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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那些年輕人，那些困難家庭能買得起住宅嗎？房子會跑到誰手裡去，難道還不清楚嗎？
在這個問題上我就是個保守分子，過去是，現在還是。
“雷日科夫主張提高價格。”“辭職的時候，他向巴甫洛夫建議要提高價格。”
——是的，我們經常講，價格組成問題上有落後的地方。應該調整價格，不過1988年就應該做。那時做損失會比現在小得多。
根據計算，1990年提高價格需要付出的代價是1600億盧布，而且其中有許多產品完全需要補貼，兒童用品還幾乎沒有涉及。可是由於“手段不普及”，我受夠了攻擊，儘管需要控制價格的事是國內幾乎所有領導人、所有主要經濟學家都同意的。（這裡我想先說一句，我要提醒大家，從1992年1月2日起，若以我們的建議為基數，葉爾欽和蓋達爾實際上把價格提高了兩倍，許多商品甚至提高了三倍。不久，這些價格就飛快地往上漲，從幾百倍漲到幾千倍，把千百萬人民拋進了貧困的深淵。那些轟轟烈烈的聲明呢？葉爾欽不是說一旦漲價他就要臥軌嗎？這些全都忘到腦後去了。而這一切給人民的打擊是多麼痛苦。）
“您同戈巴契夫的關係？”“您跟他有分歧嗎？”“如果您當選為俄羅斯總統，您會在各方面同他保持一致嗎？”“您幹嘛要辭職？”
——現在我同戈巴契夫沒有任何關係。我不參加任何會議，也不是顧問。
從前，大概是在1987年以前，我跟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分歧。你們可能還記得，改革當時進展很快，我國經濟也正處於上升階段。然而即使在當時，我也依然有自己獨立的、獨特的立場。我覺得，原則性的意見還是有可能表達的，即使我在政治局處於少數。你們可能還記得那次反酒精飲料運動。對於建議開展運動的一些方法，我是反對的。
最近，特別是1988—1990年以來，我跟戈巴契夫之間的分歧很大。我直截了當地談論這些分歧，當面向他提——既在政治局，也在總統顧問委員會。比如關於住房私有化的問題就是。
最值得一提的是向市場過渡的綱要。政府綱要曾兩次提交總統委員會審議。我把它提交上去，遭遇到批評，然後又是補充，最後說：好吧，雷日科夫同志，把它提交蘇聯最高蘇維埃吧。我知道批評會是激烈的。特別是在價格問題上。不過，1988年的每一個文件不是都說，進行零售價格改革時務必要聽取人民的意見嗎？我怎麼還能有別的做法呢？所以我就走上台把我們怎麼看這些問題老老實實都說了。讓所有的火力都沖我來吧……
在立場問題上我始終是表里如一的。唯一可以自責的就是應該把我去年（1990年）12月在第四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說的話提前一年說出來。改革已經不是原來1985年預想的那個樣子了。
至於說到我下台的問題，主要原因在於代表大會開幕的前幾個星期我通知了戈巴契夫，我不同意所推行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所以宣布辭職。
但不管怎麼樣，我的立場還是沒有變。我認為，今天發生的這種變化，是把我們國家引向“休克療法”，這將對人民生活產生嚴重影響。
比方說，根據波蘭的情況，我們對此就可以有所了解。不錯，現在那邊櫃檯上倒是什麼都有，可就是普通老百姓買不起。以降低需求的這種方式來保證市場的豐足，是無須乎什麼太高的智慧的，我可以在一夜之間就做到：把價格一抬高，商店裡不就什麼都有了！但我贊成用別的辦法：應該找到一種平衡，既有商品，老百姓又能買得起。
“你先把國家的經濟搞得一團糟，然後又打算當俄羅斯總統。”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近年來國內都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我覺得，頭三年我們的發展還是正常的。然後就出現了一件件完全莫名其妙的事情：又是法律大戰，又是罷工運動，又是條約關係遭到破壞……
是的，從總體來說，國家的發展並不十分如願，其中也包括不如我所願。不過，正如所知，只有通過比較才能有所認識。一切都走著瞧吧，如果葉爾欽勝出的話……
“您怎麼看葉爾欽？”
——我早就認識這個人，我跟他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同過事。他在州委，我在工廠。
我不同意他的俄羅斯社會經濟發展綱要。這一點我已經說過。我也不理解他的行為和行動方式。他在蘇共黨內得到了提拔重用，當上了政治局候補委員，成了首都黨組織的領導人，可後來卻把自己受到的教育、自己20年來一直在黨的紀律協助下宣傳推廣的一切，放到腳下踐踏。這叫什麼立場？他還掀起了一場反對中央的“戰爭”！無論什麼時候他都覺得有人跟他作對。
最後我要直言不諱地說：如果選舉我為俄羅斯總統，我會為俄羅斯而鬥爭，捍衛它的利益。但同時我也要實行一條保全蘇聯的路線。
這些都是在1991年5月30日說的。讀者可以對我當時對葉爾欽勝選後的預見性予以評說。有些東西我還是可能估計不足，但就總體而言我對人民和國家命運的擔憂還是實現了。在總統競選活動當中，我在6名候選人中贏得了第二的位置。對於未來總統的競選班子而言，迅雷不及掩耳也是他們的戰略考慮：可不能給時間讓老百姓多思考。於是，任務就這樣解決了……
在這個問題上我就是個保守分子，過去是，現在還是。
“雷日科夫主張提高價格。”“辭職的時候，他向巴甫洛夫建議要提高價格。”
——是的，我們經常講，價格組成問題上有落後的地方。應該調整價格，不過1988年就應該做。那時做損失會比現在小得多。
根據計算，1990年提高價格需要付出的代價是1600億盧布，而且其中有許多產品完全需要補貼，兒童用品還幾乎沒有涉及。可是由於“手段不普及”，我受夠了攻擊，儘管需要控制價格的事是國內幾乎所有領導人、所有主要經濟學家都同意的。（這裡我想先說一句，我要提醒大家，從1992年1月2日起，若以我們的建議為基數，葉爾欽和蓋達爾實際上把價格提高了兩倍，許多商品甚至提高了三倍。不久，這些價格就飛快地往上漲，從幾百倍漲到幾千倍，把千百萬人民拋進了貧困的深淵。那些轟轟烈烈的聲明呢？葉爾欽不是說一旦漲價他就要臥軌嗎？這些全都忘到腦後去了。而這一切給人民的打擊是多麼痛苦。）
“您同戈巴契夫的關係？”“您跟他有分歧嗎？”“如果您當選為俄羅斯總統，您會在各方面同他保持一致嗎？”“您幹嘛要辭職？”
——現在我同戈巴契夫沒有任何關係。我不參加任何會議，也不是顧問。
從前，大概是在1987年以前，我跟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分歧。你們可能還記得，改革當時進展很快，我國經濟也正處於上升階段。然而即使在當時，我也依然有自己獨立的、獨特的立場。我覺得，原則性的意見還是有可能表達的，即使我在政治局處於少數。你們可能還記得那次反酒精飲料運動。對於建議開展運動的一些方法，我是反對的。
最近，特別是1988—1990年以來，我跟戈巴契夫之間的分歧很大。我直截了當地談論這些分歧，當面向他提——既在政治局，也在總統顧問委員會。比如關於住房私有化的問題就是。
最值得一提的是向市場過渡的綱要。政府綱要曾兩次提交總統委員會審議。我把它提交上去，遭遇到批評，然後又是補充，最後說：好吧，雷日科夫同志，把它提交蘇聯最高蘇維埃吧。我知道批評會是激烈的。特別是在價格問題上。不過，1988年的每一個文件不是都說，進行零售價格改革時務必要聽取人民的意見嗎？我怎麼還能有別的做法呢？所以我就走上台把我們怎麼看這些問題老老實實都說了。讓所有的火力都沖我來吧……
在立場問題上我始終是表里如一的。唯一可以自責的就是應該把我去年（1990年）12月在第四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說的話提前一年說出來。改革已經不是原來1985年預想的那個樣子了。
至於說到我下台的問題，主要原因在於代表大會開幕的前幾個星期我通知了戈巴契夫，我不同意所推行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所以宣布辭職。
但不管怎麼樣，我的立場還是沒有變。我認為，今天發生的這種變化，是把我們國家引向“休克療法”，這將對人民生活產生嚴重影響。
比方說，根據波蘭的情況，我們對此就可以有所了解。不錯，現在那邊櫃檯上倒是什麼都有，可就是普通老百姓買不起。以降低需求的這種方式來保證市場的豐足，是無須乎什麼太高的智慧的，我可以在一夜之間就做到：把價格一抬高，商店裡不就什麼都有了！但我贊成用別的辦法：應該找到一種平衡，既有商品，老百姓又能買得起。
“你先把國家的經濟搞得一團糟，然後又打算當俄羅斯總統。”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近年來國內都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我覺得，頭三年我們的發展還是正常的。然後就出現了一件件完全莫名其妙的事情：又是法律大戰，又是罷工運動，又是條約關係遭到破壞……
是的，從總體來說，國家的發展並不十分如願，其中也包括不如我所願。不過，正如所知，只有通過比較才能有所認識。一切都走著瞧吧，如果葉爾欽勝出的話……
“您怎麼看葉爾欽？”
——我早就認識這個人，我跟他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同過事。他在州委，我在工廠。
我不同意他的俄羅斯社會經濟發展綱要。這一點我已經說過。我也不理解他的行為和行動方式。他在蘇共黨內得到了提拔重用，當上了政治局候補委員，成了首都黨組織的領導人，可後來卻把自己受到的教育、自己20年來一直在黨的紀律協助下宣傳推廣的一切，放到腳下踐踏。這叫什麼立場？他還掀起了一場反對中央的“戰爭”！無論什麼時候他都覺得有人跟他作對。
最後我要直言不諱地說：如果選舉我為俄羅斯總統，我會為俄羅斯而鬥爭，捍衛它的利益。但同時我也要實行一條保全蘇聯的路線。
這些都是在1991年5月30日說的。讀者可以對我當時對葉爾欽勝選後的預見性予以評說。有些東西我還是可能估計不足，但就總體而言我對人民和國家命運的擔憂還是實現了。在總統競選活動當中，我在6名候選人中贏得了第二的位置。對於未來總統的競選班子而言，迅雷不及掩耳也是他們的戰略考慮：可不能給時間讓老百姓多思考。於是，任務就這樣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