不是反而不便當麼？
第二篇恐怕只有他自己懂。我只懂得一點：他這回嗅得不對，誤以唐皘先生為就是我了。採在這裡，只不過充充自以為我的論敵的標本的一種而已。
其次是要剪一篇《大晚報》上的東西——錢基博之魯迅論戚施近人有裒集關於批評魯迅之文字而為《魯迅論》一書者，其中所收，類皆稱頌魯迅之辭，其實論魯迅之文者，有毀有譽，毀譽互見，乃得其真。頃見錢基博氏所著《現代中國文學史》，長至三十萬言，其論白話文學，不過一萬餘字，僅以胡適入選，而以魯迅徐志摩附焉。於此諸人，大肆訾*。邇來舊作文家，品藻文字，裁量人物，未有若錢氏之大膽者，而新人未嘗注意及之。茲特介紹其「魯迅論」於此，是亦文壇上之趣聞也。
錢氏之言曰，有摹仿歐文而諡之曰歐化的國語文學者，始倡於浙江周樹人之譯西洋小說，以順文直譯之為尚，斥意譯之不忠實，而摹歐文以國語，比鸚鵡之學舌，托於象胥，斯為作俑。效顰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競歐化，《小說月報》，盛揚其焰。然而詰屈聱牙，過於周誥，學士費解，何論民眾？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儕生願讀歐文，不願見此妙文也！比於時裝婦人著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傾跌，益增醜態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國，獨非奴性耶。反唇之譏，或謔近虐！然始之創白話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戶曉者，不以歐化的國語文學之興而荒其志耶？斯則矛盾之說，無以自圓者矣，此於魯迅之直譯外國文學，及其文壇之影響，而加以訾*者也。
平心論之，魯迅之譯品，誠有難讀之處，直譯當否是一問題，歐化的國語文學又是一問題，借曰二者胥有未當，誰屍其咎，亦難言之也。錢先生而謂，鄙言為不然耶？
錢先生又曰，自胡適之創白話文學也，所持以號於天下者，曰平民文學也！非貴族文學也。一時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樹人以小說著。樹人頹廢，不適於奮鬥。樹人所著，只有過去回憶，而不知建設將來，只見小己憤慨，而不圖福利民眾，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嘗有民眾耶！錢先生因此而斷之曰，周樹人徐志摩為新文藝之右傾者。是則於魯迅之創作亦加以訾*，兼及其思想矣。
至目魯迅為右傾，亦可謂獨具隻眼，別有鑒裁者也！既不滿意於郭沫若蔣光赤之左傾，又不滿意於魯迅徐志摩之右傾，而惟傾慕於所謂「讓清」遺老之流風餘韻，低徊感喟而不能自已，錢先生之志，皎然可睹矣。當今之世，左右做人難，是非無定質，亦於錢先生之論魯迅見之也！
我們村上有個老女人，丑而多怪。一天到晚專門愛說人家的短處，到了東村頭搖了一下頭，跑到了西村頭嘆了一口氣。好像一切總不合她的胃。但是，你真的問她倒底要怎樣呢，她又說不出。我覺得她倒有些像魯迅先生，一天到晚只是諷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負責任的發一點雜感。當真你要問他究竟的主張，他又從來不給我們一個鮮明的回答。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文壇與擂台鳴春
上海的文壇變成了擂台。魯迅先生是這擂台上的霸王。魯迅先生好像在自己的房間裡帶了一付透視一切的望遠鏡，如果發現文壇上那一個的言論與行為有些瑕疵，他馬上橫槍躍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魯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貴的時間，而去想如何鋒利他的筆端，如何達到挖苦人的頂點，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關於這，我替魯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魯迅先生你先要認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對你的人，暗裡總不敢否認你是中國頂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論，可以影響青年，那麼你的言論就應該慎重。請你自己想想，在寫《阿Ｑ傳》之後，有多少時間浪費在筆戰上？而這種筆戰，對一般青年發生了何種影響？
第一流的作家們既然常時混戰，則一般文藝青年少不得在這戰術上學許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變枳，批評人的人常離開被批評者的言論與思想，筆頭一轉而去罵人家的私事，說人家眼鏡帶得很難看，甚至說人家皮鞋前面破了個小洞；甚至血僨脈張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丟下筆桿動拳頭。我說，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像魯迅先生這一般人多少總要負一點兒責任的。
其實，有許多筆戰，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詞的解放，你就是不罵，不見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詞；有人提倡讀《莊子》與《文選》，也不見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鴉片煙，你又何必咬緊牙根，橫睜兩眼，給人以難堪呢？
我記得一個精通中文的俄國文人Ｂ．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對魯迅先生的《阿Ｑ傳》曾經下過這樣的批評：「魯迅是反映中國大眾的靈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風格，是使人流淚，故魯迅不獨為中國的作家，同時亦為世界的一員。」魯迅先生，你現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榮，當你現在閱歷最多，觀察最深，生活經驗最豐富的時候，更應當如何去發奮多寫幾部比《阿Ｑ傳》更偉大的著作？偉大的著作，雖不能傳之千年不朽，但是筆戰的文章，一星期後也許人就要遺忘。青年人佩服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實在更勝於佩服一個擂台上的霸主。我們讀的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哥德，這般人的文章，而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這兩位，一位比我為老丑的女人，一位願我有「偉大的著作」，說法不同，目的卻一致的，就是討厭我「對於這樣又有感想，對於那樣又有感想」，於是而時時有「雜文」。這的確令人討厭的，但因此也更見其要緊，因為「中國的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里了。洲先生刺我不給他們一個鮮明的主張，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頗詫異鳴春先生的引了莎士比亞之流一大串。不知道為什麼，近一年來，竟常常有人誘我去學托爾斯泰了，也許就因為「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給我一個好榜樣。可是我看見過歐戰時候他罵皇帝的信〔１４〕，在中國，也要得到「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的罪名的。托爾斯泰學不到，學到了也難做人，他生存時，希臘教徒就年年詛咒他落地獄。
中間就夾兩篇《時事新報》上的文章——略論告密陳代
最怕而且最恨被告密的可說是魯迅先生，就在《偽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集》」的《前記》與《後記》里也常可看到他在注意到這一點。可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告密，並不是有人把他的住處，或者什麼時候，他在什麼地方，去密告巡捕房（或者什麼要他的「密」的別的機關？）以致使他被捕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有人把「因為」他「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的什麼宣說出來，而使人知道「什麼就是魯迅」。
「這回，」魯迅先生說，「是王平陵先生告發於前，周木齋先生揭露於後」；他卻忘了說編者暗示於魯迅先生尚未上場之先。因為在何家干先生和其他一位先生將上台的時候，編者先介紹說，這將上場的兩位是文壇老將。於是人家便提起精神來等那兩位文壇老將的上場。要是在異地，或者說換過一個局面，魯迅先生是也許會說編者是在放冷箭的。
看到一個生疏的名字在什麼附刊上出現，就想知道那個名字是真名呢，還是別的熟名字的又一筆名，想也是人情之常。即就魯迅先生說，他看完了王平陵先生的《「最通的」文藝》，便禁不住問：「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還是筆名？」要是他知道了那是誰的筆名的話，他也許會說出那就是誰來的。這不會是怎樣的誣衊，我相信，因為於他所知道的他不是在實說「柳絲是楊邨人先生……的筆名」，而表示著欺不了他？
還有，要是要告密，為什麼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秘密的不是於告密者更為安全？我有些懷疑告密者的聰敏，要是真有這樣的告密者的話。
而在那些用這個那個筆名零星發表的文章，剪貼成集子的時候，作者便把這許多名字緊縮成一個，看來好像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後的告密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略論放暗箭陳代
前日讀了魯迅先生的《偽自由書》的《前記》與《後記》，略論了告密的，現在讀了唐皘先生的《新臉譜》，止不住又要來略論放暗箭。
在《新臉譜》中，唐先生攻擊的方面是很廣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幾乎全為「暗箭」所織成，雖然有許多箭標是看不大清楚的。
「說是受著潮流的影響，文舞台的戲兒一出出換了。
腳色雖然依舊，而臉譜卻是簇新的。」——是暗箭的第一條。雖說是暗箭，射倒射中了的。因為現在的確有許多文腳色，為要博看客的喝采起見，放著演慣的舊戲不演演新戲，嘴上還「說是受著潮流的影響」，以表示他的不落後。還有些甚至不要說腳色依舊，就是臉譜也並不簇新，只是換了一個新的題目，演的還是那舊的一套：如把《薛平貴西涼招親》改題著《穆薛姻緣》之類，內容都一切依舊。
第二箭是——不，不能這樣寫下去，要這樣寫下去，是要有很廣博的識見的，因為那文章一句一箭，或者甚至一句數箭，看得人眼花頭眩，竟無從把它把捉住，比讀硬性的翻譯還難懂得多。
可是唐先生自己似乎又並不滿意這樣的態度，不然為什麼要罵人家「怪聲怪氣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戰」？
然而，在事實上，他是在「怪聲怪氣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戰」。
或者說，他並不是在挑戰，只是放放暗箭，因為「鏖戰」，即使是「拉拉扯扯的」，究竟吃力，而且「敗了」「再來」的時候還得去「重畫」臉譜。放暗箭多省事，躲在隱暗處，看到了什麼可射的，便輕展弓弦，而箭就向前舒散地直飛。可是他又在罵放暗箭。
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後才能罵人放。
十一月二十二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這位陳先生是討伐軍中的最低能的一位，他連自己後來的說明和別人豫先的揭發的區別都不知道。倘使我被謀害而終於不死，後來竟得「壽終×寢」，他是會說我自己乃是「最後的兇手」的。
他還問：要是要告密，為什麼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答曰：這確是比較的難懂一點，但也就是因為要告得像個「文學家」的緣故呀，要不然，他就得下野，分明的排進探壇里去了。有意的和無意的的區別，我是知道的。我所謂告密，是指著叭兒們，我看這「陳代」先生就正是其中的一匹。你想，消息不靈，不是反而不便當麼？
第二篇恐怕只有他自己懂。我只懂得一點：他這回嗅得不對，誤以唐皘先生為就是我了。採在這裡，只不過充充自以為我的論敵的標本的一種而已。
其次是要剪一篇《大晚報》上的東西——錢基博之魯迅論戚施近人有裒集關於批評魯迅之文字而為《魯迅論》一書者，其中所收，類皆稱頌魯迅之辭，其實論魯迅之文者，有毀有譽，毀譽互見，乃得其真。頃見錢基博氏所著《現代中國文學史》，長至三十萬言，其論白話文學，不過一萬餘字，僅以胡適入選，而以魯迅徐志摩附焉。於此諸人，大肆訾*。邇來舊作文家，品藻文字，裁量人物，未有若錢氏之大膽者，而新人未嘗注意及之。茲特介紹其「魯迅論」於此，是亦文壇上之趣聞也。
錢氏之言曰，有摹仿歐文而諡之曰歐化的國語文學者，始倡於浙江周樹人之譯西洋小說，以順文直譯之為尚，斥意譯之不忠實，而摹歐文以國語，比鸚鵡之學舌，托於象胥，斯為作俑。效顰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競歐化，《小說月報》，盛揚其焰。然而詰屈聱牙，過於周誥，學士費解，何論民眾？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儕生願讀歐文，不願見此妙文也！比於時裝婦人著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傾跌，益增醜態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國，獨非奴性耶。反唇之譏，或謔近虐！然始之創白話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戶曉者，不以歐化的國語文學之興而荒其志耶？斯則矛盾之說，無以自圓者矣，此於魯迅之直譯外國文學，及其文壇之影響，而加以訾*者也。
平心論之，魯迅之譯品，誠有難讀之處，直譯當否是一問題，歐化的國語文學又是一問題，借曰二者胥有未當，誰屍其咎，亦難言之也。錢先生而謂，鄙言為不然耶？
錢先生又曰，自胡適之創白話文學也，所持以號於天下者，曰平民文學也！非貴族文學也。一時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樹人以小說著。樹人頹廢，不適於奮鬥。樹人所著，只有過去回憶，而不知建設將來，只見小己憤慨，而不圖福利民眾，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嘗有民眾耶！錢先生因此而斷之曰，周樹人徐志摩為新文藝之右傾者。是則於魯迅之創作亦加以訾*，兼及其思想矣。
至目魯迅為右傾，亦可謂獨具隻眼，別有鑒裁者也！既不滿意於郭沫若蔣光赤之左傾，又不滿意於魯迅徐志摩之右傾，而惟傾慕於所謂「讓清」遺老之流風餘韻，低徊感喟而不能自已，錢先生之志，皎然可睹矣。當今之世，左右做人難，是非無定質，亦於錢先生之論魯迅見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