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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歲月應能謹慎地作證：事實上，和平只建立在一個相當不穩定的基礎上。即世界上的大國把接受現狀作為各國唯一可行的政策框架，大家都不願再承受任何大動亂。事實上，拿破崙戰爭結束後，也正是在這一基礎上維持了歐洲半個世紀的和平。但是，在一個我們看到的1945年後經濟與社會迅速變革的年代，要想保持政治穩定，需要特殊的智慧，來規劃政策與措施，這就像要節儉之神從他吝嗇的手中施捨出一點點東西來一樣困難。不過，人們至少可以有合理程度的信心，同意在歐洲體系框架內，今後的戰爭，有兩條充分的理由預言它們同本書上述有關戰爭發展的種種特點具有根本的區別。
首先一條理由，“歐洲”作為一個自我抑制的“國家群”體系，已不復存在。正像15世紀末，哈布斯堡王室與瓦盧瓦王室那樣強大的外援軍進入義大利各自支持衝突中的—方，把義大利半島分割掉，於是義大利城邦體系就不復存在了。當蘇聯紅軍在莫斯科以北頭一次反攻顯示出蘇聯的強大力量、珍珠港事變把美國帶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1年12月的一個星期內，“歐洲的歷史”就此結束了。這兩個國家，文化根源都來自歐洲，但她們擁有的資源的規模，把所有的歐洲強國都比了下去。她們打算建立一個新的政治與經濟體系，由她們來做中心；她們把歐洲一分為二，分界線就是從前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向東進軍的前線。將來，就像從前的義大利城邦那樣，歐洲國家間的任何衝突哪怕只是地方性的，也將引起各自背後的恩主的參與；反過來，也一樣。歐洲如發生一場戰爭，將是全球範圍大對抗的一個局部性衝突，戰爭的策劃與部署，亦將限於這一範疇。
其次，歐洲不僅已經不是一個自我抑制的國家群體系，而且也不再是世界政治體系的中心。15世紀以前，歐洲體系同世界上的其他許多體系同時並存，歐洲同其他地區大多數國家的交往斷斷續續，有些則中斷了。當時的歐洲首先是擴散了其地理知識，然後是貿易，然後是軍事力量的擴張；直到19世紀末，一個單一的世界政治體系建立起來，歐洲無爭議地成為這個體系的首腦與中心，歐洲一發生戰爭，很少有國家不受影響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一世界模式消失了，讓位於所謂的“兩極”或“多極”的複雜局面，——用這樣的詞來描繪其實是很不適當的。在這個新體系內，歐洲國家仍具有經濟上的重要性，因為歐洲大陸仍是世界上最富有地區之一，但是，她們的政治影響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最敏感的接觸點上已被剝奪了原有的位置。這個最敏感的點，就是把衝突限制於凍結的區域之內。世界各地都發生了戰爭，唯獨歐洲不曾發生。但是，由於發生戰爭的地方主要是曾由歐洲國家主宰過的地區，在這些地方，軍隊成為產生一些新國家或新統治集團的接生婆，因此，歐洲列強長期以來對此始終抱有殘留的興趣，即使沒有直接參與，也總是為那些軍隊提供了顧問、訓練或武器。
20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國際武裝衝突的形式幾乎無窮無荊其中主要的一種形式是所謂的“常規的”衝突，所用武器還可認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用過的武器的後代，雖然是更高級—些、更昂貴一些了，並且年復一年地尋求利用火箭技術與電子技術。到了20世紀70年代，尤其是發明了“準確導向”的火箭（可在戰場上迅速轉移、發射，甚至可由步兵攜帶），便在兩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繼承下來最虔敬的問題上投下了疑問：用人駕駛的飛機取得戰場上的制空權，以及用重坦克取得戰場上的主動權。參謀人員發現他們就像一百年前的參謀人員那樣處於同樣的窘境。他們知道，他們藉以作出推斷的經驗已經過時了；他們所能用來檢驗其可靠性的戰例僅僅是中東地區與印度次大陸的簡短衝突，從這些特殊環境是很難得出什麼確切的結論來的。
然而，已經清楚的是，這類武器——火箭，超音速飛機，核動力潛水艇，與反潛艇驅逐艦——只有技術最先進的國家才能生產，只有教育程度最高的軍隊才能掌握，或者說，即使是最富有的國家也才能掌握很少量的。因此，出現了兩難矛盾，由於工業化國家相對較穩定，最能生產這些武器的國家最不需要它們；而面對同相鄰國家發生武裝衝突最危險的前景的國家，買得起這類武器並會使用的，只限於很小的範圍，並須依賴北半球的富裕國家來提供。許多新國家中，擁有很少量如此高級“硬體”的，便成為一種象徵，就像是18世紀日耳曼的小諸侯國擁有一支小巧玲瓏、純潔無瑕的小軍隊。
天平最敏感的—端是核武器，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試圖進行壟斷，在相當程度上的確做到了壟斷。占有核武器雖然給了占有者一定程度的國際權威，但是這種權威是靠不住的。1949年，蘇聯趕上了美國，也掌握了裂變式原子彈，只在TNT當量上稍遜。此後，兩個超級大國並駕齊驅地競相發展熱核炸彈、洲際飛彈、潛水艇上發射裝置、多彈頭飛彈，以及所有的大規模殺傷武器，競賽規模之大，必須用最豐富的想像力才能設想出：在什麼樣的政治環境下，才能用得上這些武器。然而，這種“新發展”背後的有理性卻是不去使用它，而只用於“威懾”：建立起一種局面，相互斷言，如一方首先使用核武器，必然立即遭到另一方的報復，這種報復是無可逃脫的，其後果是無法接受的。
首先一條理由，“歐洲”作為一個自我抑制的“國家群”體系，已不復存在。正像15世紀末，哈布斯堡王室與瓦盧瓦王室那樣強大的外援軍進入義大利各自支持衝突中的—方，把義大利半島分割掉，於是義大利城邦體系就不復存在了。當蘇聯紅軍在莫斯科以北頭一次反攻顯示出蘇聯的強大力量、珍珠港事變把美國帶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1年12月的一個星期內，“歐洲的歷史”就此結束了。這兩個國家，文化根源都來自歐洲，但她們擁有的資源的規模，把所有的歐洲強國都比了下去。她們打算建立一個新的政治與經濟體系，由她們來做中心；她們把歐洲一分為二，分界線就是從前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向東進軍的前線。將來，就像從前的義大利城邦那樣，歐洲國家間的任何衝突哪怕只是地方性的，也將引起各自背後的恩主的參與；反過來，也一樣。歐洲如發生一場戰爭，將是全球範圍大對抗的一個局部性衝突，戰爭的策劃與部署，亦將限於這一範疇。
其次，歐洲不僅已經不是一個自我抑制的國家群體系，而且也不再是世界政治體系的中心。15世紀以前，歐洲體系同世界上的其他許多體系同時並存，歐洲同其他地區大多數國家的交往斷斷續續，有些則中斷了。當時的歐洲首先是擴散了其地理知識，然後是貿易，然後是軍事力量的擴張；直到19世紀末，一個單一的世界政治體系建立起來，歐洲無爭議地成為這個體系的首腦與中心，歐洲一發生戰爭，很少有國家不受影響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一世界模式消失了，讓位於所謂的“兩極”或“多極”的複雜局面，——用這樣的詞來描繪其實是很不適當的。在這個新體系內，歐洲國家仍具有經濟上的重要性，因為歐洲大陸仍是世界上最富有地區之一，但是，她們的政治影響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最敏感的接觸點上已被剝奪了原有的位置。這個最敏感的點，就是把衝突限制於凍結的區域之內。世界各地都發生了戰爭，唯獨歐洲不曾發生。但是，由於發生戰爭的地方主要是曾由歐洲國家主宰過的地區，在這些地方，軍隊成為產生一些新國家或新統治集團的接生婆，因此，歐洲列強長期以來對此始終抱有殘留的興趣，即使沒有直接參與，也總是為那些軍隊提供了顧問、訓練或武器。
20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國際武裝衝突的形式幾乎無窮無荊其中主要的一種形式是所謂的“常規的”衝突，所用武器還可認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用過的武器的後代，雖然是更高級—些、更昂貴一些了，並且年復一年地尋求利用火箭技術與電子技術。到了20世紀70年代，尤其是發明了“準確導向”的火箭（可在戰場上迅速轉移、發射，甚至可由步兵攜帶），便在兩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繼承下來最虔敬的問題上投下了疑問：用人駕駛的飛機取得戰場上的制空權，以及用重坦克取得戰場上的主動權。參謀人員發現他們就像一百年前的參謀人員那樣處於同樣的窘境。他們知道，他們藉以作出推斷的經驗已經過時了；他們所能用來檢驗其可靠性的戰例僅僅是中東地區與印度次大陸的簡短衝突，從這些特殊環境是很難得出什麼確切的結論來的。
然而，已經清楚的是，這類武器——火箭，超音速飛機，核動力潛水艇，與反潛艇驅逐艦——只有技術最先進的國家才能生產，只有教育程度最高的軍隊才能掌握，或者說，即使是最富有的國家也才能掌握很少量的。因此，出現了兩難矛盾，由於工業化國家相對較穩定，最能生產這些武器的國家最不需要它們；而面對同相鄰國家發生武裝衝突最危險的前景的國家，買得起這類武器並會使用的，只限於很小的範圍，並須依賴北半球的富裕國家來提供。許多新國家中，擁有很少量如此高級“硬體”的，便成為一種象徵，就像是18世紀日耳曼的小諸侯國擁有一支小巧玲瓏、純潔無瑕的小軍隊。
天平最敏感的—端是核武器，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試圖進行壟斷，在相當程度上的確做到了壟斷。占有核武器雖然給了占有者一定程度的國際權威，但是這種權威是靠不住的。1949年，蘇聯趕上了美國，也掌握了裂變式原子彈，只在TNT當量上稍遜。此後，兩個超級大國並駕齊驅地競相發展熱核炸彈、洲際飛彈、潛水艇上發射裝置、多彈頭飛彈，以及所有的大規模殺傷武器，競賽規模之大，必須用最豐富的想像力才能設想出：在什麼樣的政治環境下，才能用得上這些武器。然而，這種“新發展”背後的有理性卻是不去使用它，而只用於“威懾”：建立起一種局面，相互斷言，如一方首先使用核武器，必然立即遭到另一方的報復，這種報復是無可逃脫的，其後果是無法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