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頁
有位上了年紀的婦女在街上認出了我，看來是不由自主地表達了許多人的想法：“尼古拉?伊萬諾維奇，您當時為什麼不說服我們？！”
為了讓蒙在人們眼睛上、心靈上、思想上的那層紗簾最終能揭下去，讓人們本能地聽到和意識到提請他們注意的、向他們提出過警示的那些東西，還真得需要經過幾個困難苦澀的年頭。想當年向人們提出呼喚的情況還歷歷在目，可那已是如此遙遠的過去。
在我多年來主要從事的國民經濟領域和經濟領域中，有過許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遺憾的是也有不少缺點。我曾不止一次說，逐年來，在許多方面，經濟都越來越成為政治的人質。起初，當改革開始的頭兩三年，那時經濟的運行還是照原來的樣子，遵循指令計劃模式，經濟發展的速度非常快，也很平穩。但由於戈巴契夫不斷花樣翻新的思想，國內經濟生活變得忽冷忽熱。他常到全國各地去東走西走，到處許願。今天加速發展，明天科技進步，後天又是農村問題，冶金行業、電子工業……等等。
我們也曾試圖讓他放鄭重一些，提醒他如果所有的問題堆成堆，經濟勢必受到損害。可是不行：“你們不明白，這可是人民的期待！”人民的確有期待，他們渴望國內發生嚴肅的、根本性的變革——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不過經濟這個東西是有慣性的。要想作必要的調整，就需要時間，不停地折騰它只會妨礙它的發展。過了三四年，老百姓對改革失望了，於是當局再也得不到人們的尊重。事情辦糟了。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過去的經濟模式當年曾解決過許多全球性的、國家的和社會經濟的問題，不過這種模式的潛力已經挖光了。然而說和做並不是一回事，問題的壓力越來越大，可解決它們卻需要時間。結果在相當一部分人心目中，政府逐漸由主張進步的類型“蛻化”成了保守類型。
需要找出一種新模式，它既能刺激國民經濟的發展，又不會引起激烈的震盪。經過好多個月的探討和細緻研究，我們這一屆政府於1990年5月向最高蘇維埃提出了經濟在必要的國家調控機制下向社會導向的市場關係過渡的綱領。我們提出了三種可能的新經濟模式。
其中兩種，是作為參考信息制訂出來的，指出它們可以存在，但卻不是我們所推薦的，因為他們過於激進，為此人民將付出高昂的代價。順便提一句，其中最激進的一個模式，過了半年卻被葉爾欽和蓋達爾拿去作為武器，並於1992年1月開始搞他們的激進經濟改革。至於後果如何，老百姓至今猶然感受在身。
我們向議會提出的方案，是逐步的，漸進式的，計劃花費6年到8年時間向市場關係過渡。此外，我們感到非常不安的是當時國內出現的政治上的不穩定局面：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各種決議、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行使的權力——所有這些都在動搖對國家的治理。在弱勢政權之下開展激進改革，照我看來是不會有前途的，也是非常危險的。蘇聯最高蘇維埃基本同意了我們的綱領，並委託政府在秋季全會之前提出具體建議。
在第一屆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開會的日子裡，我已經說過，為爭奪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和共和國政府主席的位置，鬥爭是非常激烈的。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的位子有好幾個候選人，而且其中的兩位是出自我們的“隊伍”。我指的是我的副手沃羅寧和西拉耶夫。跟過去一樣，充當風向標的是俄羅斯原部長會議主席弗拉索夫。莫斯科郊區布托夫斯基磚廠廠長波恰羅夫是個在選舉中為支持葉爾欽當選代表出過大力的人，這會兒遠遠地跑到了前頭。不過他也似乎明白，一個共和國的總理，說得不好聽點，水平上總該比一個小磚廠的廠長要高一點才是，所以大家也並不急著讓他嘗到這個甜頭。於是波恰羅夫給自己準備了一張重要的王牌——他宣稱：他有一個自己的、在500天之內向市場過渡的綱領。
波恰羅夫提請代表大會裁決的這種“超級革命”的新發明我早就領教過。早在1990年初春，阿巴爾金的小組就曾為蘇聯最高蘇維埃全會制訂過一份向社會導向的市場過渡的政府建議，與此同時我還研究過大量其他方案，要麼是由一個單位或團體提出的，要麼是由個別學者提出的。有兩位年輕經濟學家，一個叫扎多爾諾夫，一個叫米哈伊洛夫，他們搞了一份供討論用的綱要，標題就叫《400天》。目的是為這年3月將選出的國家總統提出一個激進行動計劃。
有一天晚上，當對許多經濟改革原則問題進行例行討論之後，有人告訴我有這麼一份文件存在。我對此並沒有給予注意，建議不要對一些枝節問題浪費精力。可是不知怎麼一來這份綱要落到了波恰羅夫手上。這個人又加進了他的“創造性貢獻”：把“400天”改成了“500天”，在每一個階段上各增加了幾天，然後沒有改動一個字，就把它作為自己的獨創方案端了出來。他還把事情做得更絕，竟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到一個西伯利亞的出版社印了出來。幾乎是在同時，這份綱要也在莫斯科出版了，署的是那兩位經濟學家，還有亞夫林斯基的名字，只不過標題是《400天》。亞夫林斯基當時在蘇聯部長會議的一個委員會工作，他的上司是我的副手阿巴爾金院士。
為了讓蒙在人們眼睛上、心靈上、思想上的那層紗簾最終能揭下去，讓人們本能地聽到和意識到提請他們注意的、向他們提出過警示的那些東西，還真得需要經過幾個困難苦澀的年頭。想當年向人們提出呼喚的情況還歷歷在目，可那已是如此遙遠的過去。
在我多年來主要從事的國民經濟領域和經濟領域中，有過許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遺憾的是也有不少缺點。我曾不止一次說，逐年來，在許多方面，經濟都越來越成為政治的人質。起初，當改革開始的頭兩三年，那時經濟的運行還是照原來的樣子，遵循指令計劃模式，經濟發展的速度非常快，也很平穩。但由於戈巴契夫不斷花樣翻新的思想，國內經濟生活變得忽冷忽熱。他常到全國各地去東走西走，到處許願。今天加速發展，明天科技進步，後天又是農村問題，冶金行業、電子工業……等等。
我們也曾試圖讓他放鄭重一些，提醒他如果所有的問題堆成堆，經濟勢必受到損害。可是不行：“你們不明白，這可是人民的期待！”人民的確有期待，他們渴望國內發生嚴肅的、根本性的變革——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不過經濟這個東西是有慣性的。要想作必要的調整，就需要時間，不停地折騰它只會妨礙它的發展。過了三四年，老百姓對改革失望了，於是當局再也得不到人們的尊重。事情辦糟了。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過去的經濟模式當年曾解決過許多全球性的、國家的和社會經濟的問題，不過這種模式的潛力已經挖光了。然而說和做並不是一回事，問題的壓力越來越大，可解決它們卻需要時間。結果在相當一部分人心目中，政府逐漸由主張進步的類型“蛻化”成了保守類型。
需要找出一種新模式，它既能刺激國民經濟的發展，又不會引起激烈的震盪。經過好多個月的探討和細緻研究，我們這一屆政府於1990年5月向最高蘇維埃提出了經濟在必要的國家調控機制下向社會導向的市場關係過渡的綱領。我們提出了三種可能的新經濟模式。
其中兩種，是作為參考信息制訂出來的，指出它們可以存在，但卻不是我們所推薦的，因為他們過於激進，為此人民將付出高昂的代價。順便提一句，其中最激進的一個模式，過了半年卻被葉爾欽和蓋達爾拿去作為武器，並於1992年1月開始搞他們的激進經濟改革。至於後果如何，老百姓至今猶然感受在身。
我們向議會提出的方案，是逐步的，漸進式的，計劃花費6年到8年時間向市場關係過渡。此外，我們感到非常不安的是當時國內出現的政治上的不穩定局面：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各種決議、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行使的權力——所有這些都在動搖對國家的治理。在弱勢政權之下開展激進改革，照我看來是不會有前途的，也是非常危險的。蘇聯最高蘇維埃基本同意了我們的綱領，並委託政府在秋季全會之前提出具體建議。
在第一屆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開會的日子裡，我已經說過，為爭奪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和共和國政府主席的位置，鬥爭是非常激烈的。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的位子有好幾個候選人，而且其中的兩位是出自我們的“隊伍”。我指的是我的副手沃羅寧和西拉耶夫。跟過去一樣，充當風向標的是俄羅斯原部長會議主席弗拉索夫。莫斯科郊區布托夫斯基磚廠廠長波恰羅夫是個在選舉中為支持葉爾欽當選代表出過大力的人，這會兒遠遠地跑到了前頭。不過他也似乎明白，一個共和國的總理，說得不好聽點，水平上總該比一個小磚廠的廠長要高一點才是，所以大家也並不急著讓他嘗到這個甜頭。於是波恰羅夫給自己準備了一張重要的王牌——他宣稱：他有一個自己的、在500天之內向市場過渡的綱領。
波恰羅夫提請代表大會裁決的這種“超級革命”的新發明我早就領教過。早在1990年初春，阿巴爾金的小組就曾為蘇聯最高蘇維埃全會制訂過一份向社會導向的市場過渡的政府建議，與此同時我還研究過大量其他方案，要麼是由一個單位或團體提出的，要麼是由個別學者提出的。有兩位年輕經濟學家，一個叫扎多爾諾夫，一個叫米哈伊洛夫，他們搞了一份供討論用的綱要，標題就叫《400天》。目的是為這年3月將選出的國家總統提出一個激進行動計劃。
有一天晚上，當對許多經濟改革原則問題進行例行討論之後，有人告訴我有這麼一份文件存在。我對此並沒有給予注意，建議不要對一些枝節問題浪費精力。可是不知怎麼一來這份綱要落到了波恰羅夫手上。這個人又加進了他的“創造性貢獻”：把“400天”改成了“500天”，在每一個階段上各增加了幾天，然後沒有改動一個字，就把它作為自己的獨創方案端了出來。他還把事情做得更絕，竟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到一個西伯利亞的出版社印了出來。幾乎是在同時，這份綱要也在莫斯科出版了，署的是那兩位經濟學家，還有亞夫林斯基的名字，只不過標題是《400天》。亞夫林斯基當時在蘇聯部長會議的一個委員會工作，他的上司是我的副手阿巴爾金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