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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巨人即使擁有龐大的武器庫但按兵不動，就像百萬富翁擁有巨大財富但未變為現金，他們仍需要超常規的軍隊來實現他們的政治野心，並應付世界上的種種問題。鑑於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依賴保護的同盟國，似乎證明美國有必要繼續保留一支海軍，而這支海軍的存在正好給蘇聯提供了理由也建立一支與之對抗的海軍。由於東歐與西歐都存在著長長的、易被攻破的邊疆，歐洲那些難以控制的附庸國也需加以控制，因此蘇聯不可能考慮遣散她的龐大軍隊。但是，蘇聯軍隊就在家門口，給西歐國家帶來了嚴重問題。儘管西歐國家經濟富裕、人口稠密，但也無法在政治上、經濟上聯合起來以便建立一支和蘇聯同樣規模的軍隊。20世紀50年代初作過一些試探性的努力，結果仍然只有依賴於美國核力量威懾作用的保護。
蘇聯在十年之內，不僅以她的常規軍力威懾西歐，而且用自已的核武庫威脅美國，西歐的防衛呈現更複雜的局面。
英國與法國有了自己的小規模核力量，但這些核武器除了在本土遭進攻時可起到一點防禦作用外，對別人起不到威懾作用。美國在歐洲盟國部署了戰術性的核武器——核彈頭火箭，限於戰場上使用；但即使是有限使用，也引起了大眾的不安，因為究竟在什麼情況下可以使用從未完全明確。也許最好的辦法正是不弄明確。西方戰略計劃的混亂，也許不像某些分析家認為的那麼重要。最根本的是要確保蘇聯進攻時將立即遭到頑強的抵抗。也許不能確定這類抵抗將很快運用、或最終導致運用核武器，但也同樣地不確定是否一定不用。
總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十五年內，歐洲兩個勝利的大國：英國與法國，為了鞏固各自的帝國，手上有許多緊迫的問題要解決，而蘇聯與美國則在競相加速歐洲的分裂。
在這方面，高技術代替不了基本的政治手段，全非洲與全亞洲，尤其是亞洲，他們從列寧那裡學來革命化的組織工作的技術，並從毛澤東那裡學會把革命組織同游擊戰爭結合起來，以反對外國軍隊支持的、不受人民歡迎、壓在人民頭上的政府。
毛澤東的方法曾在1937—1945年日本占領中國期間用過，並在1946—1949年間打敗由美國裝備的蔣介石軍隊的戰鬥中得到完善。胡志明1946－1954年間模仿毛澤東的方法在印度支那反對法國人取得顯著成功；但在馬來亞、新加坡，英國人由於把耐心、政治技巧與當地的有利環境結合起來，方能擊敗國家主義者。法國軍隊決定從失敗中接受教訓，研究了“革命戰爭”的概念，設計出對付的辦法，試圖用在自1945年以來就動盪不安的阿爾及利亞身上。但是法國人失敗了，部分原因是因為當地法國居民堅持不合作態度；部分原因是因為法國人民明確表示不願再支持另一場曠日持久的殖民戰爭；再就是因為他們採用的口號“法屬阿爾及利亞”帶來了無從調和的兩難問題。阿爾及利亞人不能再容忍法國人的統治，正像印度人不能再受英國人統治，或一百年前義大利人不能再容忍奧地利人的統治一樣。當地政府依靠外國的武器、顧問與資本，已不能得到民眾的認同，後來美國在越南也發現了這個道理。
因此，到了20世紀的最後二十年，歐洲地平線上的軍隊再次縮回到保衛自己領土的規模，當然，我們已看到，這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他們在社會與政治方面的問題同軍事問題一樣多。軍隊已不再像一百五十年前那樣被看作是國家驕傲的體現，是國家紋章中的主幹。上述高精度武器的發明逐漸使軍人成為技術專家，他們的戰鬥力主要依靠武器的威力而不是人的力量。雖然大陸國家仍保持著徵兵制，軍隊的核心都是掌握高技術的專家，這些專家都是從其他專業部門選拔來的，既不能輕易徵調，也不容易留祝再者，維持三十年和平的結果，就像拿破崙戰爭結束以後那樣，孕育出一代新人，他們對軍事不感興趣，他們輕視軍事的價值，把軍隊看作是大可懷疑、無法理解與不屑一顧的混合物。德國尤其如此，軍事傳統的榮耀己黯然失色，軍隊難以吸引青年人的興趣與支持。西方世界中那些在和平中誕生與成長，除了和平別的都未見過的新的一代，離開軍事十萬八千里，鑽進了衣著打扮、頭髮長度與休閒生活方式等等的瑣事中去了。看來自我選擇最明白不過的是去追求愛情而不是戰爭。他們當中，越有政治意識，越對政治與社會制度中的不平等十分反感；他們願意同外國人來往，看不到外面世界對他們有什麼危險的威脅。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參加了防衛工作，尤其是參與（或默許）把核武器用於大規模毀滅行動的，被民眾看作是政府從事非正義的罪惡活動的幫凶。
核時代的戰爭已無需徵調大量經過軍事技巧訓練與軍事學說教育的後備役官兵了。對軍事懷疑、冷漠、敵對的看法散播開來，雖然對西歐軍事力量並未立刻發生影響，但長期以往，必定要產生影響。看來，軍事部門的自信心有可能大大降低，並將增強反對大量軍事預算的社會勢力；而生產武器的費用增長又勢必迫使軍事部門要求增加預算。人們也許可以感到寬慰的是，經過一千年武裝衝突，歐洲已建立起這樣一個社會，這個社會已有了充分的安全感，可以不再理會傳統的戰爭價值，但這種感覺是完全靠不住的，因為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是如此地參差不齊、不可捉摸，那樣的自信將被證明是不成熟的。1945年以來，並未改變戰爭或戰爭威脅仍然是國家政策的有效工具這一定論。對待那些並未設置自身安全防備的民族來說，這樣的工具還的確會是非常有效的。
蘇聯在十年之內，不僅以她的常規軍力威懾西歐，而且用自已的核武庫威脅美國，西歐的防衛呈現更複雜的局面。
英國與法國有了自己的小規模核力量，但這些核武器除了在本土遭進攻時可起到一點防禦作用外，對別人起不到威懾作用。美國在歐洲盟國部署了戰術性的核武器——核彈頭火箭，限於戰場上使用；但即使是有限使用，也引起了大眾的不安，因為究竟在什麼情況下可以使用從未完全明確。也許最好的辦法正是不弄明確。西方戰略計劃的混亂，也許不像某些分析家認為的那麼重要。最根本的是要確保蘇聯進攻時將立即遭到頑強的抵抗。也許不能確定這類抵抗將很快運用、或最終導致運用核武器，但也同樣地不確定是否一定不用。
總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十五年內，歐洲兩個勝利的大國：英國與法國，為了鞏固各自的帝國，手上有許多緊迫的問題要解決，而蘇聯與美國則在競相加速歐洲的分裂。
在這方面，高技術代替不了基本的政治手段，全非洲與全亞洲，尤其是亞洲，他們從列寧那裡學來革命化的組織工作的技術，並從毛澤東那裡學會把革命組織同游擊戰爭結合起來，以反對外國軍隊支持的、不受人民歡迎、壓在人民頭上的政府。
毛澤東的方法曾在1937—1945年日本占領中國期間用過，並在1946—1949年間打敗由美國裝備的蔣介石軍隊的戰鬥中得到完善。胡志明1946－1954年間模仿毛澤東的方法在印度支那反對法國人取得顯著成功；但在馬來亞、新加坡，英國人由於把耐心、政治技巧與當地的有利環境結合起來，方能擊敗國家主義者。法國軍隊決定從失敗中接受教訓，研究了“革命戰爭”的概念，設計出對付的辦法，試圖用在自1945年以來就動盪不安的阿爾及利亞身上。但是法國人失敗了，部分原因是因為當地法國居民堅持不合作態度；部分原因是因為法國人民明確表示不願再支持另一場曠日持久的殖民戰爭；再就是因為他們採用的口號“法屬阿爾及利亞”帶來了無從調和的兩難問題。阿爾及利亞人不能再容忍法國人的統治，正像印度人不能再受英國人統治，或一百年前義大利人不能再容忍奧地利人的統治一樣。當地政府依靠外國的武器、顧問與資本，已不能得到民眾的認同，後來美國在越南也發現了這個道理。
因此，到了20世紀的最後二十年，歐洲地平線上的軍隊再次縮回到保衛自己領土的規模，當然，我們已看到，這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他們在社會與政治方面的問題同軍事問題一樣多。軍隊已不再像一百五十年前那樣被看作是國家驕傲的體現，是國家紋章中的主幹。上述高精度武器的發明逐漸使軍人成為技術專家，他們的戰鬥力主要依靠武器的威力而不是人的力量。雖然大陸國家仍保持著徵兵制，軍隊的核心都是掌握高技術的專家，這些專家都是從其他專業部門選拔來的，既不能輕易徵調，也不容易留祝再者，維持三十年和平的結果，就像拿破崙戰爭結束以後那樣，孕育出一代新人，他們對軍事不感興趣，他們輕視軍事的價值，把軍隊看作是大可懷疑、無法理解與不屑一顧的混合物。德國尤其如此，軍事傳統的榮耀己黯然失色，軍隊難以吸引青年人的興趣與支持。西方世界中那些在和平中誕生與成長，除了和平別的都未見過的新的一代，離開軍事十萬八千里，鑽進了衣著打扮、頭髮長度與休閒生活方式等等的瑣事中去了。看來自我選擇最明白不過的是去追求愛情而不是戰爭。他們當中，越有政治意識，越對政治與社會制度中的不平等十分反感；他們願意同外國人來往，看不到外面世界對他們有什麼危險的威脅。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參加了防衛工作，尤其是參與（或默許）把核武器用於大規模毀滅行動的，被民眾看作是政府從事非正義的罪惡活動的幫凶。
核時代的戰爭已無需徵調大量經過軍事技巧訓練與軍事學說教育的後備役官兵了。對軍事懷疑、冷漠、敵對的看法散播開來，雖然對西歐軍事力量並未立刻發生影響，但長期以往，必定要產生影響。看來，軍事部門的自信心有可能大大降低，並將增強反對大量軍事預算的社會勢力；而生產武器的費用增長又勢必迫使軍事部門要求增加預算。人們也許可以感到寬慰的是，經過一千年武裝衝突，歐洲已建立起這樣一個社會，這個社會已有了充分的安全感，可以不再理會傳統的戰爭價值，但這種感覺是完全靠不住的，因為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是如此地參差不齊、不可捉摸，那樣的自信將被證明是不成熟的。1945年以來，並未改變戰爭或戰爭威脅仍然是國家政策的有效工具這一定論。對待那些並未設置自身安全防備的民族來說，這樣的工具還的確會是非常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