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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案例值得特別一提。首先，戴維·拉姆齊提供了他傑出的父親——拉姆齊上將——的個人信件，包括一沓寄給拉姆齊夫人的家書，生動描繪了瀰漫在發電機室的那股孤注一擲的決心。其次，通過我的朋友普特曼（Sharon Putman）的接洽，史提爾太太貢獻了她勇敢的叔父——賴特勒中校（插rles Herbert Lightoller）——的一封書信。信中反映出小型船隻人員的精神，並且顯示賴特勒中校從未喪失他在“鐵達尼號”擔任二副時幫助他度過險境的熱忱。
敦刻爾克退伍軍人協會各個分會替我收集了許多第一手資料，為此，我特別感謝格拉斯哥分會的韋伯（W.C.Webb），以及斯托克分會的霍德爾（A.Hordell）。我也要對我的朋友古魯特（Edward de Groot）致謝，他讓我注意到了凡漢默上尉（Lodo van Hamel），他是拉姆齊救援船隊中唯一舉著荷蘭國旗的艦長。有關凡漢默的詳細資料，則由荷蘭皇家海軍部海軍歷史局卸任局長范奧斯唐中校（F.C.van Oosten）慨然提供。
在法國，我很幸運得到海洋博物館（Musée de la Marine）副館長埃爾維·卡拉斯的全力協助。卡拉斯是“美洲豹號”驅逐艦和“愛蜜莉德尚號”掃雷艦的倖存者，這兩艘船雙雙在敦刻爾克沉沒。除了親身幫忙，卡拉斯博士還借給我重要的法國檔案，並且安排了兩場關鍵訪談：一場跟奧方少將，他說明了達朗總部的想法；另一場則跟土魯斯-羅特列克中將，他描述了“熱風號”驅逐艦被擊沉的過程。我真希望卡拉斯還在世，能讀到我寫給他的衷心謝詞。
桑默斯（F.Summers，當時叫作費爾南·史奈德）讓我得以一窺法國拖網掃雷艦上另一個層面的有趣生活。桑默斯先生是敦刻爾克本地人，格外與眾不同。他一開始加入法國海軍參戰，最後從英國皇家海軍退役——總而言之，他提供了一個非常獨特的觀點。
在德國，我專注於訪談老飛行員，因為德國空軍的成敗攸關了敦刻爾克的命運。我覺得我的問題得到坦誠的答覆，為此，我深深感謝法爾克（Wolfgang Falck）、嘉蘭德和曼奈特（Hans Mahnert）。埃勒曼上校（Rudi Erlemann）在一九四〇年還是個小男孩，但是等到我逼著他幫忙時，他已經是德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空軍隨員。他對德國空軍的表現充滿了精闢見解。
至於德國的其他面向，我受惠於五十六步兵師的信號員費格納（Willy Felgner）；盧格海軍中將（Friedrich Ruge）一名睿智的老水手，對德國海軍的表現有深刻評論；戈培爾宣傳隊的攝影師施密特（Georg Smidt），以及曾經跟希特勒親口談論敦刻爾克事件的斯皮爾（Albert Spper）。斯皮爾不經意地提起，任何人若是以為希特勒有意“放英國人一馬”，那就太不了解元首了。
有關敦刻爾克的書面資料浩如煙海，幸運的是，有一大群工作認真的文件管理員和圖書館員隨時準備好協助有心研究的學者。在倫敦的帝國戰爭博物館，福朗克蘭博士（Noble Frankland）的熱心員工讓我覺得自己是他們的一分子。特殊藏品管理員蘿絲·庫姆斯（Rose Coombs）是無數美國研究員的女英雄，我也不例外。
海軍歷史分會的主管戴維·布朗（David Brown）熱忱歡迎我，他的助手瑟爾凱托小姐（M.Thirkettle）對於哪些船隻參與或沒參與敦刻爾克行動，具備了淵博的知識。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圖書館員安德魯·奈勒（Andrew Naylor），以及皇家空軍博物館的理察·布萊奇（Ri插rd Brech）都給了我許多有用的建議。
全英國各地各個軍團司令部的秘書都非常樂於幫忙。我尤其感謝冷溪衛隊的貝茨中校（F.A.D.Betts）、擲彈兵衛隊的林賽少校（Oliver Lindsay）、達勒姆輕步兵團的漢佛瑞中校（R.E.Humphreys）、格洛斯特軍團的雷迪斯中校（H.L.T.Radice），以及皇家愛爾蘭遊騎兵團的查爾利中校（W.R.H.插rley）。維多利亞女王步兵團協會的金恩小姐（E.M.Keen）不僅提供數據，還幫忙安排一場會議，讓我跟許多加來老兵見面會談。
在航海方面，敦刻爾克小型船隻協會一直積極幫助我辨認各種船隻。這個組織必定是全世界最不尋常的遊艇俱樂部：取得會員身份的是船，不是船主。通過協會的努力，一百二十六艘敦刻爾克小型船隻受到精心保存。協會的文件管理員約翰·奈特（John Knight）對這些船隻了如指掌，並且大方分享他的知識。在此特別向布雷馬爾號（Braymar）的船主哈利·摩斯（Harry Moss）致意，他招待我參加了一九七八年的試航晚宴。
我從塔夫造船廠之行得到了豐碩成果，得知這些小船是如何集結和分派人手。這個家族企業目前的老闆，羅伯特·塔夫（Robert O.Tough）百忙之中抽空翻出造船廠中有關撤退行動的檔案。我無法前往蒂爾伯利，但那並不妨礙蒂爾伯利承包集團的秘書塞吉維克（C.E.Sedgwick）幫忙，該公司有三艘疏浚船前往敦刻爾克，他大方地為我影印三位船長當年遞交的報告。
德國文件管理員跟他們的英國同行一樣有耐心且樂於助人。他們似乎怎樣都不嫌麻煩，毫不厭倦地找書和記錄供我閱讀。衷心感謝弗萊堡的德國聯邦軍事檔案庫、斯圖加特的當代史圖書館，以及慕尼黑的當代歷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等地方的傑出館員。科布倫茲（Koblenz）的聯邦檔案館擁有豐富的照片館藏，我也十分感激這裡的館員為我提供一切所需。
敦刻爾克退伍軍人協會各個分會替我收集了許多第一手資料，為此，我特別感謝格拉斯哥分會的韋伯（W.C.Webb），以及斯托克分會的霍德爾（A.Hordell）。我也要對我的朋友古魯特（Edward de Groot）致謝，他讓我注意到了凡漢默上尉（Lodo van Hamel），他是拉姆齊救援船隊中唯一舉著荷蘭國旗的艦長。有關凡漢默的詳細資料，則由荷蘭皇家海軍部海軍歷史局卸任局長范奧斯唐中校（F.C.van Oosten）慨然提供。
在法國，我很幸運得到海洋博物館（Musée de la Marine）副館長埃爾維·卡拉斯的全力協助。卡拉斯是“美洲豹號”驅逐艦和“愛蜜莉德尚號”掃雷艦的倖存者，這兩艘船雙雙在敦刻爾克沉沒。除了親身幫忙，卡拉斯博士還借給我重要的法國檔案，並且安排了兩場關鍵訪談：一場跟奧方少將，他說明了達朗總部的想法；另一場則跟土魯斯-羅特列克中將，他描述了“熱風號”驅逐艦被擊沉的過程。我真希望卡拉斯還在世，能讀到我寫給他的衷心謝詞。
桑默斯（F.Summers，當時叫作費爾南·史奈德）讓我得以一窺法國拖網掃雷艦上另一個層面的有趣生活。桑默斯先生是敦刻爾克本地人，格外與眾不同。他一開始加入法國海軍參戰，最後從英國皇家海軍退役——總而言之，他提供了一個非常獨特的觀點。
在德國，我專注於訪談老飛行員，因為德國空軍的成敗攸關了敦刻爾克的命運。我覺得我的問題得到坦誠的答覆，為此，我深深感謝法爾克（Wolfgang Falck）、嘉蘭德和曼奈特（Hans Mahnert）。埃勒曼上校（Rudi Erlemann）在一九四〇年還是個小男孩，但是等到我逼著他幫忙時，他已經是德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空軍隨員。他對德國空軍的表現充滿了精闢見解。
至於德國的其他面向，我受惠於五十六步兵師的信號員費格納（Willy Felgner）；盧格海軍中將（Friedrich Ruge）一名睿智的老水手，對德國海軍的表現有深刻評論；戈培爾宣傳隊的攝影師施密特（Georg Smidt），以及曾經跟希特勒親口談論敦刻爾克事件的斯皮爾（Albert Spper）。斯皮爾不經意地提起，任何人若是以為希特勒有意“放英國人一馬”，那就太不了解元首了。
有關敦刻爾克的書面資料浩如煙海，幸運的是，有一大群工作認真的文件管理員和圖書館員隨時準備好協助有心研究的學者。在倫敦的帝國戰爭博物館，福朗克蘭博士（Noble Frankland）的熱心員工讓我覺得自己是他們的一分子。特殊藏品管理員蘿絲·庫姆斯（Rose Coombs）是無數美國研究員的女英雄，我也不例外。
海軍歷史分會的主管戴維·布朗（David Brown）熱忱歡迎我，他的助手瑟爾凱托小姐（M.Thirkettle）對於哪些船隻參與或沒參與敦刻爾克行動，具備了淵博的知識。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圖書館員安德魯·奈勒（Andrew Naylor），以及皇家空軍博物館的理察·布萊奇（Ri插rd Brech）都給了我許多有用的建議。
全英國各地各個軍團司令部的秘書都非常樂於幫忙。我尤其感謝冷溪衛隊的貝茨中校（F.A.D.Betts）、擲彈兵衛隊的林賽少校（Oliver Lindsay）、達勒姆輕步兵團的漢佛瑞中校（R.E.Humphreys）、格洛斯特軍團的雷迪斯中校（H.L.T.Radice），以及皇家愛爾蘭遊騎兵團的查爾利中校（W.R.H.插rley）。維多利亞女王步兵團協會的金恩小姐（E.M.Keen）不僅提供數據，還幫忙安排一場會議，讓我跟許多加來老兵見面會談。
在航海方面，敦刻爾克小型船隻協會一直積極幫助我辨認各種船隻。這個組織必定是全世界最不尋常的遊艇俱樂部：取得會員身份的是船，不是船主。通過協會的努力，一百二十六艘敦刻爾克小型船隻受到精心保存。協會的文件管理員約翰·奈特（John Knight）對這些船隻了如指掌，並且大方分享他的知識。在此特別向布雷馬爾號（Braymar）的船主哈利·摩斯（Harry Moss）致意，他招待我參加了一九七八年的試航晚宴。
我從塔夫造船廠之行得到了豐碩成果，得知這些小船是如何集結和分派人手。這個家族企業目前的老闆，羅伯特·塔夫（Robert O.Tough）百忙之中抽空翻出造船廠中有關撤退行動的檔案。我無法前往蒂爾伯利，但那並不妨礙蒂爾伯利承包集團的秘書塞吉維克（C.E.Sedgwick）幫忙，該公司有三艘疏浚船前往敦刻爾克，他大方地為我影印三位船長當年遞交的報告。
德國文件管理員跟他們的英國同行一樣有耐心且樂於助人。他們似乎怎樣都不嫌麻煩，毫不厭倦地找書和記錄供我閱讀。衷心感謝弗萊堡的德國聯邦軍事檔案庫、斯圖加特的當代史圖書館，以及慕尼黑的當代歷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等地方的傑出館員。科布倫茲（Koblenz）的聯邦檔案館擁有豐富的照片館藏，我也十分感激這裡的館員為我提供一切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