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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任何一支西方的軍隊中，服務、供應等後勤人員所占的比例要大大高於戰鬥人員；後勤人員中還包括：修理與保養車輛、武器與通訊設備的人員，司機，戰地倉庫與戰地醫務人員，所有這一大群人都須確實保證自己的食品、工資，並受到妥善管理。在蘇聯，“牙齒”同“尾巴”的比例更高得多：步兵數量與武器數量都高出西方國家，而且幾乎要用馬拉的運輸工具來轉運。只有裝甲部隊和精選的步兵部隊在準備上接近西方水平。陸地戰爭需要科學家在知識的前線上辛勤工作以便取得技術上的強大優勢，即使不如海上戰爭與空中戰爭那麼更具關鍵意義，陸軍仍然在各級水平、各個部門上都要依賴技術進步。
即使是最優秀的士兵，在遇到無線電通訊失靈或運輸中斷時，也是毫無辦法的；而最成功的將領必然是那些能用無線電偵聽設備截獲敵人意圖的準確情報的人。
一大批男子、婦女徵召入伍後，發現他（她)們從事的是本身的職業——如摩托機械師、無線電報務員、女招待或廚子——就像平時一樣。還有更大量的人未被徵召入伍的，都在繼續從事他們的職業為戰爭作貢獻，如礦工、農業工作者、車工鏇工，以及其他本來也可以穿上軍裝的文職公務員。18世紀與19世紀十分盛行、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還殘留痕跡的士兵平民間非常明顯的傳統區別，如今都消失了。尤其是自從空中戰爭使廣大民眾受到的危險同軍隊一樣多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人們覺得，在軍械庫當管理員或在軍事基地的軍官食堂當招待員比在利物浦或漢堡當碼頭工人或商店售貨員，更安全得多。
儘管由狂熱國家主義的民眾支持龐大軍隊的時代已經過去，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仍然是一整個社會與另一整個社會之間的衝突，其絕對意義幾乎同歐洲中世紀時代相仿佛：在這場鬥爭中，每一個人都感到他的價值體系以及他的生存，都受到了外國勢力的威脅，這種外國勢力是無法與之溝通、與之妥協的。這在東方前線尤其明顯：第三帝國領導人的目標正是他們的祖先一千年前的同一目標——擴張領土，屠殺或奴役該地的人民。只有蘇聯政府才能把蘇聯人民的巨大資源點點滴滴地動員起來，精神上與物質上都動員起來，同入侵者進行殊死鬥爭，從而天平傾斜，使上述方面的重要性超過了將軍們的指揮技術與軍事技術奇蹟的重要性。德國人就像拿破崙，依靠進攻的猛烈推動力去爭取決定性的勝利，當進攻失敗後，他們便缺乏資源來維持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而他們的對手卻是蘇聯與美國。
雖然如此，技術引進了一個拿破崙時代未曾有過的因素，這個因素把過去那些其價值很可懷疑的因素都比下去了。德國人如果對噴氣飛機更注意一點的話，也許他們已改變了空戰的面貌。如果他們在火箭技術上投入更多的資源，他們也許就會發明出火箭武器，將會使倫敦夷為平地，並使盟軍登陸諾曼第成為不可能。如果他們的核研究採取另一條道路，並獲得更大的政治後盾，他們也許就發明出了核武器，將使面對它的蘇聯人民的英雄主義與西方盟國的大艦隊就像是馬赫迪的遊牧部族在烏姆杜爾曼遇上了基奇納的部隊。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納伯爵(Kitchener, 1850-1916)，英國陸軍元帥、政治家。在任東蘇丹總督期間(1886－1888)，曾挫敗馬赫迪人(Mahdi)對埃及的入侵。烏姆杜爾曼(Omdurman)，亦譯為恩圖曼，系蘇丹城市。
1945年8月，美國第一次把兩顆原子彈投到了日本，每顆炸彈摧毀了一個中等城市，十二萬人當場死亡。由一個非歐洲的強國來對付另一個非歐洲的強國，結束了他們之間的衝突，在這場衝突里，歐洲只扮演了配角，這標誌著歐洲主宰世界的時代的結束，一個由哥倫布與瓦斯科·德·甘瑪V. da Gama, 1469－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是頭一個航海去印度的歐洲人。五百年前的航行所開闢的新時代來臨了。這也標誌著工業化國家之間各自充分動員民眾，獻出全部潛能，進行大規模戰爭，以圖廢除對方的時代結束了。數年後，熱核武器發明出來了。這種武器具有人類全部有記載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摧毀力，並有火箭能把它們在數分鐘內發射到地球上任何一個地點。在核時代，還需不需要職業士兵的傳統技術？還需不需要愛國人民的忠誠參與？“戰爭”——一千年來歐洲所理解與實施的戰爭，是否已走到了盡頭？
麥可·霍華德
歐洲歷史上的戰爭
阿修比
ronin21
阿修比
尾聲核時代
試圖回答上一章攤出來的問題，會是不成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還只有三十年。拿破崙戰爭過去四十年發生過歐洲列強之間的有限衝突；過去將近一百年才發生一場把各國都牽扯進去的世界大戰。當然，1945年不像1918年那樣，大家以為這場戰爭結束了今後的戰爭，一個人類歷史上可以盡情享樂的時代已現出曙光。勝利後簡短的歡欣一結束，蘇聯同自由資本主義世界間的意識形態對立重新出現，同戰前一樣地不可調和。幾個月的時間，誤解便導致了不合作；幾年時間，不合作便導致軍事對抗，導致和平時期前所未有的擴軍備戰的新水平。到了20世紀50年代，國際秩序似乎只不過是建立在一位著名的美國戰略分析家艾爾伯特·沃爾斯泰特(A. Wohlstetter)所說的“嬌嫩的恐怖平衡”之上。
即使是最優秀的士兵，在遇到無線電通訊失靈或運輸中斷時，也是毫無辦法的；而最成功的將領必然是那些能用無線電偵聽設備截獲敵人意圖的準確情報的人。
一大批男子、婦女徵召入伍後，發現他（她)們從事的是本身的職業——如摩托機械師、無線電報務員、女招待或廚子——就像平時一樣。還有更大量的人未被徵召入伍的，都在繼續從事他們的職業為戰爭作貢獻，如礦工、農業工作者、車工鏇工，以及其他本來也可以穿上軍裝的文職公務員。18世紀與19世紀十分盛行、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還殘留痕跡的士兵平民間非常明顯的傳統區別，如今都消失了。尤其是自從空中戰爭使廣大民眾受到的危險同軍隊一樣多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人們覺得，在軍械庫當管理員或在軍事基地的軍官食堂當招待員比在利物浦或漢堡當碼頭工人或商店售貨員，更安全得多。
儘管由狂熱國家主義的民眾支持龐大軍隊的時代已經過去，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仍然是一整個社會與另一整個社會之間的衝突，其絕對意義幾乎同歐洲中世紀時代相仿佛：在這場鬥爭中，每一個人都感到他的價值體系以及他的生存，都受到了外國勢力的威脅，這種外國勢力是無法與之溝通、與之妥協的。這在東方前線尤其明顯：第三帝國領導人的目標正是他們的祖先一千年前的同一目標——擴張領土，屠殺或奴役該地的人民。只有蘇聯政府才能把蘇聯人民的巨大資源點點滴滴地動員起來，精神上與物質上都動員起來，同入侵者進行殊死鬥爭，從而天平傾斜，使上述方面的重要性超過了將軍們的指揮技術與軍事技術奇蹟的重要性。德國人就像拿破崙，依靠進攻的猛烈推動力去爭取決定性的勝利，當進攻失敗後，他們便缺乏資源來維持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而他們的對手卻是蘇聯與美國。
雖然如此，技術引進了一個拿破崙時代未曾有過的因素，這個因素把過去那些其價值很可懷疑的因素都比下去了。德國人如果對噴氣飛機更注意一點的話，也許他們已改變了空戰的面貌。如果他們在火箭技術上投入更多的資源，他們也許就會發明出火箭武器，將會使倫敦夷為平地，並使盟軍登陸諾曼第成為不可能。如果他們的核研究採取另一條道路，並獲得更大的政治後盾，他們也許就發明出了核武器，將使面對它的蘇聯人民的英雄主義與西方盟國的大艦隊就像是馬赫迪的遊牧部族在烏姆杜爾曼遇上了基奇納的部隊。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納伯爵(Kitchener, 1850-1916)，英國陸軍元帥、政治家。在任東蘇丹總督期間(1886－1888)，曾挫敗馬赫迪人(Mahdi)對埃及的入侵。烏姆杜爾曼(Omdurman)，亦譯為恩圖曼，系蘇丹城市。
1945年8月，美國第一次把兩顆原子彈投到了日本，每顆炸彈摧毀了一個中等城市，十二萬人當場死亡。由一個非歐洲的強國來對付另一個非歐洲的強國，結束了他們之間的衝突，在這場衝突里，歐洲只扮演了配角，這標誌著歐洲主宰世界的時代的結束，一個由哥倫布與瓦斯科·德·甘瑪V. da Gama, 1469－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是頭一個航海去印度的歐洲人。五百年前的航行所開闢的新時代來臨了。這也標誌著工業化國家之間各自充分動員民眾，獻出全部潛能，進行大規模戰爭，以圖廢除對方的時代結束了。數年後，熱核武器發明出來了。這種武器具有人類全部有記載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摧毀力，並有火箭能把它們在數分鐘內發射到地球上任何一個地點。在核時代，還需不需要職業士兵的傳統技術？還需不需要愛國人民的忠誠參與？“戰爭”——一千年來歐洲所理解與實施的戰爭，是否已走到了盡頭？
麥可·霍華德
歐洲歷史上的戰爭
阿修比
ronin21
阿修比
尾聲核時代
試圖回答上一章攤出來的問題，會是不成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還只有三十年。拿破崙戰爭過去四十年發生過歐洲列強之間的有限衝突；過去將近一百年才發生一場把各國都牽扯進去的世界大戰。當然，1945年不像1918年那樣，大家以為這場戰爭結束了今後的戰爭，一個人類歷史上可以盡情享樂的時代已現出曙光。勝利後簡短的歡欣一結束，蘇聯同自由資本主義世界間的意識形態對立重新出現，同戰前一樣地不可調和。幾個月的時間，誤解便導致了不合作；幾年時間，不合作便導致軍事對抗，導致和平時期前所未有的擴軍備戰的新水平。到了20世紀50年代，國際秩序似乎只不過是建立在一位著名的美國戰略分析家艾爾伯特·沃爾斯泰特(A. Wohlstetter)所說的“嬌嫩的恐怖平衡”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