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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剽竊行為昭然若揭。亞夫林斯基甚至不得不在《莫斯科新聞》上發表了一個聲明：“波恰羅夫在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提出的“500天綱要”，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個全蘇綱要策劃的……”
不過，政治文章方面的剽竊以及圍在亞夫林斯基身邊低聲下氣地奔走忙碌，並沒有能幫得了波恰羅夫，最後他還是沒能當上總理。亞夫林斯基後來反而在沙塔林院士、戈巴契夫和葉爾欽的支持下，靠自己手下那批青年同事的根本不現實的、純屬空想的經濟理論，贏得了好響亮的名聲。正是在那次答記者問中，他把自己同那群有經驗的學者區隔開來：“至於說到擁護“500天綱要”的人當中將會有一些反對者，其中包括某些著名經濟學家，像阿巴爾金、沙塔林、亞辛等，我看是一樁好事。”不過亞夫林斯基可是把沙塔林和亞辛看錯了，他們選擇了倒向速戰速決的“500天綱要”，而沙塔林居然還同他分享了原創者的榮譽：這個綱要被稱做“沙塔林—亞夫林斯基綱要”，而沙塔林更坐上了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副主席的交椅。
1991年，當時已經因自己的（抑或不是自己的？）“500天綱要”而聞名遐邇的亞夫林斯基前往美國訪問。他從那邊帶回了一個蘇聯經濟形勢的分析報告，報告上白紙黑字寫著，要想完成艱苦異常的向市場的衝擊，至少需要6—8年的時間，而且提出了一個跟我們一致的期限——1997年。
不過，報刊媒體就仿佛是聽了統一指揮似的為這“500天”綱要猛吹不已，它們完全忘記了蘇聯最高蘇維埃已經通過了政府的提案，並委託政府再把提案補充一下，做一些修訂。我對我國的這個“第四權力機構”可以說深有了解，相信它要找的是一個代人受過之人，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找個“替罪羊”，這樣就可以把經濟政策的所有錯誤都推到它頭上。再說得清楚點，不是報刊媒體需要這麼個替罪羊，而是戈巴契夫需要，因為這個人當然不會承認自己有什麼過錯。
對於我國科學界的總體而言，特別是對於經濟學界而言，有一件事很不幸，就是其中混進了許多人，他們非常善於利用早已發現的、早已驗證過的東西來為自己撈取學位和職稱，甚至全靠這一手。搞陰謀詭計的本事得到的評價永遠不會比發現新事物的本事來得低。我這一輩子當中，有許多年是跟生產一線和經濟工作打交道的。我所了解的學者有好幾百，我很看重他們，他們是事業的推進者。如果說他們有許多想法在好多方面都出現了不了了之的現象，那也不是他們的錯。這是我國悲劇中不可分的一部分……
戈巴契夫和葉爾欽的對立簡直就把國家分裂成了兩個敵對陣營，這種情況使我們的工作變得沒有意義，因為俄羅斯聯邦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之後，在全蘇法律和各加盟共和國的法律之間，便爆發了一場混戰，它首先打擊的是事業，是經濟，是人。
1990年7月末，在戈巴契夫外出休假之前，他明確地表示了自己對把經濟推向市場原則的這份政府綱要的立場，而在5月份的總統辦公會上，他也早已表示過同意的態度。然而到了8月份卻透露出來，原來在蘇聯和俄羅斯兩位領導人之間背著我又達成了一項協議。什麼協議呢？8月3日播出的葉爾欽電視訪談回答了這個問題。從這次電視談話的摘要中，可以得出一個無可置疑的結論，即國家總統早在當時就已經走上了不可饒恕的妥協之路，並在後來導致國家毀滅。
現在我不加任何改動，一字不易地將這部分訪談內容引用如下：
問：……您曾經在我們的訪談中提起過，您打算建議中央接受俄羅斯的綱領。您還提到，無論中央是否接受這一綱領，您也還是會堅持俄羅斯應該有自己的經濟綱領。請告訴我，如果，比方說，中央不接受您的綱領，在這種情況下您會採取什麼行動？
答：今天我可以告訴你，中央是一定會接受的，因為今天《消息報》上登了，戈巴契夫和葉爾欽兩個人簽訂了一個專門的類似於協定的東西，打算以俄羅斯的綱要為思想基礎，建立一個小組，而這個小組將以俄羅斯的綱要為基礎，搞一個全蘇的綱領。也就是說，不是政府搞的那個現在受到批評的全蘇綱要。我想，要通過的當然不會是那個綱要，是吧？這將導致全蘇政府退位，而綱要將會是以俄羅斯觀點為基礎的那個綱要，一定是以俄羅斯觀點為基礎的。我跟戈巴契夫就是在那個時候簽署這樣一個文件的。那時候我也在這兒。（指葉爾欽也在那兒休假。——作者）我們通過幾次電話，然後就簽署了這樣一個文件。我搞了一個書面建議給他，指出這是唯一的出路。我們建議按俄羅斯綱要來搞，要避免讓我們再搞一套俄羅斯的貨幣單位，因為如果蘇聯不接受，那我們就要在俄羅斯內部來實施這個綱要，我們將使用自己的貨幣單位。那我們將不得不走這一步。
好多媒體，特別是《消息報》，立刻作出了大膽的猜測，說是出現了一個強勢聯盟——戈巴契夫和葉爾欽，而“帝國的獨裁中央”將淘汰出局，正在制訂的綱要將成為聯盟條約經濟部分的核心，這一協議將促進各主權共和國的實際團結等等。字裡行間透露出來的意思就是：要打倒雷日科夫政府，它妨礙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迅速改變。我跟我的戰友們完全看得清清楚楚，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極端主義將毀掉這個國家，改變社會制度。我們無法同意這一點。我們明白，就實質而言，這事不僅關係到是否能為人民、為社會、為國家進行政治經濟體制變革的問題，而且更關係到國家民族的存亡。
不過，政治文章方面的剽竊以及圍在亞夫林斯基身邊低聲下氣地奔走忙碌，並沒有能幫得了波恰羅夫，最後他還是沒能當上總理。亞夫林斯基後來反而在沙塔林院士、戈巴契夫和葉爾欽的支持下，靠自己手下那批青年同事的根本不現實的、純屬空想的經濟理論，贏得了好響亮的名聲。正是在那次答記者問中，他把自己同那群有經驗的學者區隔開來：“至於說到擁護“500天綱要”的人當中將會有一些反對者，其中包括某些著名經濟學家，像阿巴爾金、沙塔林、亞辛等，我看是一樁好事。”不過亞夫林斯基可是把沙塔林和亞辛看錯了，他們選擇了倒向速戰速決的“500天綱要”，而沙塔林居然還同他分享了原創者的榮譽：這個綱要被稱做“沙塔林—亞夫林斯基綱要”，而沙塔林更坐上了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副主席的交椅。
1991年，當時已經因自己的（抑或不是自己的？）“500天綱要”而聞名遐邇的亞夫林斯基前往美國訪問。他從那邊帶回了一個蘇聯經濟形勢的分析報告，報告上白紙黑字寫著，要想完成艱苦異常的向市場的衝擊，至少需要6—8年的時間，而且提出了一個跟我們一致的期限——1997年。
不過，報刊媒體就仿佛是聽了統一指揮似的為這“500天”綱要猛吹不已，它們完全忘記了蘇聯最高蘇維埃已經通過了政府的提案，並委託政府再把提案補充一下，做一些修訂。我對我國的這個“第四權力機構”可以說深有了解，相信它要找的是一個代人受過之人，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找個“替罪羊”，這樣就可以把經濟政策的所有錯誤都推到它頭上。再說得清楚點，不是報刊媒體需要這麼個替罪羊，而是戈巴契夫需要，因為這個人當然不會承認自己有什麼過錯。
對於我國科學界的總體而言，特別是對於經濟學界而言，有一件事很不幸，就是其中混進了許多人，他們非常善於利用早已發現的、早已驗證過的東西來為自己撈取學位和職稱，甚至全靠這一手。搞陰謀詭計的本事得到的評價永遠不會比發現新事物的本事來得低。我這一輩子當中，有許多年是跟生產一線和經濟工作打交道的。我所了解的學者有好幾百，我很看重他們，他們是事業的推進者。如果說他們有許多想法在好多方面都出現了不了了之的現象，那也不是他們的錯。這是我國悲劇中不可分的一部分……
戈巴契夫和葉爾欽的對立簡直就把國家分裂成了兩個敵對陣營，這種情況使我們的工作變得沒有意義，因為俄羅斯聯邦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之後，在全蘇法律和各加盟共和國的法律之間，便爆發了一場混戰，它首先打擊的是事業，是經濟，是人。
1990年7月末，在戈巴契夫外出休假之前，他明確地表示了自己對把經濟推向市場原則的這份政府綱要的立場，而在5月份的總統辦公會上，他也早已表示過同意的態度。然而到了8月份卻透露出來，原來在蘇聯和俄羅斯兩位領導人之間背著我又達成了一項協議。什麼協議呢？8月3日播出的葉爾欽電視訪談回答了這個問題。從這次電視談話的摘要中，可以得出一個無可置疑的結論，即國家總統早在當時就已經走上了不可饒恕的妥協之路，並在後來導致國家毀滅。
現在我不加任何改動，一字不易地將這部分訪談內容引用如下：
問：……您曾經在我們的訪談中提起過，您打算建議中央接受俄羅斯的綱領。您還提到，無論中央是否接受這一綱領，您也還是會堅持俄羅斯應該有自己的經濟綱領。請告訴我，如果，比方說，中央不接受您的綱領，在這種情況下您會採取什麼行動？
答：今天我可以告訴你，中央是一定會接受的，因為今天《消息報》上登了，戈巴契夫和葉爾欽兩個人簽訂了一個專門的類似於協定的東西，打算以俄羅斯的綱要為思想基礎，建立一個小組，而這個小組將以俄羅斯的綱要為基礎，搞一個全蘇的綱領。也就是說，不是政府搞的那個現在受到批評的全蘇綱要。我想，要通過的當然不會是那個綱要，是吧？這將導致全蘇政府退位，而綱要將會是以俄羅斯觀點為基礎的那個綱要，一定是以俄羅斯觀點為基礎的。我跟戈巴契夫就是在那個時候簽署這樣一個文件的。那時候我也在這兒。（指葉爾欽也在那兒休假。——作者）我們通過幾次電話，然後就簽署了這樣一個文件。我搞了一個書面建議給他，指出這是唯一的出路。我們建議按俄羅斯綱要來搞，要避免讓我們再搞一套俄羅斯的貨幣單位，因為如果蘇聯不接受，那我們就要在俄羅斯內部來實施這個綱要，我們將使用自己的貨幣單位。那我們將不得不走這一步。
好多媒體，特別是《消息報》，立刻作出了大膽的猜測，說是出現了一個強勢聯盟——戈巴契夫和葉爾欽，而“帝國的獨裁中央”將淘汰出局，正在制訂的綱要將成為聯盟條約經濟部分的核心，這一協議將促進各主權共和國的實際團結等等。字裡行間透露出來的意思就是：要打倒雷日科夫政府，它妨礙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迅速改變。我跟我的戰友們完全看得清清楚楚，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極端主義將毀掉這個國家，改變社會制度。我們無法同意這一點。我們明白，就實質而言，這事不僅關係到是否能為人民、為社會、為國家進行政治經濟體制變革的問題，而且更關係到國家民族的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