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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時候壞消息確實傳到了他那裡。在某些情況下，他事先就把壞消息抵銷掉了。如果報告上說敵軍力量占優勢，他就說送報告的人有“失敗主義情緒”——對德國取勝缺乏信心。這就使得他不能進行認真的考慮。希特勒還可以斥責寫報告的人是個“專家”，說“專家”，通常的意思是指一般參謀或外交官。他在外交和軍事上取得勝利的那些年裡，外交官和參謀部曾預先提醒，如果他採取某種行動，將產生可怕的後果；而他就敢於採取行動，並且成功了，再次證實了他的天才和這些專家的無能。因此他可以推知他們現在的報告同以前的報告一樣錯誤。
當不能採取上述做法時，他就歪曲情報使其符合他的觀點。雖然德國只有七千五百萬人，美國有一億三千五百萬人，德國在人口方面還是占優勢，因為美國只有六千萬人是象樣的人種。有時希特勒篡改數字，這樣就覺得更舒服一些。海軍向他報告，美國人每月建造的船舶的噸位將達三十萬噸，一個月以後，他的腦子裡的這個數字卻成了七萬噸，當約德爾向他報告，前往羅馬去逮捕國王和墨索里尼以後的政府要員的德軍部隊離羅馬有一百公里時，希特勒大喊：“哪裡有一百？只有六十公里！”這種做法有時“低估了敵人的實力。”哈爾德早在一九四二年就看出這種做法是“危險的”。
然而，最經常發生的情況是希特勒乾脆不相信不受歡迎的消息。當英國拒絕講和的時候，他“不能想像在英國還有人真的相信他們會勝利。”駐俄國的海軍武官向他報告俄國艦船建造的數字，這是根據航空照片，從艦船在船台上建造的時間推算出來的。數目之大使希特勒感到吃驚，他下了這樣的結論： “我們辦不到的事情，俄國人照樣辦不到。”外交部人事處的一份截收報告告訴他，俄國農業豐收了，他在報告上攔腰潦草地批道： “這不可能。”當一個助手向他報告，一九四三年七月漢堡遭到同盟國的瘋狂轟炸，城市被破壞殆盡時，他打斷他說； “用不著你報告——我全都知道了。”約德爾報告說，一九四五年三月，盟軍裝甲部隊踏平了一部分西壁，他反駁說： “那也不見得。可能只是兩，三輛坦克。”在他的形勢會議上，這樣的事情也不少見。當古德里安遞上格倫關於俄國部隊集結的數字時，他憤怒地吼道，“他們簡直是白痴”，應該把格倫送到瘋人院。當一個德國空軍軍官把一張很大的複合航空照片擺在他面前，照片上表明俄軍在中部集團軍群的正面集結了空前大量的炮兵時，他憤怒地用手把照片從桌上拂掉。
當情況每況愈下，失敗的徵兆越來越明顯時，他不僅在心理上逃避，而且越來越把自己關在個人的小天地里。他總在夜間乘坐他的火車車廂出去，把窗簾拉緊：開形勢會議時他把房間弄得很暗。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以後，他只到前線去過一次，拒絕視察遭到轟炸的城市。他不接見參加過戰鬥的軍官。他禁止“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的談話；在極個別的時候，他似乎了解到真正的形勢； “我們正在不斷喪失工業地區；” “可惜Ｖ—1 飛彈不能決定戰爭；”
“我們自己的措施取決於它們（敵人的作戰目標）。”但實際上這些只不過是就事論事，並不表明他從根本上承認錯誤。任何事實也絕不能扭轉他的納粹觀點。當英國人正在轟炸德國的城市，德國人也在轟炸英國的城市時，他還在想像著戰後納粹德國和英國之間的“持久友好”。他認為俄國虛弱不堪，當蘇聯坦克正逼近德國首都時，他還不覺得這一看法有什麼錯，只覺得他在選擇進攻的時間上有了錯誤。
任何事實也不能改變他的頑固態度。因此，即使希特勒得到完善的情報，對他也不會產生根本影響。他會挑選那些他喜歡的情報，而把其餘的都否定掉。在戰術方面，完善的情報可能起了幫助作用；在戰略上，就一點作用也不起了。
關於希特勒和情報的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問題，並不是有了更好的情報是否就能幫助他的問題，而是ｃ為什麼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如此有效地駕馭現實、因而成為德國和歐洲的主宰的這樣一個人，到後來竟變成了把他不喜歡的文件從桌上拂掉那樣一個暴跳如雷的人物？
答案不在於希特勒本身，而在於外因。外界情況促使了這種變化。這些情況使他逐漸地不謹慎了，他的神經質越來越暴露。其後果不僅在情報方面看得出來，在他的一切行動中都看得出來。
在最初時期，希特勒大體上是為所欲為，相對來說不受外界力量的左右。他的才幹——特別是他的果斷的決心和堅強的意志——得到了自由的發揮。他的才幹使他能夠成為納粹黨領袖和他的國家的元首。他把他的才幹施展到國際舞台，他操縱著別的國家，使德國，從而也使他自己成為歐洲的統治力量。希特勒採取行動，左右局勢，擔任領導；別的人和別的國家只能反應，屈從，追隨。用心理學的語言來說，他以改變現實的辦法來適應現實。他改變世界以滿足他的需要。在所有這些方面，除了在戰術上受到少許挫折外，他是所向無敵的。
後來，在一九三九年，英國不再默認他的計劃了。英國對德宣戰，第一次嚴重限制了他的行動自由。英國狂傲地拒絕他的和平建議以後，希特勒發泄這一憤怒的最直接、最簡單、最可靠的辦法就是進攻並征服這個島國。但是希特勒沒有這樣做。他選擇了另外一個解決辦法，這個辦法與其說是要改變現實，不如說是要滿足他的需要。那就是進攻俄國。
當不能採取上述做法時，他就歪曲情報使其符合他的觀點。雖然德國只有七千五百萬人，美國有一億三千五百萬人，德國在人口方面還是占優勢，因為美國只有六千萬人是象樣的人種。有時希特勒篡改數字，這樣就覺得更舒服一些。海軍向他報告，美國人每月建造的船舶的噸位將達三十萬噸，一個月以後，他的腦子裡的這個數字卻成了七萬噸，當約德爾向他報告，前往羅馬去逮捕國王和墨索里尼以後的政府要員的德軍部隊離羅馬有一百公里時，希特勒大喊：“哪裡有一百？只有六十公里！”這種做法有時“低估了敵人的實力。”哈爾德早在一九四二年就看出這種做法是“危險的”。
然而，最經常發生的情況是希特勒乾脆不相信不受歡迎的消息。當英國拒絕講和的時候，他“不能想像在英國還有人真的相信他們會勝利。”駐俄國的海軍武官向他報告俄國艦船建造的數字，這是根據航空照片，從艦船在船台上建造的時間推算出來的。數目之大使希特勒感到吃驚，他下了這樣的結論： “我們辦不到的事情，俄國人照樣辦不到。”外交部人事處的一份截收報告告訴他，俄國農業豐收了，他在報告上攔腰潦草地批道： “這不可能。”當一個助手向他報告，一九四三年七月漢堡遭到同盟國的瘋狂轟炸，城市被破壞殆盡時，他打斷他說； “用不著你報告——我全都知道了。”約德爾報告說，一九四五年三月，盟軍裝甲部隊踏平了一部分西壁，他反駁說： “那也不見得。可能只是兩，三輛坦克。”在他的形勢會議上，這樣的事情也不少見。當古德里安遞上格倫關於俄國部隊集結的數字時，他憤怒地吼道，“他們簡直是白痴”，應該把格倫送到瘋人院。當一個德國空軍軍官把一張很大的複合航空照片擺在他面前，照片上表明俄軍在中部集團軍群的正面集結了空前大量的炮兵時，他憤怒地用手把照片從桌上拂掉。
當情況每況愈下，失敗的徵兆越來越明顯時，他不僅在心理上逃避，而且越來越把自己關在個人的小天地里。他總在夜間乘坐他的火車車廂出去，把窗簾拉緊：開形勢會議時他把房間弄得很暗。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以後，他只到前線去過一次，拒絕視察遭到轟炸的城市。他不接見參加過戰鬥的軍官。他禁止“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的談話；在極個別的時候，他似乎了解到真正的形勢； “我們正在不斷喪失工業地區；” “可惜Ｖ—1 飛彈不能決定戰爭；”
“我們自己的措施取決於它們（敵人的作戰目標）。”但實際上這些只不過是就事論事，並不表明他從根本上承認錯誤。任何事實也絕不能扭轉他的納粹觀點。當英國人正在轟炸德國的城市，德國人也在轟炸英國的城市時，他還在想像著戰後納粹德國和英國之間的“持久友好”。他認為俄國虛弱不堪，當蘇聯坦克正逼近德國首都時，他還不覺得這一看法有什麼錯，只覺得他在選擇進攻的時間上有了錯誤。
任何事實也不能改變他的頑固態度。因此，即使希特勒得到完善的情報，對他也不會產生根本影響。他會挑選那些他喜歡的情報，而把其餘的都否定掉。在戰術方面，完善的情報可能起了幫助作用；在戰略上，就一點作用也不起了。
關於希特勒和情報的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問題，並不是有了更好的情報是否就能幫助他的問題，而是ｃ為什麼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如此有效地駕馭現實、因而成為德國和歐洲的主宰的這樣一個人，到後來竟變成了把他不喜歡的文件從桌上拂掉那樣一個暴跳如雷的人物？
答案不在於希特勒本身，而在於外因。外界情況促使了這種變化。這些情況使他逐漸地不謹慎了，他的神經質越來越暴露。其後果不僅在情報方面看得出來，在他的一切行動中都看得出來。
在最初時期，希特勒大體上是為所欲為，相對來說不受外界力量的左右。他的才幹——特別是他的果斷的決心和堅強的意志——得到了自由的發揮。他的才幹使他能夠成為納粹黨領袖和他的國家的元首。他把他的才幹施展到國際舞台，他操縱著別的國家，使德國，從而也使他自己成為歐洲的統治力量。希特勒採取行動，左右局勢，擔任領導；別的人和別的國家只能反應，屈從，追隨。用心理學的語言來說，他以改變現實的辦法來適應現實。他改變世界以滿足他的需要。在所有這些方面，除了在戰術上受到少許挫折外，他是所向無敵的。
後來，在一九三九年，英國不再默認他的計劃了。英國對德宣戰，第一次嚴重限制了他的行動自由。英國狂傲地拒絕他的和平建議以後，希特勒發泄這一憤怒的最直接、最簡單、最可靠的辦法就是進攻並征服這個島國。但是希特勒沒有這樣做。他選擇了另外一個解決辦法，這個辦法與其說是要改變現實，不如說是要滿足他的需要。那就是進攻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