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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永遠用得著有幫助的線索，幸運的是，大西洋兩岸有許多知情人士願意為我指點迷津。在英國，這支忠實的樂隊包括庫珀、科爾林（David Curling）、迪凡恩、霍夫（Dick Hough）、肯普（Peter Kemp）、勒溫（Ronald Lewin）、梅契爾（Roger Machell）、米德布魯克（Martin Middlebrook）、李察斯、羅斯基爾和索隆（Dan Solon）。在美國則有霍靈（Dolph Hoehling）、馬洪尼（Tom Mahoney）、米克（Sam Meek）、米德爾頓（Drew Middleton）、皮諾（Roger Pineau）、謝弗（Ed S插efer）、希布魯克（Jack Seabrook）、斯坦普（Bill Stump）和托藍。有些人（例如勒溫和托藍）中斷自己的寫作來幫助我——或許只有另一個寫作之人才能真正體會這是多大的犧牲。
有一項極不尋常的饋禮，值得在此特別一提。一九七〇年，已故的羅伯特·卡爾斯（Robert Carse）寫了Dunkirk-1940——一本包含許多第一手描述的有趣作品。讓我又驚又喜的是，十年後，卡爾斯先生的女兒珍妮·米契爾（Jean Mitchell）及一位家族朋友——退役的美國海軍中將高登·麥克林托克（Gordon McLintock），把卡爾斯先生的筆記以及他跟許多敦刻爾克參與者往來的書信轉交給我。雖然這些數據最後沒有出現在這本書中，但卻提供了極其珍貴的事件背景，並有助於核實我自己的數據源。我深深感激米契爾小姐和麥克林托克將軍的細心周到。
還剩下長期直接參與這項寫作計劃的人。瑪莉耶爾·霍夫曼（Marielle Hoffman）擔任我的法文翻譯，完成了種種壯舉。德文翻譯卡蘿拉·吉利許（Karola Gillich）也是一樣。我還虧欠我的朋友羅蘭·豪瑟（Roland Hauser）許多，他替我掃描德國媒體在一九四〇年的敦刻爾克報導，並且承擔多項特別研究任務。
在英國，卡羅琳·拉肯（Caroline Larken）非常擅於安排訪問，進行查核，並且幫助我篩選媒體。亞歷山大·彼得斯（Alexander Peters）幫忙在國家檔案局搜羅數據。蘇珊·查德維克（Susan 插dwick）有效率地處理湧進企鵝出版集團（Penguin）的數據。我在那裡的編輯——艾里歐·高登（Eleo Gordon）——則不斷提供超出他責任範圍的服務。
在紐約，史考特·薩普利（Scott Supplee）原本前來此處是打算寫一部短篇小說集的，後來卻成了這座城市中、關於英國軍團歷史的最權威著作。普雷斯頓·布魯克斯（Preston Brooks）的父親曾在一九六〇年替我進行研究工作，如今他克紹箕裘；他的流利法語偶爾也在關鍵時刻派上用場。派翠西亞·希斯坦（Patricia Heestand）不僅完成她負責的研究工作，還擔起了彙編貢獻者名單與索引的重責。科林·道金斯（Colin Dawkins）提供他的銳利眼光，幫忙遴選和安排插圖。而我在維京出版社（Viking）的編輯艾倫·威廉斯（Alan Williams）則始終保持耐心，他的意見永遠鞭辟入裡。
最後，有一些人幾乎成天與這本書為伍。桃樂絲·赫芙琳（Dorothy Hefferline）負責處理大量的書信往來，並且幫忙應付各式各樣可怕的緊急狀況。長期受苦受難的佛蘿倫絲·加拉格爾（Florence Gallagher）負責破譯我難辨的字跡，她已有三十四年的資歷，有資格贏得一枚獎章。
儘管這些人貢獻卓著，但若非後面這份名錄中的參與者予以配合，這本書就不會存在。他們不需要為我的錯誤負責，然而對於敦刻爾克在那難忘的一九四〇年春天展開的事件，不論這本書提出了怎樣的新觀點，功勞全歸於他們。
貢獻者名單
《敦刻爾克》，大體上是由英國軍人、水手、飛行員和平民百姓攜手締造出來的，因此，這本書也仰賴同樣的組合才得以完成。所有貢獻者依字母順序排列，不論軍階和頭銜。如果我們曾收到數據，也會列出人物的退役軍階與頭銜。
我們在每一個名字的後面列出參與者的小隊或軍種，以便理解人物的觀點，適當時候也會列出船舶名稱。少數幾位參與者已不在人世，其敘述是由家屬提供，我們在這些名字上打星號以茲辨別。
有一項極不尋常的饋禮，值得在此特別一提。一九七〇年，已故的羅伯特·卡爾斯（Robert Carse）寫了Dunkirk-1940——一本包含許多第一手描述的有趣作品。讓我又驚又喜的是，十年後，卡爾斯先生的女兒珍妮·米契爾（Jean Mitchell）及一位家族朋友——退役的美國海軍中將高登·麥克林托克（Gordon McLintock），把卡爾斯先生的筆記以及他跟許多敦刻爾克參與者往來的書信轉交給我。雖然這些數據最後沒有出現在這本書中，但卻提供了極其珍貴的事件背景，並有助於核實我自己的數據源。我深深感激米契爾小姐和麥克林托克將軍的細心周到。
還剩下長期直接參與這項寫作計劃的人。瑪莉耶爾·霍夫曼（Marielle Hoffman）擔任我的法文翻譯，完成了種種壯舉。德文翻譯卡蘿拉·吉利許（Karola Gillich）也是一樣。我還虧欠我的朋友羅蘭·豪瑟（Roland Hauser）許多，他替我掃描德國媒體在一九四〇年的敦刻爾克報導，並且承擔多項特別研究任務。
在英國，卡羅琳·拉肯（Caroline Larken）非常擅於安排訪問，進行查核，並且幫助我篩選媒體。亞歷山大·彼得斯（Alexander Peters）幫忙在國家檔案局搜羅數據。蘇珊·查德維克（Susan 插dwick）有效率地處理湧進企鵝出版集團（Penguin）的數據。我在那裡的編輯——艾里歐·高登（Eleo Gordon）——則不斷提供超出他責任範圍的服務。
在紐約，史考特·薩普利（Scott Supplee）原本前來此處是打算寫一部短篇小說集的，後來卻成了這座城市中、關於英國軍團歷史的最權威著作。普雷斯頓·布魯克斯（Preston Brooks）的父親曾在一九六〇年替我進行研究工作，如今他克紹箕裘；他的流利法語偶爾也在關鍵時刻派上用場。派翠西亞·希斯坦（Patricia Heestand）不僅完成她負責的研究工作，還擔起了彙編貢獻者名單與索引的重責。科林·道金斯（Colin Dawkins）提供他的銳利眼光，幫忙遴選和安排插圖。而我在維京出版社（Viking）的編輯艾倫·威廉斯（Alan Williams）則始終保持耐心，他的意見永遠鞭辟入裡。
最後，有一些人幾乎成天與這本書為伍。桃樂絲·赫芙琳（Dorothy Hefferline）負責處理大量的書信往來，並且幫忙應付各式各樣可怕的緊急狀況。長期受苦受難的佛蘿倫絲·加拉格爾（Florence Gallagher）負責破譯我難辨的字跡，她已有三十四年的資歷，有資格贏得一枚獎章。
儘管這些人貢獻卓著，但若非後面這份名錄中的參與者予以配合，這本書就不會存在。他們不需要為我的錯誤負責，然而對於敦刻爾克在那難忘的一九四〇年春天展開的事件，不論這本書提出了怎樣的新觀點，功勞全歸於他們。
貢獻者名單
《敦刻爾克》，大體上是由英國軍人、水手、飛行員和平民百姓攜手締造出來的，因此，這本書也仰賴同樣的組合才得以完成。所有貢獻者依字母順序排列，不論軍階和頭銜。如果我們曾收到數據，也會列出人物的退役軍階與頭銜。
我們在每一個名字的後面列出參與者的小隊或軍種，以便理解人物的觀點，適當時候也會列出船舶名稱。少數幾位參與者已不在人世，其敘述是由家屬提供，我們在這些名字上打星號以茲辨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