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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攻打一個他並不真正想攻打的國家，他就能摧毀一個他所憎恨的國家。不在海上作戰，他就能在陸上作戰。免去了進攻英國可能失敗的擔心，他就能因進攻俄國一定能取勝而感到高興。他想，這一切除了使英國喪失最後希望以外，還將因此而使她醒悟。因此，他不面對客觀上更有效的解決辦法，而採取在心裡更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他第一次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自動去適應外界。他沒有改變世界，而是讓世界改變他。用心理學的語言來說，他回歸了。
英國的不妥協只不過是阻礙他實現他的意願的第一個外界力量。事情常常是這樣，一個不成熟的反應導致更大的困難。他進攻俄國，使他付出了喪失戰略主動權的代價，後來事態越來越使他氣惱。他越來越採取回歸的做法。當他對俄國發動的閃電戰失敗時，他向美國宣戰。當他喪失了法國以後，他命令摧毀巴黎。當敵人占領德國的時候，他指示施佩爾毀掉德國。所以，當戰爭快要結束，將軍們把不能說明任何問題而只會使他更加感到氣惱的情報擺在他面前時，他伸手就把它拂掉了。
希特勒並不是世界歷史中寧可相信先入之見也不相信令人不愉快的情報的唯一領袖人物，只不過他握有的權力更大，使他能夠比別的領導人更能堅持他的更帶有全球性的偏見。早在他之前，參謀總長施利芬就已經分析過這個現象： “一般來說，高級指揮官應當把自己描繪成一幅既是朋友又是敵人的圖畫，在描繪這樣一幅圖畫時，個人願望是主要因素。如果送來的報告看起來同這幅圖畫是一致的，就滿意地將它們放在桌子上，如果報告同這幅圖畫是矛盾的，就把它們當作完全錯誤的東西扔掉。”幾年以後，他的同胞象夢遊者一樣重蹈覆轍。一九一四年德皇政府要比利時忍受德國的臨時占領——當比利時拒絕時，德國大感意外。它忽視了如下的跡象：一旦如同一位學者所說的那樣作出了“近於盲目的錯誤估計”，英國是不會保持中立的。
這樣的盲目不僅僅損害了德國人。一六八一年，路易十四不理睬法國駐海牙使節關於瑞典人正謀求同荷蘭結盟的多次報告，因為他也想同他們結成聯盟；但當條約簽訂後，他卻不認真對待。後來他不相信有關奧地利的武器和所取得的軍事勝利的情報，目的是要堅持他先前的結論。一九三七年， 日本在同俄國的一次邊界衝突中打敗了， 日本一個情報小組對紅軍進行研究時，基本上發現了他們所要發現的東西：這次戰鬥並不是一個典型，不能從中得出結論，俄軍的強大是預料到了的， 日本人並沒有低估他們。第二年俄軍在哈勒欣又把他們打得抱頭鼠竄。
但是希特勒的對手又是怎樣的呢？邱吉爾對壞消息的反應如何？他也是一個強硬的領袖，他同樣不僅相信而且還得表現出他對勝利的信念；他同樣不能消極地在障礙面前屈服，而是要克服這些障礙。那麼他拒絕了令人不愉快的情報嗎？沒有，他不喜歡這樣做。他對它發怒。但是他接受它。
他制訂計劃時考慮到它。
在某種程度上說，可能他這麼做比較容易。戰爭形勢給他帶來的真正的壞消息，不象給希特勒帶來的那樣多。即便在敦刻爾克撤退以後的黑暗日子裡，邱吉爾還能抱有希望。希特勒呢，當勝利年代已過，戰爭潮流變得不利於他的時候，他卻不能抱有希望。當他眼看他的毀滅即將到來時，心理上的壓力變得非常大，令人驚奇的並不是他從桌上把文件拂掉，而是他並沒有更早一點垮掉。這兩個人的不同經歷，進一步促成了他們對待不受歡迎的情報所持的完全相反的態度。邱吉爾參加過競選鬥爭，由於受議會的制約，他有時候屈從於反對派的觀點。希特勒在擔任總理以前從來沒有做過官；象褐衫隊隊長勒姆那樣的反對派，被他暗殺了。希特勒的做法耍極端得多，所作的妥協要少得多。這反映出這兩個人之間的基本差別。希特勒的個性實際上是神經質的，他的力量——他那使每一個人感到入迷的堅強的意志——來自永遠保護自己的必要性，邱吉爾出身貴族，是一個公爵的孫子，少年得志，未遭坎坷，具有希特勒從來沒有的內在安全感和信心。他們之所以以不同方式對待壞消息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的權力來源不同。邱吉爾的地位是英國議會下院給的。如果他政績不佳——無視現實就會很快導致失職——就不讓他當首相。希特勒剛好相反，他控制一切，不管他幹了些什麼，他不會輕易被撤掉。只有喪失了人民群眾對他的信任這樣的威脅，才有可能使他承擔責任，是人們對他的信仰和懼怕排除了這種可能性。
希特勒終於抵抗不住現實。當他再也不能不承認他的生命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都已毫無用處的時候，他終於消滅了自己。三個星期以後，他的政府殘部——歷史上最邪惡的政權——投降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軟弱無力、註定要失敗的德國軍事情報活動，也和這個政權一起化作了過眼煙雲。
英國的不妥協只不過是阻礙他實現他的意願的第一個外界力量。事情常常是這樣，一個不成熟的反應導致更大的困難。他進攻俄國，使他付出了喪失戰略主動權的代價，後來事態越來越使他氣惱。他越來越採取回歸的做法。當他對俄國發動的閃電戰失敗時，他向美國宣戰。當他喪失了法國以後，他命令摧毀巴黎。當敵人占領德國的時候，他指示施佩爾毀掉德國。所以，當戰爭快要結束，將軍們把不能說明任何問題而只會使他更加感到氣惱的情報擺在他面前時，他伸手就把它拂掉了。
希特勒並不是世界歷史中寧可相信先入之見也不相信令人不愉快的情報的唯一領袖人物，只不過他握有的權力更大，使他能夠比別的領導人更能堅持他的更帶有全球性的偏見。早在他之前，參謀總長施利芬就已經分析過這個現象： “一般來說，高級指揮官應當把自己描繪成一幅既是朋友又是敵人的圖畫，在描繪這樣一幅圖畫時，個人願望是主要因素。如果送來的報告看起來同這幅圖畫是一致的，就滿意地將它們放在桌子上，如果報告同這幅圖畫是矛盾的，就把它們當作完全錯誤的東西扔掉。”幾年以後，他的同胞象夢遊者一樣重蹈覆轍。一九一四年德皇政府要比利時忍受德國的臨時占領——當比利時拒絕時，德國大感意外。它忽視了如下的跡象：一旦如同一位學者所說的那樣作出了“近於盲目的錯誤估計”，英國是不會保持中立的。
這樣的盲目不僅僅損害了德國人。一六八一年，路易十四不理睬法國駐海牙使節關於瑞典人正謀求同荷蘭結盟的多次報告，因為他也想同他們結成聯盟；但當條約簽訂後，他卻不認真對待。後來他不相信有關奧地利的武器和所取得的軍事勝利的情報，目的是要堅持他先前的結論。一九三七年， 日本在同俄國的一次邊界衝突中打敗了， 日本一個情報小組對紅軍進行研究時，基本上發現了他們所要發現的東西：這次戰鬥並不是一個典型，不能從中得出結論，俄軍的強大是預料到了的， 日本人並沒有低估他們。第二年俄軍在哈勒欣又把他們打得抱頭鼠竄。
但是希特勒的對手又是怎樣的呢？邱吉爾對壞消息的反應如何？他也是一個強硬的領袖，他同樣不僅相信而且還得表現出他對勝利的信念；他同樣不能消極地在障礙面前屈服，而是要克服這些障礙。那麼他拒絕了令人不愉快的情報嗎？沒有，他不喜歡這樣做。他對它發怒。但是他接受它。
他制訂計劃時考慮到它。
在某種程度上說，可能他這麼做比較容易。戰爭形勢給他帶來的真正的壞消息，不象給希特勒帶來的那樣多。即便在敦刻爾克撤退以後的黑暗日子裡，邱吉爾還能抱有希望。希特勒呢，當勝利年代已過，戰爭潮流變得不利於他的時候，他卻不能抱有希望。當他眼看他的毀滅即將到來時，心理上的壓力變得非常大，令人驚奇的並不是他從桌上把文件拂掉，而是他並沒有更早一點垮掉。這兩個人的不同經歷，進一步促成了他們對待不受歡迎的情報所持的完全相反的態度。邱吉爾參加過競選鬥爭，由於受議會的制約，他有時候屈從於反對派的觀點。希特勒在擔任總理以前從來沒有做過官；象褐衫隊隊長勒姆那樣的反對派，被他暗殺了。希特勒的做法耍極端得多，所作的妥協要少得多。這反映出這兩個人之間的基本差別。希特勒的個性實際上是神經質的，他的力量——他那使每一個人感到入迷的堅強的意志——來自永遠保護自己的必要性，邱吉爾出身貴族，是一個公爵的孫子，少年得志，未遭坎坷，具有希特勒從來沒有的內在安全感和信心。他們之所以以不同方式對待壞消息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的權力來源不同。邱吉爾的地位是英國議會下院給的。如果他政績不佳——無視現實就會很快導致失職——就不讓他當首相。希特勒剛好相反，他控制一切，不管他幹了些什麼，他不會輕易被撤掉。只有喪失了人民群眾對他的信任這樣的威脅，才有可能使他承擔責任，是人們對他的信仰和懼怕排除了這種可能性。
希特勒終於抵抗不住現實。當他再也不能不承認他的生命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都已毫無用處的時候，他終於消滅了自己。三個星期以後，他的政府殘部——歷史上最邪惡的政權——投降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軟弱無力、註定要失敗的德國軍事情報活動，也和這個政權一起化作了過眼煙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