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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詳述競選活動中的一波三折。什麼都有了：有誣衊造謠，有髒水淋頭，也有含血噴人。總之無所不用其極。而且，還常常把我的名字同戈巴契夫連在一起。我做了很大努力向人們解釋，說實情根本不是這樣，我們早已分道揚鑣，說他已背叛了改革的理想，背叛了那些曾跟他一同創業共事的人，但並非所有的人都能聽得進去。人們投票不僅是為了選葉爾欽，而且還是為了反戈巴契夫。而且，我的反對者在把我跟他“捆在一起”這件事上也沒有少下工夫。
為了能對那個時代和當時出現的局勢有一個概念，讓我來引用一段《蘇維埃俄羅斯報》在大選兩星期前發表的訪問記。我通過這份很有權威的出版物於國內旅行期間回答了該報記者別蘭所提的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採訪的標題《我建議走另外一條路……》本身就很說明問題。
“他怎麼敢把自己放到俄羅斯總統的寶座上？大家都知道，人民將選舉葉爾欽。”“您是奉戈巴契夫之命呢還是奉中央之命？”
——我是自願參選的。既不是奉中央之命，也不是奉戈巴契夫之命。當了5年的國家部長會議主席，我親身體驗了什麼叫掌權。我嘗夠了掌權的滋味，知道掌權有多辛苦，而且往往是吃力不討好。
但不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俄羅斯，情況都在日益惡化，危機四伏。我不相信葉爾欽現在提出的這個綱領能使局面好轉。情況將更為惡化。所以我不能袖手旁觀，看著局勢發展。這就是我的原因……
現在再來談談向市場過渡的綱要問題。去年（1990）夏天，你們還記得，曾經有過兩個綱要，一個是政府提出的，還有一個就是“500天”綱要。後者還有一個名稱，叫做“休克療法”綱要。我對這個綱要的態度非常明確。我堅信，經濟必須轉上新軌道，而且我還最早提出：硬性計劃分配系統潛力已經到頭，再按老辦法將無法繼續前進，需要轉向比較有彈性的經濟關係形式了。但我們提出的模式是可調控的市場，是逐步平穩過渡。當舊的東西倒下去的時候，當時就應該有新的東西建立起來，就應該仔細衡量，預測、而不是揮動板斧，速戰速決。
我堅決反對“休克療法”這種辦法。我過去認為，現在也還是認為，幾個月之內就要過渡到新經濟關係的做法，將會引發非常嚴重的後果。
為了向自由市場過渡，就應該建立相應的結構。如果非要像現在這樣說：好了，從新的年度開始就廢止國家訂貨了，你們就自謀出路吧，那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眼下已經是困難重重了，但如果從新的一年開始乾脆就不要調控，那大批企業將無法工作。特別是機械製造業，因為企業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合作關係。
還有一條：我贊成所有制形式的多樣化。應該找到一種形式，讓人真正成為自己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至於說到小企業，什麼手工作坊、快餐店、商業店鋪等等，那我們這裡還可能出現私有制。在這種情況下，我主張那些本身就在小企業工作的人有優先權，讓他們首先能夠得到這些企業。讓他們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命運，不必通過交易市場、拍賣市場，因為在那種地方，占便宜的都是賺大錢的人。
至於說到大型企業，可以有股份制，有集體所有制，比方說，每一個工作的集體成員都可分得生產資料，也可分得自己的一份利潤，這就叫全民企業。就應該走這樣的道路。在農業中我堅決反對土地私有，反對把起商品生產作用的土地自由買賣。（我要說明：我說的是“起商品生產作用的土地”，當然不是指宅旁地，園田地和別墅用地。）
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在土地上勞動，他可以根據自己的心意選擇：想當農莊主嗎？請吧；想留在集體農莊嗎？隨便。我還主張租賃的土地可以作為遺產繼承。不過是不是可以買賣呢？……
“對於那些不盈利的企業，您怎麼看待它們的私有化問題？”“您是個保守派，您反對住房改革。那就是說，您想把我們拖回停滯時期。”
——我決不同意那些提出號召要在新年之前跟虧損企業“做個了斷”和強行把它們私有化，也就是把它們拍賣的人。這樣匆忙從事是非常危險的。
就拿煤炭工業來說，它欠了國家230億盧布的債。可是如果我們土生土長的或者是外國的商人們把這些礦山買下來，那又會出現什麼情況呢？誰去為成千上萬的失業工人著想呢？因此我理解，企業虧損的確是我們的不幸，這是我國經濟脖子上的鉛墜。但是要提出強制私有化的口號看來還早。今天，我們25%的農場都虧損，那怎麼辦，難道把集體化再做回去？也許，是否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幫助經濟重新站起來？其中也包含引入新的所有制形式？
再來談談住宅私有化的問題。一年前這個問題在總統顧問委員會上討論過。有人建議建立住宅市場，允許自由買賣住宅。為了加速建立這樣一個市場，有人建議大幅提高房租，特別是對超過標準的面積。聽起來似乎很動人。但是我立刻表示堅決反對。不能不經深入研究和計算就這樣輕率地對待這個問題。今天，比方說，我們蘇聯有6000萬退休職工。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其中3000萬人有超過標準的住宅，有的5平方，有的10平方，還有的更多。有的因為孩子走了，有的因為丈夫或者妻子去世了……於是便出現了這種情況。難道說要把這些老人從窩裡起出去？一個家可不僅僅是四堵牆。這更多的是一個道德問題，是一個品德問題。同時也是個物質問題：想一想，如果為超標的住宅他們要付所說的那種高價，那什麼養老金也剩不下。
為了能對那個時代和當時出現的局勢有一個概念，讓我來引用一段《蘇維埃俄羅斯報》在大選兩星期前發表的訪問記。我通過這份很有權威的出版物於國內旅行期間回答了該報記者別蘭所提的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採訪的標題《我建議走另外一條路……》本身就很說明問題。
“他怎麼敢把自己放到俄羅斯總統的寶座上？大家都知道，人民將選舉葉爾欽。”“您是奉戈巴契夫之命呢還是奉中央之命？”
——我是自願參選的。既不是奉中央之命，也不是奉戈巴契夫之命。當了5年的國家部長會議主席，我親身體驗了什麼叫掌權。我嘗夠了掌權的滋味，知道掌權有多辛苦，而且往往是吃力不討好。
但不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俄羅斯，情況都在日益惡化，危機四伏。我不相信葉爾欽現在提出的這個綱領能使局面好轉。情況將更為惡化。所以我不能袖手旁觀，看著局勢發展。這就是我的原因……
現在再來談談向市場過渡的綱要問題。去年（1990）夏天，你們還記得，曾經有過兩個綱要，一個是政府提出的，還有一個就是“500天”綱要。後者還有一個名稱，叫做“休克療法”綱要。我對這個綱要的態度非常明確。我堅信，經濟必須轉上新軌道，而且我還最早提出：硬性計劃分配系統潛力已經到頭，再按老辦法將無法繼續前進，需要轉向比較有彈性的經濟關係形式了。但我們提出的模式是可調控的市場，是逐步平穩過渡。當舊的東西倒下去的時候，當時就應該有新的東西建立起來，就應該仔細衡量，預測、而不是揮動板斧，速戰速決。
我堅決反對“休克療法”這種辦法。我過去認為，現在也還是認為，幾個月之內就要過渡到新經濟關係的做法，將會引發非常嚴重的後果。
為了向自由市場過渡，就應該建立相應的結構。如果非要像現在這樣說：好了，從新的年度開始就廢止國家訂貨了，你們就自謀出路吧，那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眼下已經是困難重重了，但如果從新的一年開始乾脆就不要調控，那大批企業將無法工作。特別是機械製造業，因為企業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合作關係。
還有一條：我贊成所有制形式的多樣化。應該找到一種形式，讓人真正成為自己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至於說到小企業，什麼手工作坊、快餐店、商業店鋪等等，那我們這裡還可能出現私有制。在這種情況下，我主張那些本身就在小企業工作的人有優先權，讓他們首先能夠得到這些企業。讓他們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命運，不必通過交易市場、拍賣市場，因為在那種地方，占便宜的都是賺大錢的人。
至於說到大型企業，可以有股份制，有集體所有制，比方說，每一個工作的集體成員都可分得生產資料，也可分得自己的一份利潤，這就叫全民企業。就應該走這樣的道路。在農業中我堅決反對土地私有，反對把起商品生產作用的土地自由買賣。（我要說明：我說的是“起商品生產作用的土地”，當然不是指宅旁地，園田地和別墅用地。）
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在土地上勞動，他可以根據自己的心意選擇：想當農莊主嗎？請吧；想留在集體農莊嗎？隨便。我還主張租賃的土地可以作為遺產繼承。不過是不是可以買賣呢？……
“對於那些不盈利的企業，您怎麼看待它們的私有化問題？”“您是個保守派，您反對住房改革。那就是說，您想把我們拖回停滯時期。”
——我決不同意那些提出號召要在新年之前跟虧損企業“做個了斷”和強行把它們私有化，也就是把它們拍賣的人。這樣匆忙從事是非常危險的。
就拿煤炭工業來說，它欠了國家230億盧布的債。可是如果我們土生土長的或者是外國的商人們把這些礦山買下來，那又會出現什麼情況呢？誰去為成千上萬的失業工人著想呢？因此我理解，企業虧損的確是我們的不幸，這是我國經濟脖子上的鉛墜。但是要提出強制私有化的口號看來還早。今天，我們25%的農場都虧損，那怎麼辦，難道把集體化再做回去？也許，是否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幫助經濟重新站起來？其中也包含引入新的所有制形式？
再來談談住宅私有化的問題。一年前這個問題在總統顧問委員會上討論過。有人建議建立住宅市場，允許自由買賣住宅。為了加速建立這樣一個市場，有人建議大幅提高房租，特別是對超過標準的面積。聽起來似乎很動人。但是我立刻表示堅決反對。不能不經深入研究和計算就這樣輕率地對待這個問題。今天，比方說，我們蘇聯有6000萬退休職工。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其中3000萬人有超過標準的住宅，有的5平方，有的10平方，還有的更多。有的因為孩子走了，有的因為丈夫或者妻子去世了……於是便出現了這種情況。難道說要把這些老人從窩裡起出去？一個家可不僅僅是四堵牆。這更多的是一個道德問題，是一個品德問題。同時也是個物質問題：想一想，如果為超標的住宅他們要付所說的那種高價，那什麼養老金也剩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