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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發生了一場令人目瞪口呆的爭吵，一群中國官員撲向來者強把他們拉去見皇上。有人推他們；有人硬拽著他們的胳膊往前拉；到處喊成一片。阿美士德抵擋著，藉口疲勞、衣冠不整、時間太晚，抗議對使節動武；他說他拒絕叩頭，最後要求大家走開。他的抵抗被匯報上去，龍顏大怒，要他立刻離京。就在當夜，使團就不得不走上歸途。
無法說的是一個蠻族的使臣竟拒絕叩頭。連使臣會有這種念頭這一點也說不出口。官方的說法找了另一個把他們趕走的理由。這份詔書是為檔案館寫的，供後世了解情況：
朕傳旨開殿，召見來使。和世泰初次奏稱不能快走，俟至門時再請。二次奏稱正使病泄，少緩片刻。三次奏稱正使病倒，不能進見：即諭以正使回寓賞醫調治，今副使進見。四次奏稱副使俱病，俟正使痊癒後，一同進見。中國為天下共主，豈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國，不治重罪。
準是怕英國人報復才這樣做。應該糾正違背禮儀的事。只有無知的夷人才會犯錯誤。現在把他驅逐出去，但皇恩浩蕩，並沒有給他們別的懲罰。
相反，國公卻受到了處分，是他讓皇上遭到了羞辱。隨同的官員被革職查辦。按習慣做法，誰出了不好的建議就要付出代價：僕人哪能超越主子的意志？這是事後讓英國人感到滿足的做法。
撤出中國
去的路途很艱苦；歸途更是遭了殃：路的情況、中國人經常不知趣、陪同人員公然表示出敵意。甚至發現有人下令讓乞丐坐在隊伍經過的路上。埃利斯說這些人"到處亂鑽，髒不可耐，處於半野蠻狀態，身上帶臭蒜味，擠著坐在又髒又破的床單上。"
他們走的幾乎是馬戛爾尼的原路，但主要是走陸路。他們比1793年更感到中國人態度傲慢並無法表現自己國家的強盛。微笑政策被斥罵政策所替代。這次"撤出中國"整整花了4個月零8天。
皇帝給攝政王的信在廣州按習慣的隆重方式交給了使團，但並沒有開闢新的前景："嗣後毋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但能傾心效順，不必歲時來朝，如稱問化也。俾爾永遵，故茲敕諭。"
然而同1794年一樣，因為擔心產生不良後果，中國人頒布了幾個有利於歐洲人經商的地方性法規。埃利斯寫道：在黃埔，"阿爾賽斯特號船員高呼三聲烏拉，這使使團的所有成員都激動得流出了眼淚。"
在澳門，奇怪的是兩廣總督讓他的部隊跨過了隔離半島的工事，中國士兵竟在1817年1月28日來歡送勳爵動身。
另一個安慰的舉動來自特別委員會，就是說來自主張保持尊嚴的斯當東："閣下受到的待遇和對方中止談判的蠻橫態度令我們也感受到侮辱。但我們要為後來發出的上諭向大人表示祝賀。這些諭旨表現了後悔之意，一位專制君主能這樣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事。"他在信的結尾處又說明了自己的主張：在中國，"屈服只能導致恥辱，而只要捍衛的立場是合理的，態度堅決卻可以取勝"。
這樣的語言，我們在23年後鴉片戰爭前又將在同一位托馬斯·斯當東的嘴裡聽到。
第八十五章 聖赫倫那島上戰俘的忠告
（1817年6－7月）
在歸程中，阿美士德在聖赫倫那島停泊。同馬戛爾尼一樣，但在兩次遣使期間，島上多了一位不朽的人。
1817年3月，拿破崙就得知使團將要到達。這一消息在他身上又產生了早就存在的對東方的幻想，中國在其中占據了一定的地位。他生性對一切都好奇，8年以前，即1809年，就決定要出版一本中－法－拉丁文詞彙。他委託編寫這本詞典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們在廣州的觀察員、剛出版了《北京之行》一書的路易－克雷蒂安·德·吉涅。
他也沒有忘了1811年勒努阿爾·德·桑德－克魯瓦給他的一篇文章。作者在4年的旅行途中到過廣州，在那裡遇見了托馬斯·斯當東。在文中他建議派一個使團到北京，以"重振法國革命前在那裡享有的威信"。使團應"讓中國人了解陛下的豐功偉績；提出不讓英國人在中國經商；因為中國政府蔑視經商的民族，使團要由軍人和學者組成，這樣便能受到較好的接待。"桑德－克魯瓦說明：俄國使團未被接見乃是因為他們在禮儀上有不恰當的要求。法國使團應經西伯利亞到達北京：考慮到大陸封鎖，沙皇不會拒絕他們通過。第二年夏天，不是一個使團，而是帝國的大軍進入了俄國。
拿破崙猜到英使會要求見見自己這頭被俘的老鷹。他用了3個月來準備這次訪問。他讀了--或重讀了--馬戛爾尼使團的紀實。
阿美士德寫道："我很想去長林波拿巴的寓所表示我的敬意。"根據英國習慣，他一直稱囚徒為波拿巴；當他用"皇帝"一詞時，總是出自拿破它的夥伴嘴裡並加上了著重號，像是要強調用得不合時宜。
兩位奇人見面了。阿美士德對一位震撼了歐洲的人感到好奇。拿破崙則對某天會讓世界震撼的國家感到好奇。
囚徒很快就會養成自言自語的習慣。在接見阿美士德之前，拿破崙已經對中國有了某種看法；他不斷地對他的流放夥伴談起：他夢想天朝壓壓英國的傲氣，替他報仇。從滑鐵盧以來才過去了兩年零十天--這天是1817年6月28日。拿破崙在尋找納方西斯之路。而英國人對被他們打垮的這位科西嘉將軍的全球性復仇願望是否在乎呢？
無法說的是一個蠻族的使臣竟拒絕叩頭。連使臣會有這種念頭這一點也說不出口。官方的說法找了另一個把他們趕走的理由。這份詔書是為檔案館寫的，供後世了解情況：
朕傳旨開殿，召見來使。和世泰初次奏稱不能快走，俟至門時再請。二次奏稱正使病泄，少緩片刻。三次奏稱正使病倒，不能進見：即諭以正使回寓賞醫調治，今副使進見。四次奏稱副使俱病，俟正使痊癒後，一同進見。中國為天下共主，豈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國，不治重罪。
準是怕英國人報復才這樣做。應該糾正違背禮儀的事。只有無知的夷人才會犯錯誤。現在把他驅逐出去，但皇恩浩蕩，並沒有給他們別的懲罰。
相反，國公卻受到了處分，是他讓皇上遭到了羞辱。隨同的官員被革職查辦。按習慣做法，誰出了不好的建議就要付出代價：僕人哪能超越主子的意志？這是事後讓英國人感到滿足的做法。
撤出中國
去的路途很艱苦；歸途更是遭了殃：路的情況、中國人經常不知趣、陪同人員公然表示出敵意。甚至發現有人下令讓乞丐坐在隊伍經過的路上。埃利斯說這些人"到處亂鑽，髒不可耐，處於半野蠻狀態，身上帶臭蒜味，擠著坐在又髒又破的床單上。"
他們走的幾乎是馬戛爾尼的原路，但主要是走陸路。他們比1793年更感到中國人態度傲慢並無法表現自己國家的強盛。微笑政策被斥罵政策所替代。這次"撤出中國"整整花了4個月零8天。
皇帝給攝政王的信在廣州按習慣的隆重方式交給了使團，但並沒有開闢新的前景："嗣後毋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但能傾心效順，不必歲時來朝，如稱問化也。俾爾永遵，故茲敕諭。"
然而同1794年一樣，因為擔心產生不良後果，中國人頒布了幾個有利於歐洲人經商的地方性法規。埃利斯寫道：在黃埔，"阿爾賽斯特號船員高呼三聲烏拉，這使使團的所有成員都激動得流出了眼淚。"
在澳門，奇怪的是兩廣總督讓他的部隊跨過了隔離半島的工事，中國士兵竟在1817年1月28日來歡送勳爵動身。
另一個安慰的舉動來自特別委員會，就是說來自主張保持尊嚴的斯當東："閣下受到的待遇和對方中止談判的蠻橫態度令我們也感受到侮辱。但我們要為後來發出的上諭向大人表示祝賀。這些諭旨表現了後悔之意，一位專制君主能這樣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事。"他在信的結尾處又說明了自己的主張：在中國，"屈服只能導致恥辱，而只要捍衛的立場是合理的，態度堅決卻可以取勝"。
這樣的語言，我們在23年後鴉片戰爭前又將在同一位托馬斯·斯當東的嘴裡聽到。
第八十五章 聖赫倫那島上戰俘的忠告
（1817年6－7月）
在歸程中，阿美士德在聖赫倫那島停泊。同馬戛爾尼一樣，但在兩次遣使期間，島上多了一位不朽的人。
1817年3月，拿破崙就得知使團將要到達。這一消息在他身上又產生了早就存在的對東方的幻想，中國在其中占據了一定的地位。他生性對一切都好奇，8年以前，即1809年，就決定要出版一本中－法－拉丁文詞彙。他委託編寫這本詞典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們在廣州的觀察員、剛出版了《北京之行》一書的路易－克雷蒂安·德·吉涅。
他也沒有忘了1811年勒努阿爾·德·桑德－克魯瓦給他的一篇文章。作者在4年的旅行途中到過廣州，在那裡遇見了托馬斯·斯當東。在文中他建議派一個使團到北京，以"重振法國革命前在那裡享有的威信"。使團應"讓中國人了解陛下的豐功偉績；提出不讓英國人在中國經商；因為中國政府蔑視經商的民族，使團要由軍人和學者組成，這樣便能受到較好的接待。"桑德－克魯瓦說明：俄國使團未被接見乃是因為他們在禮儀上有不恰當的要求。法國使團應經西伯利亞到達北京：考慮到大陸封鎖，沙皇不會拒絕他們通過。第二年夏天，不是一個使團，而是帝國的大軍進入了俄國。
拿破崙猜到英使會要求見見自己這頭被俘的老鷹。他用了3個月來準備這次訪問。他讀了--或重讀了--馬戛爾尼使團的紀實。
阿美士德寫道："我很想去長林波拿巴的寓所表示我的敬意。"根據英國習慣，他一直稱囚徒為波拿巴；當他用"皇帝"一詞時，總是出自拿破它的夥伴嘴裡並加上了著重號，像是要強調用得不合時宜。
兩位奇人見面了。阿美士德對一位震撼了歐洲的人感到好奇。拿破崙則對某天會讓世界震撼的國家感到好奇。
囚徒很快就會養成自言自語的習慣。在接見阿美士德之前，拿破崙已經對中國有了某種看法；他不斷地對他的流放夥伴談起：他夢想天朝壓壓英國的傲氣，替他報仇。從滑鐵盧以來才過去了兩年零十天--這天是1817年6月28日。拿破崙在尋找納方西斯之路。而英國人對被他們打垮的這位科西嘉將軍的全球性復仇願望是否在乎呢？