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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日益嚴重的分歧對經濟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而經濟的惡化反過來又加強了國家的解體過程。我們陷入了一個罪惡的怪圈。但所有衝破怪圈的努力都遇到了瘋狂的抵制。
離開我退出舞台的日子也就是一個多月的時間了……
為什麼我非要拖到犯心梗之後才下台？為什麼我沒有在跟戈巴契夫談過之後，或者後來在那次令人感到無比沉痛的全會的新聞發布會上就宣布下台？為什麼當周圍所有的人，包括戈巴契夫，當那些跟我並肩走過漫長道路的人，都在狠狠地扇我跟政府的大耳刮子時，我還在忍耐？難道我沒有自尊心？難道總理的交椅對我就那麼寶貴？
不，我要回答，不是的。是普通的責任感支撐著我。最高蘇維埃11月全會過後，我就已經作出了辭職的決定。而將它宣布則是在12月初，那是在第四屆大會開幕之前。因此，病情只不過是使一切提前了一兩個星期。
有一次我翻出了一頁答記者問的記錄，已經記不清是回答誰的問題了。可能是回答一家外國報紙的提問。那裡有這樣一個問題：“近來政府常常受到批評，甚至要求它下台。您看來並不像是一個賴在位子上不肯辭職，只知道追逐官位和前程的人。那是什麼迫使您要如此執著地推行自己的路線呢？”
我是這樣回答的：
問題在於政府的路線使有些人感到不滿意，這條路線之所以強硬，是由於它牽涉到我們的國家是否能繼續存在，國民經濟中是否會出現混亂，那些靠工資、養老金和助學金過日子的人是否能得到社會保障，而一旦去除了所有的或幾乎所有的調節因素，人們是否能經受住市場自發勢力的打擊。有人以此作為賭注，竟說政府無法擺脫保守思維。不對！政府為了有助於擺脫危機，願意敞開大門。不過，作為一屆對人民負責的政府，它沒有權力跟在那些想把一切都打得落花流水，根本不計後果的人後面跑。政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保證人民如何能以最小的代價來完成向市場的過渡。如果有人責難政府忘記了這一點，那麼，他要麼是不了解情況，要麼就是，說得客氣點，不大正派……但如果人民，人民在最高蘇維埃的代表，認為政府的行動有損於社會的利益，那就請他們來決定我們的命運好了。
當時說過的每一句話，現在我還可以再說一遍。顯然，我這一代人受到的教育就是這樣：要把事業進行到底，決不投降，不被困難所折服，要盡一切可能，哪怕最後是下台的下場。我也要說一句，就是在我向記者們宣告有可能辭職的那些日子裡，部長會議收到了無數電報，要求我們不要屈服。提出這種要求的不僅有我的同齡人，最使我感到高興，並讓人對光輝未來充滿希望的，是還有許多非常年輕的人，他們說：等一等，不要走，不要半途而廢……
但我們還是不得不走。還是逼得我們非走不可。
12月初，應我的請求，戈巴契夫單獨會見了我。會見時我告訴他，已經下了最後的決心，要辭去國家政府首腦的職務。他聽到之後表現得相當平靜，甚至有一點如釋重負。他跟我一樣，對這次不太輕鬆的談話早有準備。他請我談談關於接任者的意見。我談了自己的想法。
會見臨了，我對戈巴契夫說：
“請記住我的話。現在，有人強迫您拿掉政府。這只是許多犧牲品中的第一件。再往下就是蘇聯最高蘇維埃，然後是您自己。請為國家的前途命運著想，現在還有點時間……”
他從來就是不順心的話不愛聽，最善於對有些問題裝聾作啞……
今天，當我回過頭來分析往事的時候，我毫不動搖地得出了結論：我們是正確的。我們被人稱做保守分子，但我們都是正常的、思維健康的人，我們關心事業，關心人民，關心國家。
我的政府在退出戰鬥時保持了尊嚴，它並沒有被打倒，依然懷著對理想的信念。生活表明，我們是正確的。
1991年6月12日（俄羅斯在1990年宣布主權獨立的日子）宣布，將進行俄羅斯聯邦總統大選。早在4月，各州、各共和國、各勞動集體和許多社會政治活動家就紛紛給我打來電話，請求我同意參選俄羅斯總統。同各地方各單位的代表會見，最後也會提出同樣的請求。在道德上我完全有拒絕的權力，因為我有個理由，就是不久前才得過一場大病。不過，如果是這樣，我一輩子都會因為自己甚至沒有打算參加戰鬥而責備自己。
那是一個對於全國來說都非常可怕的日子。我在注視著當天如暴風驟雨般發展著的事件的同時，清楚地認識到俄羅斯和蘇聯各權力部門之間對立的高潮正在到來。如果葉爾欽在大選中勝出，那麼國家的命運就註定了。如果另一個人勝出，其中也包括雷日科夫，那麼災難還有避免的可能，通過深思熟慮的改革，依靠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國之間正常的相互關係，國家將不會被破壞，局勢將得到穩定。與此同時我還意識到，由於人民對戈巴契夫及其政策沒有好感，由於葉爾欽的反對活動在全國範圍都引起了極度混亂，要想勝出也不那麼容易。人民將會不知所措。許多人心存幻想，期待著當第501天到來的時候能見到天堂，認為葉爾欽才是祖國的大救星。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人們能聽到我警示的聲音。
離開我退出舞台的日子也就是一個多月的時間了……
為什麼我非要拖到犯心梗之後才下台？為什麼我沒有在跟戈巴契夫談過之後，或者後來在那次令人感到無比沉痛的全會的新聞發布會上就宣布下台？為什麼當周圍所有的人，包括戈巴契夫，當那些跟我並肩走過漫長道路的人，都在狠狠地扇我跟政府的大耳刮子時，我還在忍耐？難道我沒有自尊心？難道總理的交椅對我就那麼寶貴？
不，我要回答，不是的。是普通的責任感支撐著我。最高蘇維埃11月全會過後，我就已經作出了辭職的決定。而將它宣布則是在12月初，那是在第四屆大會開幕之前。因此，病情只不過是使一切提前了一兩個星期。
有一次我翻出了一頁答記者問的記錄，已經記不清是回答誰的問題了。可能是回答一家外國報紙的提問。那裡有這樣一個問題：“近來政府常常受到批評，甚至要求它下台。您看來並不像是一個賴在位子上不肯辭職，只知道追逐官位和前程的人。那是什麼迫使您要如此執著地推行自己的路線呢？”
我是這樣回答的：
問題在於政府的路線使有些人感到不滿意，這條路線之所以強硬，是由於它牽涉到我們的國家是否能繼續存在，國民經濟中是否會出現混亂，那些靠工資、養老金和助學金過日子的人是否能得到社會保障，而一旦去除了所有的或幾乎所有的調節因素，人們是否能經受住市場自發勢力的打擊。有人以此作為賭注，竟說政府無法擺脫保守思維。不對！政府為了有助於擺脫危機，願意敞開大門。不過，作為一屆對人民負責的政府，它沒有權力跟在那些想把一切都打得落花流水，根本不計後果的人後面跑。政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保證人民如何能以最小的代價來完成向市場的過渡。如果有人責難政府忘記了這一點，那麼，他要麼是不了解情況，要麼就是，說得客氣點，不大正派……但如果人民，人民在最高蘇維埃的代表，認為政府的行動有損於社會的利益，那就請他們來決定我們的命運好了。
當時說過的每一句話，現在我還可以再說一遍。顯然，我這一代人受到的教育就是這樣：要把事業進行到底，決不投降，不被困難所折服，要盡一切可能，哪怕最後是下台的下場。我也要說一句，就是在我向記者們宣告有可能辭職的那些日子裡，部長會議收到了無數電報，要求我們不要屈服。提出這種要求的不僅有我的同齡人，最使我感到高興，並讓人對光輝未來充滿希望的，是還有許多非常年輕的人，他們說：等一等，不要走，不要半途而廢……
但我們還是不得不走。還是逼得我們非走不可。
12月初，應我的請求，戈巴契夫單獨會見了我。會見時我告訴他，已經下了最後的決心，要辭去國家政府首腦的職務。他聽到之後表現得相當平靜，甚至有一點如釋重負。他跟我一樣，對這次不太輕鬆的談話早有準備。他請我談談關於接任者的意見。我談了自己的想法。
會見臨了，我對戈巴契夫說：
“請記住我的話。現在，有人強迫您拿掉政府。這只是許多犧牲品中的第一件。再往下就是蘇聯最高蘇維埃，然後是您自己。請為國家的前途命運著想，現在還有點時間……”
他從來就是不順心的話不愛聽，最善於對有些問題裝聾作啞……
今天，當我回過頭來分析往事的時候，我毫不動搖地得出了結論：我們是正確的。我們被人稱做保守分子，但我們都是正常的、思維健康的人，我們關心事業，關心人民，關心國家。
我的政府在退出戰鬥時保持了尊嚴，它並沒有被打倒，依然懷著對理想的信念。生活表明，我們是正確的。
1991年6月12日（俄羅斯在1990年宣布主權獨立的日子）宣布，將進行俄羅斯聯邦總統大選。早在4月，各州、各共和國、各勞動集體和許多社會政治活動家就紛紛給我打來電話，請求我同意參選俄羅斯總統。同各地方各單位的代表會見，最後也會提出同樣的請求。在道德上我完全有拒絕的權力，因為我有個理由，就是不久前才得過一場大病。不過，如果是這樣，我一輩子都會因為自己甚至沒有打算參加戰鬥而責備自己。
那是一個對於全國來說都非常可怕的日子。我在注視著當天如暴風驟雨般發展著的事件的同時，清楚地認識到俄羅斯和蘇聯各權力部門之間對立的高潮正在到來。如果葉爾欽在大選中勝出，那麼國家的命運就註定了。如果另一個人勝出，其中也包括雷日科夫，那麼災難還有避免的可能，通過深思熟慮的改革，依靠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國之間正常的相互關係，國家將不會被破壞，局勢將得到穩定。與此同時我還意識到，由於人民對戈巴契夫及其政策沒有好感，由於葉爾欽的反對活動在全國範圍都引起了極度混亂，要想勝出也不那麼容易。人民將會不知所措。許多人心存幻想，期待著當第501天到來的時候能見到天堂，認為葉爾欽才是祖國的大救星。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人們能聽到我警示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