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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跡象可以證明這一點,那就是第六集團軍令天只受到非常輕微的進攻。

  軍隊指揮官經常親自匯報;希特勒經常打電話叫他們提供情報。除此以外,希特勒還得到有關各種問題的口頭和書面報告,報告的來源極為廣泛——戈林,戈培爾,各省省長和納粹黨其他官員,象黑森親王菲利普,或者象前外交部長的兒子康斯坦丁·馮·諾拉特(他向希特勒報告說,在西西里的義大利人有多麼壞)那樣的特使,有實業家,有他所接見的外國政治家和外交官,甚至偶爾還收到匿名信。希特勒說,他每天僅僅閱讀報告和備忘錄就要花八個小時。

  希特勒對於情報工作懂得很多。他承認從飛機上辨認部隊的困難,並且知道竊聽員能辨別出敵方個別無線電報告員的聲音。不象大多數門外漢,他知道並不存在什麼英國密碼,而是存在著好幾種密碼,這些密碼的份量不同,拍發密碼的時間也不相同。他非常詳細地知道情報軍官如何把點滴情況湊成一份完整的報告: “我今天收到一份報告,這份報告說,有一條俄國公路通往前線的一個防區,那裡部署了三十六個步兵師和裝甲部隊,還有許多裝甲團和其他部隊,報告還說,昨夜一千輛車輛通過一條公路,今夜有八百輛,後來又有一千二百輛和三百輛,這是對整個東線的一個警報:“馬上就要進攻”。”他警覺到敵人搞欺騙的可能性,對一份報告發表評論說“好得叫人不能相信”,在盟軍登陸前他對另一份報告表示懷疑: “敵人的行動非得要這樣招搖嗎?”

  他不僅懂得情報,而且在戰術和作戰方面運用情報。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從“敵人的大規模行動”和“在頓河上架橋”推斷出俄軍將要“跨過頓河,朝著羅斯托夫……大規模進攻。”他派遣了三個師。幾個星期以後,空軍拍攝的航空照片證明:“在羅馬尼亞第三集團軍防區的那段頓河上新架的橋樑數目不斷增加。因此元首仍然預料俄軍要跨過頓河朝羅斯托夫發動大規模進攻。”他命令轟炸這些橋樑。一九四一年二月,德國駐安卡拉武官報告,如果德國不把它駐保加利亞的軍隊撤離土耳其邊界五十公里,土耳其將對德宣戰。希特勒發出了必要的命令。當英國報紙宣布,美國飛行堡壘式轟炸機將“徹底摧毀”德國時,希特勒建立高射炮陣地並儲存大量炮彈。

  但是他在戰略上不利用情報。他的戰略是從他的一些基本概念出發的,這些基本概念使他成為他這樣的一個人,使他居於他這樣的地位。如果承認他的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或地緣政治使命感有任何錯誤,那就不僅會損害他的政治權力,也會毀了他自身。結果,這些概念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不可辯論的。任何事實從來都不能使希特勒相信他是錯的。

  另一方面,有些事實使他確信他是正確的。他對世界的看法是根據現實的某些方面形成的。當他後來又發現現實的這些方面和它們所產生的結果時,他就以此來證實他的觀點是正確的。他認為電影《憤怒的葡萄》與其說是一部故事片,不如說是一部紀錄片,電影中一貧如洗的農民,證實了他想像中的一個“衰落了的國家”。這些證明自己的論據是對了的事情,在勝利的那些年頭是經常發生的。他總認為美國終將併吞英帝國。因此,他認為有關同盟國之間各種磨擦的;肖息都證實了他如上的看法。反饋加劇了這種曲解。他的下級知道他喜歡什麼,用許許多多的證明材料來支持他的觀點。

  他們送去他所喜歡的報告,在會議上附和他的意見。

  但是,現實中另外一些不怎麼叫人舒服的方面依然衝擊著他。希特勒以不承認這些情況來維護他的看法。為了減輕思想上的負擔,他選擇了一班人馬,這些人事先把希特勒不願意知道的許多情況隱瞞起來,不讓他知道。新聞秘書迪特里希審查許多報紙材料。凱特爾不讓托馬斯遞交報告。這些人相信他們在保護他們的領袖。有一次研究部情報分析處處長賽費特送上一份報告·裡面有令人不愉快的消息。

  希特勒的一個助手問他: “你怎麼能在這個時候送這麼一個報告給元首?”

  賽費特回答說: “如果我不送這個報告,你就要把我貼牆站著,把我槍斃。”

  “不,”助手回答。 “元首作出了決定,我們就不應該再攪亂他的直覺。”

  在形勢會議上,約德爾拼命強調德國所取得的小小勝利,對德國的退卻則儘量輕描淡寫,因此,局外人不大可能知道德軍正在大規模的進攻面前節節敗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德軍在摩澤爾喪失了一個橋頭堡以後,約德爾這樣向希特勒報告:摩澤爾以南的德國散兵“突然遭到激烈進攻。進攻發展成為在這些小村莊周圍展開的非常激烈的肉搏戰。三輛(敵人)坦克被擊中。敵人最後把我們的散兵推回到摩澤爾這邊。然後我們放棄了南面的橋頭堡。”至於別的地方,約德爾的報告強調俄軍的進攻被擊退,德軍正在反攻,部隊在毫無作戰意義的情況下勇敢抵抗。有時候,當士兵不得不承認撤退時,他們從來不說被打敗,而是說敵人在“進逼”,敵人占壓倒優勢的兵力迫使英勇的部隊讓出一點陣地。希特勒的部下就是用這樣的辦法來使他聽不到不愉快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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